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小识

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如封三图一所示，编目书号11396，卷3—6、38—44、61—63、95、134—143配明抄本），行款版式为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欧阳文忠公集”和卷次，下镌叶次及刻工。卷端题“居士集卷第一，欧阳文忠公集一”。傅增湘称是书“模印精湛”，“盖在公集为最后之定本，亦元明诸刻之祖本。七百余年之古刻，三千余叶之钜编，世传欧公全集当以此本为最矣”（《藏园群书经眼录》）。赵万里也称：“明代诸本多从此本出。”（《中国版刻图录》）足见其版本及文献价值，世称“吉州本欧集”。

周必大与欧阳修均为吉州人，故刻欧集寓有遥祭乡先贤之意，周必大跋即称：“既以补乡邦之阙，亦使学者据旧鉴新，思公所以增损移易，则虽与公生不同时，殆将如升堂避席，亲承指授。”此部吉州本卷首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总目》，内容序次为《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凡一百五十三卷，另《附录》五卷。《居士集》卷末署“熙宁五年（1072）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熙二年（1191）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后附“朝佐考”（朝佐，即编定校正者之一的丁朝佐）及校勘记。其余各集卷末多无题署（有题署者如《河东奉使奏草》卷上末有“绍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刍校正”），仅列校勘记，以白文（阴文黑围）标识。《附录》卷五末有“编定校正”人等衔名，即“绍熙二年郡人孙谦益字彦、绍熙三年（1192）承直郎前桂阳军军学教授丁朝佐字怀忠、绍熙四年（1193）郡人乡贡进士曾三异字无疑、绍熙五年（1194）郡人登仕郎胡柯字伯信”。次“覆校”衔名，即“庆元元年（1195）州县学职事葛潨字德源、王伯刍字驹甫、朱岑字山父、胡柄字谦甫，庆元二年郡人迪功郎新临江军清江县主簿曾焕字文卿、郡人乡贡进士胡涣字季亨、郡人乡贡进士刘贙字棠仲、郡人罗泌字长源”。次周必大跋，末署“六月己巳前进士周必大谨书”。

全集以《居士集》为首，缘于“惟《居士集》经公抉择，篇目素定”（周必大跋），“《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置于首”（另一种宋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卷首《年谱》末所载嘉泰四年题识）。按诸史料，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叶梦得语云：“欧阳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居士集》，欧公手所定也。”除《居士集》为欧阳修生前手定且袭用旧题外，其余各集由周必大等“遍搜旧本，傍采先贤文集”编校而成，且总题以“欧阳文忠公集”。题名镌署采用“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格式，以示作者之手题（或篇目旧题，“居士集”之外各集之题或援据旧本，或由周必大等所拟，暂统以旧题视之）与编者之总题各有区别。

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惟《居士集》属欧阳修亲定之本。欧阳修卒后，《居士集》又经长子欧阳发等编定，时在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诵习欧阳子之书，余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欧阳棐乃修次子，序撰在元祐六年（1091），《四库全书总目》称：“时发已卒，故序中不及耳！”则《居士集》当又经苏轼再编订。欧阳发编本为五十卷本，苏轼编本卷帙不详。两宋欧阳修集传本较多，周必大跋称：“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别本尤多。”其中北宋时传本见于著录者，如《天禄琳琅书目》有宋版《居士集》一百卷，卷五十后载有“吉州公使库开到《六一居士集》计五十卷，宣和四年（1122）九月记”。至于溢出的五十卷，该书有祝庇民序，称太守陈公（即吉州太守陈城）尝以公帑之余刻《居士集》五十卷，观者犹恨未为全本，今太守方公（即方时可）惜之，而俾嗣其事云云。此帙北宋宣和间吉州刊本（遭嘉庆二年宫火而不传），或即周必大跋称的“庐陵本”，云：“庐陵所刊抑又甚焉（指以意轻改而致讹谬不可读），卷帙丛脞，略无统纪。私窃病之，久欲订正。”印证周必大本主要依据此吉州本，可得全集卷帙的大半。除吉州本外，当时还有“别集”之编，政和四年（1114）李之仪撰《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载《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云：“蜀人梅贽（或作‘挚）公仪为滑州，得残稿数纸，文义粲然，然不知其所自。以类访之，得于人者又数十纸，问诸所自，亦莫知。持归以质于公（即欧阳修），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时学书，偶至于盈纸，不意流落，犹在也……汝阴王乐道与其子性之皆博极群书，手未尝释卷，得公家集所不载者为二十卷。”

南宋时期的欧集传本，见于书目著录者如《郡斋读书志》有《欧阳文忠公集》八十卷和《谏垣集》八卷，称书中“有苏子瞻序”，推断即苏轼编本。又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又著录《庐陵欧阳先生集》六十一卷，云：“右欧阳文忠公修永叔之文也。《读书志》云文忠公集八十卷、《谏垣集》八卷。希弁所藏一百五十三卷，内《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内制》十一卷、《表奏书启四六奏议》二十五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语》一十卷，附录五卷。别一本六十一卷，乃旧物也。”赵希弁所列《欧阳文忠公集》篇次卷帙与周必大本基本相同，知即据该本卷首《总目》照抄（马楠称“赵希弁《读书附志》则呈现机械抄录的特点，记录篇卷目录信息非常准确”，参见《〈直斋书录解题〉与宋代刻本》，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108年版）。惟漏抄《书简》十卷目一条，而致不合全集“一百五十三卷”之实。断定赵希弁著录本即周必大庆元二年吉州刻本《欧阳文忠公集》。此外还著录一种称之为“旧物”的六十一卷本，疑为北宋时编本。

《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有一部，即《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附录》四卷和《年谱》一卷，云：“其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周益公解相印归，用诸本编校，定为此本，且为之《年谱》。自《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书简集》凡十，各刊之家塾。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子棐叔弼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陈振孙所称与周必大本及周跋有不合，其一，周必大本不含《年谱》一卷，《年谱》为胡柯所撰（字伯信，吉州人，官登仕郎，事迹无考），胡柯参与《欧阳文忠公集》的编定校正，时在绍熙五年，但并未刻入所撰《年谱》。其二，所称周必大之子周纶得欧阳棐编本当即《居士集》，但《居士集》卷末题“男发等编定”，不应仅及棐。再者周纶得此集使曾三异校正之事，在周必大跋中未提及。其三，周必大本有《附录》五卷（内容分别为祭文、行状和谥诰一卷，墓志铭和神道碑一卷，传两卷和事迹一卷），而此本只有四卷。当然，所言似也有与跋相合者，如称自《居士集》至《书简集》凡十而“各刊之家塾”，跋则称“第弟首尾浩博，随得随刻”。基本可推断，《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并非周必大庆元二年原刻本，而很有可能是周必大本的翻本（即翻版或重刻本）。《天禄琳琅书目》即辨之云：“今以必大序考之，三异本预校雠之列，书中并无必大子纶重加编次之语。且《年谱》系出胡柯之手，而非必大所作，岂振孙所见又为别本耶？”傅增湘据所见各本欧集刊刻字体有异，提出周必大“初刻本”和据之“覆刻本”的概念。赵万里先生也精到地指出：“稍后江西地区又据此本翻版二次，行款版式悉同，也亦误认为吉州本（即周必大刻本）。”翻版的提出，有助于结合现存《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实物，以认定陈振孙著录本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恰藏有一部含《年谱》一卷在内的宋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编目书号01030），属残本，仅存七十二卷。卷首即为《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一卷，次《欧阳文忠公文集总目》。据《总目》，该本篇次、卷帙与周必大本相同，即为周必大本的翻版。赵万里所称“翻版二次”者，该本为其一（如封三图二所示）;第二部也藏在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11454，不含《年谱》一卷）。此两部《欧阳文忠公集》尽管行款版式与周必大吉州原刻本相同，但均著录为“宋刻本”，正是因为属翻版，以与周必大刻本相区别。界定翻版的主要依据首先是刊刻字体有差异（另刻工也不同，如卷一第一叶所镌刻工），傅增湘即称：“字类颜书者为最精美，应是益公（即周必大）初刻本。此外一刻较方整，一刻较古拙，当是宋时覆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审周必大吉州原刻本刻风与《文苑英华》如出一辙，而现存属翻本有《年谱》者较为严整，无《年谱》者则较为古拙。习惯以为翻版者要逊色于原刻，而此部有《年谱》的翻刻周必大本似略胜一筹。开本阔大，雕镌秀劲，摹印若出新硎，洵为佳本。另外就是《年谱》末有庆元二年和嘉泰四年（1204）两则题识，即属翻版时刻入。《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者当即此部，但又有差异，即著录本一百五十二卷、《附录》四卷，相较于周必大本两者各佚去一卷。经考察，此缘于陈振孙未细致掌握全集篇目内容和误读该本中题识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以抄撮为主要编纂手段的目录学专书的固有弊端。兹过录两则题识如下：

文忠公年谱不一，惟桐川薛齐谊、庐陵孙谦益、曾三异三家为详。虽用旧例，每岁列其著述，考文力之先后。然篇章不容尽载，次序宁免疑混。如公曾孙建世以告敕宣札为编年，尚多差互，况余人乎！今参稽众谱，傍采史籍，而取正于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于目录题所撰岁月，而阙其不可知者。奏议表章之类，则随篇注之，定为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置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别行于世），《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又次之，《书简》十卷终焉。考公行状惟阙《归荣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别有《附录》五卷，纪公德业。此《谱》专叙出处，词简而事粗，备览者当自得之。庆元二年二月十五日。

元裒六一书阙《归荣集》一卷，检他集，间有致仕后杂著数篇，遂以其类分置《外集》中。今得六一当时自编此卷，其数正同，乃知所分不可易也。今以元篇列于《总目》之后，毫发无遗恨矣。嘉泰四年中秋续题。

第一则题识虽不署撰者，但出自周必大之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卷五十二，題《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第二则亦不署撰者，同见于《文忠集》收录（在前序之后），仍出自周必大之手。按楼钥撰《忠文耆德之碑》称周必大卒于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此则题识署撰于“嘉泰四年中秋”，推断可能为周必大围绕《欧阳文忠公集》撰写的最后一篇序跋类文字（本集不收，应据补）。印证刊刻欧集是他的名山事业，至人生的最后时刻仍牵挂于斯。第一则题识主要讲欧公年谱的编纂，有下述三个细节颇可留意：

第一，周必大称年谱撰者有薛齐谊、孙谦益和曾三异三家，其中孙谦益和曾三异两人参与了欧集的编定校正。但三家年谱均未采用，而是“参稽众谱，傍采史籍，而取正于公之文”，即新编《年谱》，且称之曰“专叙出处，词简而事粗，备览者当自得之”。然周必大并未指出该《年谱》的编者，再者题识虽撰写在庆元二年二月，较吉州原刻本撰写于同年六月的周跋还要早四个月。但原刻本并不收《年谱》一卷，也未收此则题识，个中事由值得揣摩。翻版欧集所载《年谱》虽亦不题撰者，但出自胡柯之手无疑义，他同样也是欧集编定校正者之一。推测原刻本不载《年谱》正是平衡各家年谱的结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抑此扬彼”的纷争。而载有《年谱》的此部翻版本，据嘉泰四年的题识，当重刻在是年。从周必大“毫发无遗恨”的感喟中，可理解刻入《年谱》的用心。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撰写欧集提要时，必然会读这两则题识，特别是“别有《附录》五卷，纪公德业。此《谱》专叙出处”云云。误以为《年谱》一卷乃《附录》五卷之一，遂著录为“《附录》四卷、《年谱》一卷”。

第二，周必大在题识中特别提到欧集阙《归荣集》一卷的问题，称“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陈振孙同样作了误解处理，即认为欧集的一百五十三卷阙此集一卷，遂著录为“《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陈振孙著录本的不合，乃出自个人误解，推想起来当合乎其实，实则著录本为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和《年谱》一卷。关于阙《归荣集》的问题，嘉泰四年题识中再次述及，称得到了“六一当时自编此卷”，即欧公手定本，遂刻在《总目》之后。今翻版本《总目》后阙，无法实物验证。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一部宋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编号2679），即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翻版本残卷与南京图书馆残卷的相互配补，虽《总目》后存卷一至六十五，也未显示《归荣集》一卷的存在。推测该集在原书中独立为一册，在卷数上与原来的一百五十三卷不相掺和，即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而这正符合第二则题识中所说的：“乃知所分不可易也（指欧集既有的一百五十三卷），今以元篇列于总目之后。”该集既独立成册，卷目又独立为一卷，并不计入全集的一百五十三卷之内。这决定了它很容易被视为附属之本，在流传中也易致散失。即便是散佚，也并不影响欧集原一百五十三卷的完整性，仍呈现为完本之貌。

第三，此两则题识均未交待翻版本是否还由周必大主持刊刻。但从他“毫发无遗恨”的话，推断仍然与此次翻版即重刻有密切的关系。相较于庆元二年吉州原刻本，此次重刻增入《归荣集》一卷和《年谱》一卷，可谓宋代欧集的最全之本。陈振孙著录的正是此本，只可惜误解题识，又加之未仔细审读全集篇目内容，遂在著录上留下瑕疵，赖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翻版本的实物而得以厘清。

总之，周必大在庆元二年主持编完《欧阳文忠公集》后，据现存的版本实物欧集至少有三次刻版，即庆元二年吉州周必大刻本和两次翻版。行款版式均保持一致，在刻风和所收篇目内容上有差异。相较于翻版本，庆元二年刻本属原刻。两次翻版本中有《年谱》一卷者，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与周必大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亦刻在吉州。无《年谱》一卷者，版心所镌刻工有蔡懋、蔡和、邓新、邓俊和刘宝等，皆“光、宁间豫章刊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虽不一定刻在吉州，也不出江西地区。其实，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翻版本（编目书号0560），与有《年谱》的一部翻版本当系同版摹印，书衣题字乃宋人手笔。最可异者，书根有宋人题字，标明每一册所在欧集（指全集）的卷次，该册内容所属之集（指全集内子目层面的各集）和相应卷次，以及总册数。如“欧阳文集五十四之五十八，外集四之八，共四十册”。书写顺序自书根靠近书脊一侧始，推断此部欧集的放置是侧立式插入书橱中，而非竖立式。这在传世宋本中极为罕见。传世宋本欧集，除周必大刻本及其翻版本外，还有一种是衢州本《居士集》五十卷，著录为“宋绍兴衢州刻本”，即北宋熙宁五年欧阳发等编定本在南宋衢州地区的重刻本，“开版宏朗，字体严整，气息朴厚”（《藏园群书题记》）。傅增湘称：“熙宁祖本既不可见，此本犹可窥欧公手定之旧，为传世欧集第一刻，亦足贵矣。”（《藏园群书经眼录》）又称：“传世欧集莫先于此本矣。”（《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而赵万里称：“此本（指周必大吉州刻本）行，宋时欧集其他州郡刻本均散佚不传。”略有眉睫之失。

最后再简述周必大编刻吉州本欧集的过程，据庆元二年六月所撰书跋，缘于当时欧集各传本“或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周必大退归吉州遂集合门客“遍搜旧本，傍采先贤文集”以重订欧集。参与者有孙谦益、丁朝佐、曾三异和胡柯，属“编定校正”角色。又有葛潨、王伯刍、朱岑、胡柄、曾焕、胡涣、刘贙和罗泌诸人，属“覆校”角色。编定始自绍熙二年，至庆元二年止，历五年之久，凡得欧集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并在庆元二年梓行于世。关于刊刻，跋称“第首尾浩博，随得随刻”。考虑到跋明言庆元二年完成编定“可缮写模印”，则刊刻必在此年或之后。但并没有依据证实庆元二年之后尚在刻，遂一般著录为庆元二年刻本。则“随得随刻”当指缮写完一种子目集即付梓，而不必待全集缮写完方刻版印行。一年之内即告竣工，足见当时刻版印行效率之高。附带一说的是，此篇周跋可作为校勘学的经典文献，称：“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今观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即刘敞）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别本尤多。”以欧文个案的方式印证异文的产生，并不一定形成在文本的流传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自身造成的，即出自己手的不断改定而导致异文别本。

由于欧阳修籍吉州，故该地是刊刻欧集的中心地区，北宋时期产生过吉州本（即《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一百卷本《居士集》，当亦即周跋所称的“庐陵所刊”本），至南宋又有周必大刻本及其翻版本。可以看出作家里籍与书籍刊刻的互动关系，这是研究宋代书籍史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反过来对于判定书籍的刊刻地也不无佐证之益。此部周必大吉州刻本，钤“益”（此为朱文圆印，印主不可考。按《宋史·周必大传》称“拜少保、益国公”，或即为必大钤章，姑留一说俟考）、“徐健庵”“乾学”、“增湘”“沅叔藏宋本”“藏园”“双鉴楼收藏宋本”诸印，清徐乾学旧藏，1916年为傅增湘所得（《藏园群书经眼录》称“丙辰岁得于吴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