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写本漫谈

首先我声明，我不能书法，也不懂书法。但书法写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写本，为了谈写本，就要涉及书法。1996年，八十高龄的先师郭晋稀先生登上我五楼的小室，送我一幅他刚刚书写的诗作《至汨罗吊屈原》：“南游端为吊灵均，同是天涯沦落人。江汉孤魂应识我，国家多难每思君。满腔幽愤宁辞死，一派清流遂托身。怕听柳阴槐影里，至今渔唱亦伤神。辛未南归，端午至汨罗吊屈原，录与俊琏仁弟共赏。郭晋稀。”郭师不善书，但他的老师杨树达、曾运乾先生皆能书，尤其是曾先生的书法，源于碑体，融铸黄山谷笔意，自成一家。我当时问老师，入门应当读哪种书法著作，他说：“我的老师钱基博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认为古书浩博而无涯，初学者无以窥其门径，于是他把近代（按，钱氏的‘近代指清代以来）以来博综群书、鉤提玄要，有条贯以启示途辙的书，选择了十三种。其中论书法艺术者是康有为著的《广艺舟双楫》。钱先生说：南海圣人，天挺霸才，高掌远跖，以其余事论书，洞明正变，虽语不经，目光如炬，信足以开拓心胸。”按照老师的指导，我随后借来康氏的《广艺舟双楫》，于《原书》《尊碑》《体变》《分变》等节粗略一过，掩书而叹者三！康有为真不愧是一代雄杰，他不仅有《新学伪经考》这样石破天惊的著作，在书法理论上也独树一帜。在清代中叶书法家厌倦馆阁体，因以迁怒于二王、欧虞、赵董之时，他推波助澜，高扬尊碑大旗，以奇逸恣肆的书风，影响了一代风气。康氏虽汪洋恣肆，然而他是在奇逸中寻找法则，这个法则，以“正”为其核心。书法之“正”，我牢牢地记住了。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法则。既然是汉字的书写法则，那么它必定要遵循汉字的形体特点、结构章法和笔势笔意来进行，使之成为既守矩矱又合法度的典雅优美之艺术。《说文解字叙》说：“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所谓“如也”，就是按照汉字的本来样子书写。“书”之为“法”，当以此为根本。汉字虽几经变化，但皆以形为主。形者，诉诸于目也。但从源流变迁来讲，汉字及其书写有两个特点：其一，汉字的神圣性;其二，汉字书写评论的玄学性。

先说汉字的神圣性。文字是从神堂走向世俗的，文字的产生是为了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文字是一种神圣的符号。《淮南子》上说黄帝史臣仓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这当然是因袭《周易系辞》的说法，说他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这是古人对汉字产生的一种自以为真实的描述，是浸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体悟。因为，汉字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沟通人和神的神秘符号。唐代精通绘画和书法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解释“天雨粟，鬼夜哭”时说：“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文字的出现，让造化不能藏其神秘，让魑魅魍魉无处隐形。所以，最早的文字，是奉献给神灵的。甲骨卜辞，占事完毕即深埋地下;而深埋的过程，应当有一个神圣的仪式。西周的金文，铸造在钟鼎彝器上。彝器中的少牢、太牢在熊熊火苗中沸腾，热气腾腾的馨香袅袅上升，“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诗经·大雅·生民》）。随着钟鸣的声韵，传递给“上帝”的，不仅是馨香和乐音，更有其上铸刻的文字：它们把人间的祝福、生者的赞颂一同奉献给了先祖神灵。

如果我们越过甲骨文、金文，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各种刻画符号，其文字的神性更是显示无疑。比如，西安半坡、姜寨、甘肃大地湾、青海乐都等地发现的距今大约6000年的抽象陶器刻画类符号，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郑德坤、张光裕等先生就认为是文字。有些学者虽然不认为是文字，但却认为是有意义的符号。还有比这更早的，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龟甲残片上类似文字的符号，距今已有7500年，可以看作是甲骨文的源头。李学勤先生认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内涵与原始礼仪活动有关。这些符号，就其性质来说，就是早期的文字。一些古字学家不敢大胆承认它们是文字，理由是它们的表意和表音有较大的模糊性，与现代学者给文字的定义不相吻合。实际上，“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个定义是有缺陷的。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进行交流的语音过程，文字作为记录这种语音的符号之前，有一个记录“心愿”“意思”传递给神灵的漫长过程。我国纳西族东巴文就是这种文字，它所对应的实际上不是语言，而是“心愿”“意思”。东巴文按仪式或道场的不同分门别类，由“东巴”（祭师、经师）讲解。由于“东巴”对它们的理解有差异，所以有“大东巴”“小东巴”之分。文字在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之前，有一个漫长的人与神交流的过程。所以，文字的神圣性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早期掌握文字的人就是可以沟通人和神的“巫”“祝”“史”等，文字的书写和文字材料的珍藏也是他们的职责。尤其是“史”官，甲骨文的“史”字由盛放简册的容器和一只手组成，那个容器恐怕不是一般的容器，而是具有神性的礼器。我们读《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这是周天子的“五史”。他们既是这些典、书、法、则、志、令的书写者，也是它们的守护者。各诸侯国也一样，正如《孟子》所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根据章学诚对《汉志》“诸子略”的解释，“诸子出于王官”，就是诸子学说的基本材料、传播方式都出于王之官府，读书写字是极少数人的专门之事。

西周以后，礼崩乐溃，掌握文字的人和他们所掌握的文字材料大量从官府流散出来，这样就带来了官学下移。从此一般的士人可能接受文字的学习和教育。但文字的神圣性依然得以保留。所以，如果说“书法”作为文字的书写法则，作为文字美的表现形式，早期是带有神性的，按东汉赵壹的说法是“圣人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甲骨文和金文都可以说是精心设计、精心书写的书法（刻铸可以说是广义的写）。简牍写本，由数十枚或更多的简编联而成，一支支简和两道或三道编绳，简之间的空隙形成自然的格栏，格栏的天然空隙与坚硬的简木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立体感，构成一个经纬延伸、纵横交错的世界，吸引着作者，激发他的无限想象。我们看汉简上的字，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疏密对比强烈，尤其是那一掷千斤的收笔大尾，是大汉宏阔的文化心态与简牍媒介具有的天然契合。当柔软的笔锋与坚硬的简体接触的一瞬间，那是至阴和至阳的相遇，是水与石的撞击，而作为主体的书写者，他的激情，他的生命，都在这相遇中勃发。所以，我们欣赏简牍写本，就是在立体空间形态的感受中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当年汉武帝阅读司马相如《大人赋》时，“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除了赋中的神仙主题外，简牍写本的形态也是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

汉字的神秘性，根植于中国文化对汉字神圣性的认知，是对传统敬畏汉字之心的高扬。这种神圣性，其正能量是，让史家不轻易更改文字记录，追求良史的“实录”精神。神圣的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品格。试想，如果没有表意汉字，如果我们先民创造使用的是拼音文字，中华文明能凝聚一体经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吗？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我们也曾经数次亡国亡天下，但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在接纳周边域外文明中越来越壮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字。有历史学家曾说，中国古代史籍的真实可靠性比当代史学著作更强一些，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人们不敬畏文字，不敬畏历史记载，认为文字可以随意乱写，认为历史可以随意篡改，那么，一些书手追求奇异丑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为画鬼总是比画人容易。

文字从神堂走向世俗的关键，是纸写本代替简牍写本。从简牍写本到纸写本，这是一个大的飞跃，书写者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我们看简纸共用时期的书法家，他们既擅长简牍书写，也长于纸上书写，更懂得解放之后的轻松和快感。天高海阔，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就诞生在这一时期。赵壹批评草书“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这位愤世疾邪的大个子，对纸写本带来的巨大变化，似乎没有心理准备。不过他说草书书法是“务内”“精于虮虱”，倒是说明书法有更多的主观性，是内心独立世界的表现。数十年之后，随着纸写本的大量运用，书法家索靖便对草书有绝然不同的理解，他在《草书势》中说：“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心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然后用一系列比喻，虫蛇或往或还，骐骥暴怒脱缰，玄熊蹲踞山岳，飞燕振翅翱翔，等等。与索靖同时的陆机《文赋》谈文章的构思，大致也是这一套。从赵壹到索靖，是中国文化史上从为神的书法或诠圣的书法到为人的书法的过度，唯美的文学和唯美的书法几乎同时产生。东晋以后，纸写本一统天下，文人制造尺牍之美，追求花笺之美，收藏书法作品，蔚然成风。自由的思想加之奔放的想象，就造成了汉字书写（书法）评论的玄学性。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说，中国的文化人，当自己掌握了若干文字以后，就想让其他人尽量不识字或少识字，好让自己成为“绝学”或“冷门技法”的掌握者。其办法之一是尽量把字的形体复杂化，把写字的过程神秘化。确实是这样，中国自古以来的书法评论，总带有玄学神秘性。前引索靖的《草书势》反复讲述书法是不断来回于主客体之间的动作，变化无常，让人有云里雾里的感觉。传为王羲之的《书论》更是玄之又玄，其中写道：“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书法要天才的“通人”才能掌握，因为它是玄妙之技，不是后天学习所能得到的。到了唐代，张怀瓘《书断》认为书法的特征就是“玄妙”：“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书法是天才的禀赋，世俗之人是无法认知或领会的。

而书写的过程，也极度玄妙。传为王羲之的《论书》，讲书写不同的字，“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书谱》也这样论写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用各种比喻描写书法，看似很形象，实则让人难以理解，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所以，宋代书法家米芾《海岳名言》这样写道：“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

当然，不仅是书法评论玄妙，中国古典文化的诸多领域，像诗文点评，绘画评论，音乐赏析，都体现着感悟式的玄妙。甚至像医学这样实实在在的学科，早期恐怕也是技术为主，所以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根本不谈阴阳五行之说，而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治疗以药物与手术相配合。到了后世则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玄妙，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春秋四时，天人合一，万物系联，反而把早期治病的绝招丢弃了。从汉到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没有多少增加，就是证明。清代大诗人、大学者袁枚曾针对当时的医学风气说：“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转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现在电视广播微信上讲中医养生者比比皆是，而能治病的名医却少之又少——治病者难，而谈玄者易也。讲养生、治未病者比比皆是。这一切要追溯起来，可能至少要提到《老子》《庄子》。《老子》首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陷入神秘主义泥潭。《庄子》记庖丁解牛，归结到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由“技”进入不可掌控的“道”;说“剑”则“庶人之剑”的技法，讲到“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的神秘无比的“天子之剑”。前些年，我们开一个伏羲文化研讨会。当时有一位先生曾在半醉状态下写了一个草书“龙”字，因此名声大振。这个“龙”字的写作过程，被传得神乎其神，结论是此字乃神授，而非自己书写。有一位研究者，把这个龙字用绘制地图小方格的形式分割研究，结果大有发现：在龙身上，竟出现女娲怀抱婴孩的图像，以此证明伏羲女娲确为夫妻关系，而伏羲为龙文化的源头。荒哉谬矣，无以复加也！

汉字的神圣性、玄妙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让人们敬畏汉字，热爱汉字，也让一部分人对追求书体的丑怪奇异和书写过程的巫师化有了根据。当今的一些“丑书”“怪书”，完全不顾汉字的特点和审美，恣意妄为，糟蹋汉字，欺瞒民众，混淆视听;而社会上、部分媒体竟然黑白不辨，是非不分，过度宣传，甚嚣尘上。这不仅是中国书法的不幸，汉字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这种怪书的荒诞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借《广艺舟双楫》的话进行说明：“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强，龙凤之奇，不能造为文字，而人独能创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阳，不为血气之浊所熏。”“凡物之中倒植之身，横立之身，则必大愚，必无文字，以血气熏首，故聪明弱也。”这是很有趣的话，也颇耐人寻味。书法的核心是“正”，要“正立之身”。现在那些怪书者，要么书写者自己是倒植之身、横立之体，要么所握之笔是倒植之身、横立之体，要么所写之字是倒植之身、横立之体。首不函清阳之气，而以血气之濁充塞头脑，故聪明弱也，愚怪生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