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丈”还是“四十年”？

闲来翻阅《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有段文字很是费解，原文是这样的：“高似孙《纬略》载其（指司马光）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段文字，有两处很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是“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二是“以四丈为一卷”。第一处，感觉少了些文字，表述不是很清楚。第二处就有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司马光撰《資治通鉴》应该收集了很多资料，唐代的文献很多，按年月编为“草卷”，可以理解，但这些文献能以长度单位“丈”来计算吗？

查高似孙《纬略》，在卷十二“通鉴”条下，高似孙的原文是这样的：“温公……其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下有原注：‘阙）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下有原注：‘阙）。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如此读来方才通顺。“四丈”当为“四十□”之误，而“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为“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之误。而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纬略》（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四十”后缺字为“年”，“追”后缺字为“补”。

因为古人文字竖排，把“十”与“年”的上半部分合为“丈”，导致“十年”“十丈”这种鲁鱼亥豕之误并不鲜见。但最后一句“计不减六七百卷”，就能看出编修《四库全书》时编纂工作的粗糙。司马光的原意是以“四十□”为一卷编次的草卷，如果每三天删一卷的话，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删掉了二百余卷，唐代部分才编到大历末年。而之后要删的卷数，“不减六七百卷”，还要三年《资治通鉴》方能粗成。也就是说，仅唐代部分，司马光要删掉的“草卷”为“二百余卷”加上后来的“六七百卷”。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的意思是“草卷”总共不少于六七百卷。“总叙”作为“史部”之前，阐述整个“史部”主旨和要义的重要文字，在撰写时不知作者有没有仔细读一读他所引用的这段文字。

古人犯错，近人不察，今人不究，在对古文作句读时难免出错。《四库全书总目》，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年（1931）出过《万有文库》本。这段文字是这么读的：“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曾出了一套简体字点校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这么读的：“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就文字本身，在句读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唐文字尤多”后没有读开，导致与《史部总叙》的原意大相径庭。

《史部总叙》一开篇便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也就是说史书在撰写时要“简”，抓住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但在撰写前，收集史料要尽量丰富，对史料要作细致地考证和取舍。引用高似孙《纬略》一书是证明这个论点的，说明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关于唐代的史料收集了很多。如果在“唐文字尤多”后点开，那么即使《史部总叙》与《纬略》的原文相差很多，但大致的意思还是能够理解的。而不点开，《纬略》的这段文字在《史部总叙》中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万有文库》本对《四库全书总目》不作整理，只是排印和句读，此处只能算是一个标点错误。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简体字点校本，在《出版说明》中指明“对书中明显错讹直接改正，而不出校记（个别需要者加按语）”。而这段文字，在“四丈”“四十年”这种明显讹误的情况下，不作改正，就不仅仅是标点错误了。海南出版社于1999年亦有简体字点校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这段文字就标点而言，确实没有错误。但同样的它在《整理说明》中也明确指出“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四十年”也同样讹为“四丈”。

另外海南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称对一些需要修改的原文出校记说明。这段文字，如果不参照《纬略》修改并出校记的话，恐怕会影响阅读。

（作者单位：西泠印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