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王西里院士的中国书籍

俄罗斯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十分重视对东方、尤其是自己最大邻国中国文化学术著作的搜集与研究。1700年，彼得大帝在关于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修士的谕旨中，就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国文书，并了解中国人的迷信崇拜”（В.Г.达奇生《俄罗斯帝国汉语研究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724年，彼得大帝下令创办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并命令派遣到各国的外交和贸易代表团必须在当地购买介绍该国概况的书籍（参见叶可嘉、马懿德《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圣彼得堡2012年版）。中国书籍主要由历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搜罗购买，此外，还有俄国官方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赠书，这就使得俄国图书馆中中国书籍的库藏逐年递增，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仅俄罗斯汉学的重要基地——圣彼得堡大学的图书馆，就藏有汉、满、藏、蒙文书籍近4万册（参见叶可嘉、马懿德《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其中19世纪俄罗斯汉学泰斗瓦·帕·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汉名王西里，1818—1900）院士捐赠给东方系图书馆的个人私藏中国书籍就有600余册。目前这批标有“ВУ”（王西里教学书籍——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учебный）索引号的存世书籍还有207种，占东方系馆藏全部中文古籍（2045种）的百分之十略多。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两位年轻的汉学工作者——叶可嘉（Е· А·Завидовская）和马懿德（Д· И·Маяцкий）于2012年编纂了一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Описание собр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академика В.П.Васильева в фонд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以下简称《目录》），对这批书籍做了图文并茂的介绍。

据两位编者在《目录》前言《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中所说，“王西里教学书籍”包括十大类内容，即：“儒家经典及注释37种;佛经及佛教书籍27种;道教、中医书籍8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相关书籍16种;文学作品及注释47种;历史、地理著作及编年表等47种;类书、目录8种;辞典、字汇、韵学书等7种;奏折、诏书、则例等7种;报纸2种。”从中可见文学和历史地理书籍为最大宗收藏，其次就是儒学经典和佛教书籍了。

儒学经典被放在王西里藏书目录的首要位置，是因为在王西里的心目中，儒学是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而儒家典籍是中国文学异常重要的内容。在他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代前言中曾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在全部广博而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学中，有着儒学，它创造了自己的语言……除去儒学能否谈论其他什么东西？”（《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1880年版）所以在他总共163页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论述中国儒学的部分竟占去了83页。从叶、马《目录》所列儒学经典看，中国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全有收藏，而且许多是“御制”“钦定”“御纂”的官方精印版本，年代也比较久远。如《御制周易折中》（BУ1）、《钦定书经传说汇纂》（BУ3）、《钦定诗经传说汇纂》（BУ4）、《四书大全》（BУ6）等，都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也就是18世纪初期的刻本，至今已弥足珍贵。其中如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陈澔所著之《礼记集说》（BУ114、258），乃是连接宋、清礼学的重要纽带，明清两代公私学堂的“御定”课本，科举考试必读书。《目录》中还有日本刊刻的朱熹集注《四书白文》[BУ243，日本文化九年（1813）刻本]、《论语、孟子、中庸》[BУ244，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刻本]等，可以作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儒学对海外影响的重要史料。

王西里藏书中第二位的是佛教典籍。因为王西里早年在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时，最初的研究方向是蒙古语。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是俄国蒙古学奠基人、科学院院士О·М·柯瓦列夫斯基（1800—1878）教授。柯瓦列夫斯基在佛教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他的建议下，王西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佛教和东方思想的研究上，于1839年用蒙文写成硕士学位论文《论佛教哲学的基础》（Об основаниях будд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他在1840年10月随俄国东正教第12届使团抵达北京后，从蒙古学、佛学研究转向范围更加广大的汉学研究，同时还积极促成了清政府向俄国赠送北京雍和宫藏《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这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意义深远的盛事（参肖玉秋《清道光年间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考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王西里所藏佛教经典，除了和儒学典籍一样，许多是印刷精良的御制版本，如《御录宗镜大纲》（BУ51）、《御录经海一滴》（BУ52）、《御制无量寿佛尊经》（BУ55）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代更为古老，不少是公元15—17世纪明代的刻本。其中《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BУ177）系藏经经典，刊有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四月十七日所作序文，现在中国大连图书馆藏有同一版本，是十分珍贵的藏经古本。其他如《妙法莲华经全部》[BУ44，万历四十八年（1618）刻本]、《大佛頂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BУ45，崇祯庚辰（1640）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中、下）》[BУ178，万历己丑（1589）刻本]、《慈悲兰盆目连忏（卷上、中、下）》[BУ179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佛说阿弥陀经（上下卷）》[BУ183，万历乙酉（1585）刻本]、《弥沙塞部五分律》[BУ234，崇祯乙亥（1635）刻本]，都是距今四个或接近四个世纪的古籍珍本。其中《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最早在中国本土翻译和传播的密教经典;《弥沙塞部五分律》[《弥沙塞部五分律》为弥沙塞部（化地部）所传之戒律。由东晋高僧法显从师子国（锡兰，今译斯里兰卡）携回本书之梵文本，刘宋时由佛陀什、竺道生等共同译出。经近代佛教学者考证，其与巴利律藏最为近似]是佛教律藏经典，因其规定“出家律藏，在家人不得翻阅”，在中国流传并不很广;《密咒圆因往生集》（BУ54）系汉藏文合璧刻本。从中可见王西里对中国佛教典籍搜罗的细密与广泛，以及他精通汉、蒙、藏文的语言功底。

王西里藏书中最大量的是文学和历史、地理类书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类书籍在中国本来就印刷发行量大，随处可见、搜购容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符合俄国官方为汉学家规定的了解中国风土民情的任务，故不分雅俗、不论巨细，统统收入囊中。在文学类书籍中有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的《明贤集》（BУ8）、《明心宝鉴》（BУ67、BУ68）、《增补传家必读安乐铭》（BУ157）、《传家宝全集》（BУ165）等具有警世教化功能的名贤语录和日用百科知识汇编;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BУ17）、《张竹坡评点金瓶梅》（BУ18）、《红楼梦》（BУ19、20、21）[及被书商改名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BУ137）、《增评补图石头记》（BУ239、BУ240）]、《聊斋志异》（BУ22）、《好逑传》（BУ24）、《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BУ136）、《绣像全图小五义》（BУ138）、《五美缘》（BУ139）、《绣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BУ140）、《绘图粉妆楼全传》（BУ142）、《绘图第一奇书雪月梅》（又名《英雄三奇缘》，BУ143）、《绣像封神演义》（BУ145）、《绘像增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释解》（BУ146）、《绣像施公案传》（BУ147）、《列仙传》（BУ148）、《蜃楼志》（BУ149）、《绣像绿野仙踪全传》（BУ150）等中国通俗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这充分证明王西里当年在写作《中国文学史纲要》时能列举大量中国通俗小说、戏曲名目，绝非虚语妄谈，而是真正掌握了来自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在王西里《目录》文学类中还有反映了清朝统治时期沟通满汉民族文化的满汉文合璧书籍，如《满汉合璧名贤集》（BУ104）、《满汉合璧聊斋志异》（BУ120）等。《满汉合璧聊斋志异》的译者布吉尔根·扎克丹系清乾隆至咸丰年间人，字秀峰，号五费居士，满洲正红旗。他一生官场失意，有感于蒲松龄笔下所寄托的“孤愤”，因而酷爱《聊斋》，后为用满文翻译《聊斋》，几乎用尽了一生心血。其《聊斋》满汉合璧选译本刊刻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共二十四卷，分订二十四册，选译聊斋作品126篇。 这一《聊斋》版本现已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聊斋志异》在各民族中传播的重要材料（参王平《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载《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4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西里的文学类藏书中，还有一些在中国清代被禁毁的作品，如《五美缘》（又名《绣像大明传》，清代著名言情小说，全书十二卷八十回，有清代道光年间楼外楼刊本。写书生冯旭与五位美人的姻缘故事，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众多，且塑造得富于个性，尤以五位美女的描写最为出色。书中对女性极尽赞美之辞，但同时也有一些渲染男女情爱的描写。故在清代被定为“淫书”）、《蜃楼志》（又称《蜃楼志全传》，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旧题“清庚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小说以广东为背景，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经商及爱情生涯，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辞气浮露，笔不藏锋”，开后来中国谴责小说之先河。问世后，曾多次遭禁毁）、《痴婆子传》（BУ163，又名《痴妇说情传》，淫秽小说，作者疑为明代一女性。以浅近文言之倒叙笔法，讲述少女上官阿娜一生淫荡，最后皈依佛门净洗淫心的故事。文笔细腻，刻画入微，可惜淫亵文字极易蛊惑人心，故屡遭禁毁。有写春园丛书本、石印本及各种抄本流传，又有日本京都圣华房刊本等）、《载花船续编》（BУ164，短篇小说集，共四卷十六回，叙明初席元浩与幕僚振儒之妻靓娘通奸，席元浩为夺靓娘而诬陷振儒为逆党，振儒之婢女梅萼抱打不平，刺死席元浩、靓娘和席之婢女春燕，然后上京告状，自刎于堂上，使振儒之冤大白的故事。作者姓名身世不详，题西泠狂者编次，疑为杭州人。书中多有露骨色情描写，在清道光与同治年间都被列为禁书）等。笔者曾在《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艳情文学》一文中写道：“由于文化传統与民族心理的不同，加之中国古典小说原文文本转译成俄文后，原文描写性活动、性心理，在中国人看来颇具挑逗性、诱惑性的文字，及其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微言大义 ，往往因难以言传而大大减弱。所以俄罗斯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学中的色情描写，一般没有中国学者那种神秘、隐晦、难以启齿之感。同时……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色情小说，主要的兴奋点并不在于小说的色情内容，而是从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出发，着眼于文人小说与时代社会生活、民间文学传统和哲学宗教思想的联系，着眼于小说题材的渊源流变，对小说的色情内容本身，涉论的并不多。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些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作品。”（《汉学研究》第8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虽然笔者此文说的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情况，但当年王西里购买、收藏这类中国禁书，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今天看来十分庆幸和可贵的是，正是由于海外汉学家这种无所顾忌的收藏，使得许多珍贵的中国古籍得以在境外得到保存。像《载花船续编》，目前存世的在中国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北京大学教授马廉[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私藏的8回本，此外还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仓石藏本和英国藏抄本，再有就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这部俄藏抄本了。

王西里收藏中国小说中比较珍贵的版本还有清无名氏所著《金石缘》（BУ29），此书在叶、马《目录》中题名为《金石姻缘》，但据书页照所拍第五回“救小主穷途乞食，作大媒富室求亲”，应为《金石缘》，又名《巧合金石缘演义》。全书二十四回，叙述金玉、爱珠、石有光、石无暇等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该书已知有嘉庆五年（1800）鼎翰楼刊本、嘉庆十九年（1814）崇雅堂刊本、嘉庆二十年（1815）石渠山房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同盛堂刊本，咸丰元年（1851）文粹堂刊本等。现存世有文光堂刊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目录》中所载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藏本，可为此书存世版本作一补充，值得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学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作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典作品的《红楼梦》，在王西里《目录》收录的有线装刻本3种（编号为BУ19、20、21），其中BУ19为1函，5册，共25回（第26—30回、36—40回、46—60回）;BУ20为3函（2—4），共18册（第31—120回）;BУ21号下为2函，其中第1函17册（第17—19、37—46、53—120回），第2函6册（第61—90回）。还有被书商改名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光绪己丑年（1889）沪上石印本（BУ137）一种，2函16册，120回。光绪二十六年（1900）石印或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两种（BУ239、BУ240），扉页上题有“悼红轩原本”字样，120回（叶可嘉、马懿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王西里本人在他的《关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的笔记》中写道：“长篇小说的代表通常被认为是《金瓶梅》，但早就被认为高于它的无疑是《红楼梦》，它表现为在散文形式的迷人故事中的有趣的情节——准确地说，我们很难在欧洲找到这种类型的作品。据说这部书是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写的，当时它只是手稿，而它的印刷本售价很贵。”（В·Л·乌斯宾斯基主编《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高尔基科学图书馆的东方语言手抄本和刻本》，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2014年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书中对《红楼梦》评论的雏形，同时也可以看到当年《红楼梦》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当年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发现的《红楼梦》“列藏本”（因当时圣彼得堡名为“列宁格勒”而得名），曾是世界“红学”研究中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已为红学界确认为《红楼梦》的一个独立版本。从王西里《目录》所列刻本看，均为年地不详且保存不全的殘本，只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刊印的石印或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方能窥其全豹。这一方面说明《红楼梦》一书在清朝曾屡遭官方禁止，世面上难以公开流传（清人宏旰在永贵《延芬室稿》中《因墨香得观〈红楼〉小说吊雪芹（姓曹）》一文批语道：“此三章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恐其中有碍语也。”），外籍人士很难搜购到完整的全本;另一方面也说明《红楼梦》在当时的实际知名度很高，于是有不同的俄国人带回不同版本的残书。这些散佚在俄罗斯的《红楼梦》残卷，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无声的物证。

王西里《书目》中可圈可点的珍贵中国古籍还有许多，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刻本《天理要论全编》（BУ70），是研究太平天国思想的重要史料;刊刻于乾隆八年（1743）的《御制盛京赋》（BУ26），曾于1770年被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法国汉学家，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带到巴黎翻译发表，引起法国文豪伏尔泰赠诗给乾隆帝，从此开始了伏尔泰与乾隆之间的文学交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创作、用中国章回体白话小说形式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张远两友相论》（BУ61），是19世纪翻印次数最多的中文小说;《书目》中收录的一些民间杂文学刻本，如赶板数唱大曲《杂银换钱》（BУ31）（我国现存版本作《杂银嵌换钱》），里边内容为北京收废品小贩的吆喝词，如“杂银换钱，有那破坛子、烂罐子、马勺和盖垫，还有那酒漏子、酒壶、雨衣、褐衫、鸟枪和腰刀、撒带、号箭，有那夹剪和法码、戥子、算盘，有那使不着的旧秤、天平和钱盘，还有那厨房里的油裙、打破了的鼓板、拨破的铙钹、法衣、偏衫，有那道士木鱼、鱼鼓、简板，有那打卦的竿子、算命的铁板，铜盆和衣架，使不着的案板、桌椅和板凳，摆坏了的佛龛，有那杉槁木垛、买卖人儿的扁担，有那车上煞绳、打牛的皮鞭，木匠的铁锯、铁匠的风扇，有那裱糊匠的刀尺、画匠的图传，锡活的砧剪、棚匠的席竿，有那厨房的刀勺、庄稼人的锄镰、瓦匠的瓦刀，还有铁锨，安不着的门框、竹筒子、炕沿，有那古铜玩器、字帖手卷，这些个东西，都拿来换钱”。从这一长套吆喝广告里可以看出，此人真是无所不收，想把各类旧货杂物网罗殆尽！这无疑是清代市井口头广告的生动记录，也是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瑰宝。

感谢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叶可嘉、马懿德两位青年汉学工作者，为中国和全世界学人提供了这样一份俄藏中国古籍的“藏宝图”。我们期待着，在中俄关系走向全面睦邻友好、全方位合作的新时代，两国学子能充分利用这份宝贵的库藏，把中俄两大邻邦的文化交流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17ZDA1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