追寻意趣·彰显伦理·立言建树

卓越的文学研究者不仅具有突出的发现問题、阐发问题、解释问题的能力，而且在长期研究中往往形成独特的个性。近三十年曾多次拜见杨承祖先生于海峡两岸唐代文学、文化研究会议，对其所发表的观点留下很深的印象。近期通读《杨承祖文录·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不唯进一步了解了先生的突出建树，亦知其研究方法与学术个性。

一、 “追寻答案的乐趣”

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兴趣”不但能够发现和导入“问题”，而且能够产生研究动力。杨先生《作品考析与作家体认》一文可以看作他四十年研究的自我总结，除“留心传统的义例”等外，特提出“追寻答案的乐趣”话题。其云：“学问中永远有问题，运用各种方法追寻答案是学术工作者的天职，也是工作动力的源泉，得到答案的乐趣，更是工作上的无价报偿。尤其是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作者有心隐晦，使人莫得其解，便成了文史工作者的考验。不过我相信从事研究的人，都会因为挑战的鼓舞，困心衡虑，苦而不厌，乐而不疲。尤其从看似无关的材料中，得到可以开启迷库的钥匙，更是令人兴奋。”

这段经验之谈可视为“意趣动力论”。唐代作家及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今千余年，在特定历史背景中书写，作者“有心隐晦”乃常情，而文献湮没使本相难明更为常见。真实的答案是否能够完全揭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只有“追寻”才有可能揭开迷障找到答案。“追寻”不但需要精力和方法，更需要“趣感”驱动。

杨先生“追寻”之“趣”体现在宽视野与纵深度两个方面。他的唐代文学研究是从元结入手的，元氏的相关文献遗存尚属较多，故难度不在于收集梳理，而在于对现有文献的用心思考，追觅其人生轨迹。这方面作家生平与交游的考证是首要工作，杨先生先后作有《元结年谱》《元结年谱辨证》《元结文学交游考》《元结作品年表》。拓展开来与元结关涉的人物生平实证性研究尚有《苏源明行谊考》《李华系年考证》《李华江南服官考》等。可以说元结生平大节已相当明了，许多细节得到揭示，一些隐微亦得以抉发。在研究中他充分注意并适当汲取了孙望先生的成果而自成一家，两者相同之处乃不得不同，相异之说则可以并存。元结生平与文本之实证研究，二家厥功俱伟。

研究向深度探寻，需要过细处理文献史料的细节，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杨先生的探寻往往表现为一种“追问”的姿态。《李华江南服官考》是一篇很有见解的论文，因“李华既贬江南，其后出处，史书所载不齐”，故其考辨用功甚深。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华因受伪职被贬杭州“丁母丧后”的出处行藏。对此他连续提出一系列问题：“丁母丧后，屏居之意义如何？屏居之暂久如何？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是否果未拜官？补阙如未拜官，如何更加司封？‘玺书连征是何时事？是否召为补阙、司封时事？何以不愿入京‘司言？除自恨失节不可荷君之宠外，有无其他可能之原因？既不愿入就京职，何以又入李岘幕为从事？其出处与李岘有何倚伏之关系？李华最后去官，除病风痺外，有无其他可能之原因？”这里将一个论题所包含的、关联的问题连环式地剔发出来，据此进一步作分肌擘理的讨论，得出李华“江南服官”与李岘个人关系密切之结论，就有了顺流直下之感，其结论自也可信。

不仅在实证性论文中可见杨先生“追问”的姿态和“求答”的乐趣，思考学理性问题亦同样如此。《论唐代文学复古的诗文异趋》是一篇思辨色彩较强的论文，全文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何以”。总的问题是：“何以复古最先不分诗文，同时俱进，而后来发展则分途异趋？”继而分而论之，引出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提问是不断的，往往与研究过程的展开同步——他是沿着问题、超越问题最后走向结论。

通读杨先生的论著可以看出，一旦进入研究状态，他总能激发出一种纯粹学者的情绪，与这种情绪伴随的是敏锐与智慧。无论搜讨遗佚，编削讹谬，考索文学史料中一言之错互，一字之异同;或引经据典，思辨阐述，论证唐代文学史一家之地位，一时之风尚，其提出问题与追寻答案，既是学术探索，也是精神梯航。在学术世界日益世俗化、工具化的当下，这种“因为挑战的鼓舞，困心衡虑，苦而不厌，乐而不疲”的精神境界尤其珍稀，令人追慕感怀。

二、 伦理向度的学术批评

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同样需要追寻的兴趣、客观的答案，但有所不同的是，选择什么问题，得出何种解释，是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情感倾向、表现出某种伦理向度的。陈尚君教授谓：“先生开朗健谈，凡学人造述之得失，同人荣悴之往事，皆有述及;至感念时政，每忧形于色，任气慷慨，呜咽叱咤，时露英雄本色。”（《序》）可知杨先生是一位有忧患意识且道德情感鲜明的学者，故其在研究中相当注重伦理性、道义感。

《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中相当一部分论文都可归之于文学“外部研究”，即讨论作家、作品与人格、社会的关系，而非文人之艺术修养与作品的艺术构成。其代表性论文有《由天宝之乱论文人的运遇操持》《论张九龄的完型人格及其影响》《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讨》《从世故与真淳论杜甫的人格性情》《由〈质文论〉与〈先贤赞〉论李华》《元结作品反映的政治认知》《元结的淳古论与反主流》等。这些文章据题已可见情感所向了。《由天宝之乱论文人的运遇操持》一文开宗明义提出：“文章能令作品声名远飏，甚至不朽，而作者立身的节概、抱负之始终何如，也最为诵其诗、读其文者所关注。”这体现了杨先生的核心观点，可见其关注“运遇”，更重视“操持”。文章对安史之乱中文人际遇作了较具全景式的勾勒，重点叙述了天宝十五载至代宗初年郑虔、王维、李华、李白、高适、岑参、杜甫、元结、独孤及九人的行迹，对何人受伪职、何人得免、何以得免等逐一分析，并归纳出种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笔下不无婉讽，但人情通达，对“灾难时代文人的荣辱得丧”有同情之理解。

杨先生心目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乃张九龄，《论张九龄的完型人格及其影响》一文中对之以“完型人格”称之，其笔染浓情地赞扬道：“曲江公张九龄垂范千古，令人崇敬，功业文学，都有极高的表现，道德风操，殆臻于完贤之境，对于当时后世，影响深远。”文章分析曲江公“完贤”人格铸成及其表现，“忠鲠而不自谋”，“忠谨谋国”，“不肯揣摩上意，但求保持禄位而已”，“有谏君的勇气”，“有重臣良相的风骨”，“坚贞之外，亦复谦和中庸”，“蕴藉有风度，足见于温良恭谨让颇下涵养功夫”，对“家人朋友的感情敦厚而深挚”。由人及诗，谓九龄诗风开清淡一派，便显得情理允洽。

《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中专门讨论到的唐文学作家有杨炯、张九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元结、李华、苏源明、武元衡等十多位，而重点在盛中唐之交，于元结、杜甫、李华着力最多，其中元结几乎可以看作除张九龄之外的另一个近于完型的人格形象。

元结研究是杨先生于有唐一代关注最早、持续最久、建树也最大的一个课题。他何以对这位诗人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自然因元氏在盛中文学转关之际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其“反主流”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具有诗史意义，但同时也与元结人格形象有关。元结宗兄德秀，“当时最受清流尊敬，仰为贤人，元结在人格、事业和文学上都受到极大影响”。

与元结生平行履关系密切者，除元德秀外则属颜真卿与吕諲。前者曾为元结将《大唐中兴颂》摩崖于浯溪，元结卒后为撰《元君表墓碑铭》，可见相契;后者是元结上元年间入幕荆南的幕主，吕氏病逝，元结知府事，料理其身后，亦见忠悃。在研究元结与二人关系时，杨先生注重说明颜真卿为“非常正直的道德之士，唐室最受崇敬的忠鲠之臣”;而吕諲则是“立身无私，历官清俭，身没之后，家无馀财”;“人将得于公而公忘其所得”。可见伦理道德始终是杨先生研究的主线，也是解释人际关系的关键。正是透过这一视窗，杨先生看到元结编纂《箧中集》，主旨是“反诗界主流”而倡导古朴诗风，思想根柢则在于七位诗人名位不显，有“正直、忠信、仁让”的人格。

如果我们从伦理向度上考察杨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话，不能不注意他的杜甫批评。自五代孟启在《本事诗》中将杜诗譽为“诗史”，宋代出现“千家注杜”之后，杜甫高居“诗圣”地位，后代虽不乏对其人其诗的批评，尤其明末清初杨慎、王夫之等人反省性议论颇见锋芒，但随着明清易代，山飞海立，文人需要藉老杜忧国怀抱抒发自我心绪，除了对“注杜”的学术争议外，关于杜甫的人格特征就很少涉笔了。

收录于《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中有关杜甫的论文，《从世故与真淳论杜甫的人格精神》《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讨》应予注意。他认为“论者多从‘真淳一面体认杜甫，很少客观冷静地注意他的‘世故”。对于杜甫人格中伟大精诚的不朽部分“如过度的纯化美化，也反而可能掩盖他真生命的呼吸脉动，真情感的忧苦悲辛。‘世故不能算是一种懿行，也谈不上惭德;是人情练达，处事圆通，有时也是俯仰逐势，徇俗自保。常人应世接物，多少都会有这种态度，甚至古圣先哲，也往往不免”。这是于学理、于人情都很圆融允当之论。他主要就两方面展开讨论：一是谋生求售之时，权宜委婉以乞助;二是危疑恐惧之际，戒惧退谨以避祸。

关于第一点，大陆学者多有讨论，体谅有加;第二点则较少论及，颇新人耳目。杨先生主要就“杜甫入蜀以后‘世故确乎渐深”展开，其中有可商榷之处，但总体而言不无根据，可成一家之言。值得欣赏的是，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态度与立场：“杜甫性情之‘真淳，表现于忠恳、义直、仁民、爱世，论者于此，盖无异辞。现在论其亦深于‘世故，或者不为瓣香少陵所乐闻。其实‘真淳之于‘世故，犹如体用表里，‘真淳为体，而‘世故为用。杜甫能为‘世故，并非谓其‘真淳即虚伪不实。”此论十分通达，既拓展了对杜甫人格行谊讨论的空间，又求仁得仁，使其成为“人世间”的真实存在。

三、 揣摩文本而立言建树

客观来说，杨承祖先生那一辈学者由于条件的限制，所能够获取的唐代历史、文化、文学文献比较有限，尤其对这些年引入和发现的颇有价值的域外文献、出土文献都无从利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研究中立言建树，主要依凭精熟四部，通经贯史，对学术之道有整体性把握，并具有深厚的文献训读、阐释能力。至于如何潜入文本深处，其功则在揣摩、默察、体悟。

在《作品考析与作家体认》中他专立一节谈“揣摩作者的文辞”问题，强调“研究作家作品，一字一句都不能放过”，发现问题应“停下来慢慢思考”。他特别从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拈出“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一句讨论元结与杜甫的关系。关于二人交往的文献史料不多，要回答为什么杜甫称美元诗“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却又不愿将美意寄达元结，并非易事。他从“天宝六载，有诏命通一艺以上者诣京师就选，元结与杜甫同时应举，又都隶属河南府，同到京师。因为李林甫弄权，当时举人无一人及第。杜甫自此留居长安，而元结则在返乡之前作了《喻友》”一事入手，得出二人“不能或不复相友”的看法。我想，这未必是最后的结论，但从其举证史实和论述逻辑来说，应该承认其“揣摩”是可以成立的，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析。

《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讨》是“对东川奔走真相的解释”，这是一篇“立言意识”很强的论文。他针对学界意见提出：“杜甫去居东川有更深于随遇漂泊的动机。”对相关文本（杜甫本人以及其他有关文献）细加阅读分析后他设为三问：（一） 杜甫送严武之行，何以远至三百里？友情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二） 徐知道之乱平定以后，杜甫何以不回成都而移居东川？难道依靠东川州郡，胜于故人高适？（三） 杜甫广德元年冬中离开梓州，说要东下吴楚，何不东南直经遂州、合州，由渝州沿江出峡，而转走东北三百里的阆州？杨先生根据大量史料考证“杜甫与房琯、严武集团的关系”，提出“杜甫留居东川也可能是严武或者房琯集团有意的布置”这一观点。杜甫蜀中生活包括留居东川的行履，是诗人后期相当重要的经历，“房琯、严武政治集团”是否存在，杜甫移居东川是否出于政治经验和集团关系考量，讨论的空间很大，但他对史料搜集与解读既勤且细，其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房、杜关系的细部尚有不少问题，《旧唐书·杜甫传》认为二人有“布衣相善”之缘，先生则认为“琯长杜甫十五岁，其授馆在开元十二年（724），时杜甫仅年十三，不及为‘布衣交甚显”。此类具体问题的辨析，对体认杜甫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杨先生所撰唐人《年谱》《系年》《行谊》较多，自然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元结年谱》《元结年谱辨证》学术贡献最大，《杨炯年谱》《张九龄年谱》《新订孟浩然事迹系年》《苏源明行谊考》《李华系年考证》等各具造诣，其中《杨炯年谱》值得一提。该谱作于1975年，此前只有闻一多1931年撰《初唐四杰合谱》，初成梗概，且流传未广。杨先生之《杨炯年谱》具有原创意义，杨炯生平与交游以之得明。1978年以后，两岸学术讯息逐渐相通，1980年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及《卢照邻杨炯简谱》面世，1993年张志烈先生出版《初唐四杰年谱》，其他大陆学者关于杨炯生平研究的成果亦复不少，众说多歧，杨先生皆得阅读并谦慎斟酌，取之数端以补旧谱之失，使其《谱》更加完善。

顺便说到，现在印行的《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中若干年谱和论文，多数写于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渠道开通以后，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参照或汲取了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宏览博识，善于汲取是一个方面;烛照洞明，能够坚持学术立场又是一个方面。从学术个性与风格来看，杨先生是一位“坚持”性相当强的学者，而正是这种“坚持”，使他在一系列研究中设论立言，取得了卓越建树。

杨承祖先生的学术研究所涉甚广，从《诗经》《文选》、宋词到现当代海内外作家、作品皆有论述，精彩纷呈，而其主要研究范围集中于唐代文学。他一直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学术功力深厚，文字气象雄峻，为两岸学者钦慕。诚然，其寻绎文本中的微意隐旨，时或求之过甚;对作家批评与回护，时或为感情所牵;使用文献史料，亦偶有顾此失彼的瑕疵。但无论如何，先生站立之高，格局之大，成就之巨，为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唐代文学学术史上占有显重地位。先生立诚为文，将沾溉学林久远，则必无疑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