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气”论与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乃至横贯整个中华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林先生在其《说“气”》一文中所说：“气是中国文化无限丰富内容的真正底蕴，在那里可以体察到中国民族的博大情怀、深刻智慧和柔中藏刚的性格。”（刘长林《说“气”》，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气”的原始意义本为自然界的云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气，云气也，象形。”清代段玉裁注曰：“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从作为自然物的气体到中国哲学以至各门学术文化领域普遍使用的“气”概念，中间经历了为古代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漫长历程。刘长林认为，决定“气”概念确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1） 以‘重己‘先己为特征的主体内向思维。（2） 重视传承不喜间断的连续性思维。（3） 由主体推认客体的一体思维。”这样，从哲学的宇宙构成论说，有浑然一体的自然元气，如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系辞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从社会生活面貌及其发展变化说，有“风气”“气象”“气数”“气运”等概念，在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方面，有“灵气”“气性”“气场”“声气相通”等与“气”相关的说法。扩展到科学和艺术领域，医学上有“气血”说，建筑上有“气势”说，书法绘画讲“气韵”，文学讲“文气”等一系列以“气”为构词要素的说法。故把握住“气”的概念，可以说就是掌握了古代中国人思维特征与中国文化奥秘的钥匙。

把作为自然物的“气”上升为理论概念和术语，最早由道家学派提出。在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宋尹学派的著作中，“气”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基始。同时，人的生命也是产生于精气。据近人考证系出自宋尹学派手笔的《管子·内业篇》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道（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可见，他们认为“气”是人的生命、思维以及智慧的基础。人要想精神健旺，意气风发，就必须重视自身“气”的涵养。该篇又说：“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这种认为可以通过“敬守勿失”的养气功夫来促进人的思维和观察能力的见解，可以说是后世刘勰《文心雕龙》提出“养气”说、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主张“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的滥觞。

在战国后期儒学大师孟轲那里，“气”则被用来指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人的精神境界。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于什么叫“浩然之气”，以及如何“养”的问题，他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气”与人的思想，即“志”的关系极为密切。《公孙丑上》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所谓“志至焉，气次焉”，是说人的“气”是在思想意志有了充分蓄积之后产生的。如果我们再指出这种思想意志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思想，而是符合儒家礼义大道的正确思想，那么这种“气”就是对某种人生哲理有了深刻理解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思想上大义凛然、理直气壮的精神气势。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说的“意气骏爽”的“气”，就接近于孟子这里“气”的意思。

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文学理论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学术界有不同解释，我们认为它兼有作家才性与作品风格两方面的意思。才性是汉魏之际人物品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才”一般指人的才能，而“性”则大体是指决定人的才能的内在品质。晋人袁准《才性论》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故才性就是人的才能和天赋。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路豪强需要延揽人才为己效力，用人就要了解被用者的才性;而士人欲求仕进，也必须使自己的才性为人所知，于是品评人物的风气就盛行起来。汉末王充《论衡·佚文篇》曰：“文辞善恶，足以观才。”由于从文章中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性，所以就出现了人物品评与文章品评的结合。曹丕的“文气”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讲“才性”何以联系到“气”？这就涉及东汉以来哲学思想的影响了。在两汉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曾获得很大的发展。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反对神学目的论的斗争中，试图用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他认为人性是禀受元气自然生成的，所谓“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论衡·率性篇》）。虽然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宿命论，是错误的，因为不能用机械的自然法则来简单地解释社会现象，但它对魏晋哲学思想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说法，正是承袭了王充的“人禀元气”说。他认为人先天禀赋有清新刚健之气，也有涃浊柔弱之气。这种先天的才能禀赋形之于作品，便形成每个人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文气”。所谓“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章以作者个人的才性气质和由这种才性气质所决定的个人风格为主宰和主导。文之“气”是人之“气”的表现，二者都有或清或浊的区别。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所说的“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就是与曹丕的这个意思一致的。

“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时还专指文章的声调语气。古人写成文章是要吟咏诵读的，在诵读时就会发现，随着文章字句音调节奏的变化，从自己喉舌唇吻间通过的气流也有轻重缓急之分。音韵学的兴起，促使人们有意识地调节文章中字音的平仄节奏，以求诵读时声调和谐、气息顺畅，这就形成了专指声调语气的“文气”说。其实，如果仔细推究就会发现，在曹丕所说的指文章风格的“气”里，也包含有文章声调语气的意思。因为文学作品的风格固然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特点的综合体现，但它又总是通过形式的特点，首先是通过语言的特点呈现出来的。所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徐幹时有齐气”，《文选》李善注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这里的“文体舒缓”，很明显就是指文章声调语气的徐舒缓慢。特别是到南北朝時期，声律说盛行，“气”更多地被人用来指文章的声调语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这里所谓“累气”，就是指文章的声调语气拖沓，成为清新风格之累。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说“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即是取文章声调语气之意。

虽然文章的声调语气也叫“文气”，但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说的“文气”往往又不仅指此。“气”字古训与“风”相通，《广雅·释言》：“风，气也。”《庄子·齐物论》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在儒家经典性文论——“诗六义说”中，不仅是指诗的一种体裁，也指这种体裁借以影响读者的方式。《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就是说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像风动万物一样感荡人心的思想力量。这种思想力量，也可以叫作“文气”。在这个意义上，刘勰有时称其为“风”，有时也叫作“气”。比如《辨骚》篇称赞屈原的作品“气往轹古”;《章表》篇说“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风骨》篇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这里的“气”，都是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能够感动人的一种气势。

追溯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气”说的多重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的名字通常与唐代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所谓“古文”，是针对自魏晋至盛唐流行的骈体文，亦即“时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具体说来就是先秦两汉时代那种直言散行、没有固定格式的文体。提倡古文，反对魏晋以来骈骊时文的主张发源颇早，早在北周就有苏绰提出政府文告应以经典为式。隋代李谔上书请正文体，王通论文，要求以文贯道，并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初唐史家论文，强调教化作用，反对南朝淫靡文风。刘知幾的史学理论，重视语言的质朴简要，提倡向《左传》《史记》学习。这些都对后来的古文运动理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继承前人言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自己丰富的文学写作经验，使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

韩愈提倡古文，不仅在形式上抵制魏晋以来的骈俪风气，更重要的是要行古道。其《答李秀才书》云：“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题欧阳生哀辞后》曰：“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谓古道，一方面是他在《原道》一文中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等一脉相承的儒家之道;但另一方面，还包括人的内在修养和人格精神，故他又时常把“诚”“实”“气”等概念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三器论》曰：“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意思是说不去专心修炼内心的真诚，而只是做表面上的华丽修饰，即便是凡夫俗子也不能这样，《答尉迟生书》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指出文章必须有内在的真情实感，因此君子必须谨慎地充实自己的内心。《答李翊书》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就是说作者心中有旺盛的气势，才能使文章无论语言长短、声调高低都处处合宜。这些主张，明显继承了孟子学说的精神。这就使他的“文—道”理论不仅是强调外在礼法规范和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而更偏重于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和风格的决定作用。其《答李翊书》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在这里以草木灯烛为喻，认为作者的德行是根本，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功夫，才会有什么样的文章表现，只有“仁义之人”，才会“其言蔼如”。

作为一个有丰富写作经验的文章大师，韩愈还认识到，写出生动感人的文章不能只靠理性化的伦理道德信念，还必须把这种理性思想感性化、个性化为具体生动的情绪和激情，这就是他说的“养气”。《答李翊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说的“气”，我们认为一方面指作者对所欲说明的义理充满自信，具有理直气壮的精神气势;另一方面也包括作者身心气血上的那种思维敏捷、精力旺盛的亢奋状态。过去一般认为韩愈的这个说法源于孟子重在理性化的道德修养的“浩然之气”说，现在我们认為，这里实际上也包括对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所说的属于生命血气的“养气”说的继承。我们看刘勰《养气》篇曰：“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而韩愈也主张作家要注意精神调养，做到神完气畅，才能使外物不胶于心。其《送高闲上人序》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意思是说假使可以寄托技巧智慧，使灵感机遇随心而生，不挫伤人的元气，就能使精神饱满并坚守牢固，这时即便纷繁俗世各种身外之物纷至沓来，也不会挂念在心，影响创作的心情。人在思想情感和生命机体上都达到调畅融合的境界，才能出语不凡、小大皆宜、雅俗同趣。这才是韩愈“气盛言宜”说中所谓“气盛”的完整内涵。

至于什么是韩愈所说的“言宜”？则需要联系韩愈本人的思想倾向和个性气质来探究。《旧唐书·韩愈传》曰：“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新唐书·韩愈传》 载：“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所谓“弘通”，相当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的“通脱”，也就是不拘礼教、超群拔俗。所谓“不诡随”，是不俯仰随人，有独立主见。唐开元年间政治家张说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中，称赞北齐名臣卢思道“言不诡随，行不苟合”。韩愈通脱超俗，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和个性气质，正是他在诗文内容上率性天真和语言风格上追求奇谲险怪的思想根源。

总之，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不是一般地讲作者内心被正确的思想理念所充实，发而为文就成语言合宜的美好文章，而是特指作者要有对理想信念的充沛激情和身心调畅的生命状态，并致力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天然率真、超凡脱俗的言辞语句的诗文篇章。这是韩愈作为一个文学家而非枯守“古道”的理学家对古文运动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被后人赞为“文起八代之衰”，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