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乾嘉诗坛点将录》

《水浒传》自成书以来，“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其热度经久不衰。到了明天启初年，阉党王绍徵即取水浒英雄榜比附东林诸人，而成《东林点将录》，以谄媚于“非能通文理”的魏忠贤，因其通俗易懂也。这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会用金庸小说中的人名给同伴取外号一样，因为当时香港的金庸剧正风靡内地。后来央视拍出《水浒传》，我们小孩子间又兴起来集水浒卡，即类似于上文说的“纸牌”，或是明末陈洪绶画的“水浒叶子”（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那一二年间曾费去我不少零用钱。而作为创体的《东林点将录》就产生于这样的游戏心态中，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宋代的“元祐党人碑”，是一种政治黑名单。惟其中又时见机巧，比如把钱谦益点为浪子燕青，暗指钱早年的投机攀附，为政坛“浪子”，亦切“天巧星”之“巧”，不可谓不工。故时过境迁后，文人私下也乐于取为雅助。至清初王士禛的“池北书库”中还藏有一副本。然而清初文网严密，像这种以“诲盗”的水浒为表、以阉党逆谋为里的“二重反动”的东西，自然无人敢公开仿制。直到“东林录”问世两百余年后的嘉庆晚期，始有《乾嘉诗坛点将录》出焉。

此书体制上仍以水浒榜为蓝本，而取乾嘉两朝诗人配之，性质上遂变为了“主客图”一类的诗评。不同的是，“主客图”论“派”，而此《录》论“人”。其中于诸诗人“或揄扬才能，或借喻性情，或由技艺切其人，或因姓氏联其次。靡不褒溢于贬，亦复毁德于誉”，读者“苟能深悉录中人颠末者，读之未有不击节而笑也”（蓝居中《乾嘉诗坛点将录钞讫记后》）。这显然是承“东林录”点将的机杼，来勾勒出两朝诗坛的“群相”。今天看来，虽其排位上未为公论，品评上有时可商，但到底是称得上“两朝诗乘”的。这固是此书的价值所在，同时却也是研究此书不可回避的难题之一。

书中所点的诗人，除黄景仁、袁枚、钱载等少数名家外，多半为今日一般读者所不识。这与唐诗、宋诗乃至清初、清末的大家、名家广为人知的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诗人行迹固乏人问津，诗集亦若亡若存。要“深悉其顛末”，了解作者点将的用意，非翻检文献不能至。“点将录”一体的趣味，也正在此。如“金眼彪”屠倬，据其友查揆《小檀栾室读书图赞》形容其人为“火色在面，电气贯睛”，是知此处切其形貌。又如“青面兽”张问陶，为雍正元年大学士张鹏翮玄孙，其曾祖张懋诚官至通政使，祖、父亦官至知府，惜问陶为官“无俗吏态”，宦途惨淡（参胡传淮《张问陶年谱》），与杨志以“三代将门之后”落魄江湖正可类比，是知此处切其家世、生平。屠、张还算乾嘉间有名的诗人，以下更是费人索解了。此外，书中更多有以诗人姓氏、诗风绾合水浒人物关系而点将者。如“病尉迟”孙原湘、“小尉迟”孙韶，与水浒中孙立、孙新同姓，故拟为兄弟;而“母大虫”陈声和与孙韶，诗风皆学袁枚，故以“夫妇”相拟。且声和于原湘亦有葭莩之亲（见孙原湘《陈筠樵诗集序》），是知作者于此数人通盘安排甚巧。此书更打破成例，于部分头领正将下增“一作”某某。康熙间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于作者、诗名有异说处，则以“一作”标出异说以备考。比如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一首，诗下注：“一作元稹诗。”这是无法考定时的谨慎处理。而此《录》则不然，其中几乎所有“一作”副将与正位诗人，要么诗风相近，要么经历相似，再不然就都能与水浒中该头领切合，看起来应该是作者刻意为之的。这一来扩大了此《录》的容量，更能显现作者心中诗坛的繁盛;二来可以使诗人以类相从，加上上文提到的依托水浒原书情节而安排的照应，整个书就被编成一张网，虽有疏漏，但纵横交通，不至于使一百四十八位诗人如一盘散沙。这也是作者在《点将录序》里所说的“登坛而选将才，亦修史而列人表”的宗旨所在。

说到此书的作者，乃是清诗研究史上的一宗公案。这里似也有必要谈一谈。此书前《点将录序》落款为“铁棒栾廷玉”，正文标题下署名则为“玉炉三涧雪山房赞”，都非真名。据书前所附同治间蓝居中的《钞讫记后》说，他的朋友樊晓埭把自己藏的钞本送给他，并告诉他“舒铁云孝廉、陈云伯大令当时与二三名下士，以游戏三昧，效汝南月旦”，似乎这书的作者是乾嘉间诗人舒位与其挚友陈文述。而此前道咸间文人王汝玉《玉梵山房笔记》卷四则说：“舒铁云仿《东林点将录》为《诗坛点将录》，因游戏之笔，未免肆略雌黄，故未明著作姓氏。其亲笔原本为叶调生明经所得，余亦假而录一副本。”又似乎此《录》为舒位独著。叶调生即陈文述的女婿叶廷琯，陈文述殁后藏书部分归于叶氏，所谓“亲笔原本”恐怕就是得之于陈文述。王汝玉与之交好，叶的《楙花庵诗》好几次提到王。倘使陈文述真是作者之一，叶廷琯不可能不告诉王，王当然就不会说“舒铁云仿”这样的话。自清末叶德辉两刊此书后，后来的诸刻本，都从叶本出，或仍其旧署化名，或径署舒位名，故读者向来几乎默认舒位为作者。至刘永翔先生考出舒位斋名为“玉炉三涧雪”，又汇列前人诸证，舒位之为作者疑义实已不大（详刘永翔《关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作者》，2011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书评》版）。今年出版的赵婧女士《陈文述研究》，其中举出舒位致萧抡的一封信里说：“昨夜小楼听雨，戏将诗坛录编序，兴会所至，忍俊不禁，今附呈览，当与云伯共赏之。尔后别有俗事，出门访甘亭之说，须俟明日，且泥涂亦不能步行也。即候。位顿首白。子山先生乙正。日佳不具。《拓坡集》二本附去。”这条铁证为这重公案敲上了最后一颗钉。那么，樊晓埭的言之凿凿，是否是臆测呢？陈文述究竟起何作用？

舒位的信中有“出门访甘亭”的话，甘亭是彭兆荪的字，则此书编成当在舒、彭会面之后。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七有《彭甘亭明经与仆诗札往复者十余年讫未识面顷仆还自真州甘亭时赴安庆小泊吴下相遇于云伯桂叶书堂各道姓名云伯遂留饮竟夕同此席者子山孟楷无他客也》诗二首，舒、彭会面始于此次酒会。与会者尚有陈文述、陈裴之父子及萧抡。而据缪朝荃《彭湘涵先生年谱》“嘉庆二十年乙亥”条：“秋九月将由吴门赴皖。”同条还记载彭九月初七尚滞留吴门，与刘嗣绾等宴饮。可以知道酒会在嘉庆二十年九月。检萧抡《樊村草堂诗选》卷三有《舒铁云于重九后一日将之淮南有诗留别旋以小病迁延逾望始行》四首，第四首中有“君到真州去”一句，这与舒位“今日坐红船，自润州渡真州……乙亥良月（按，良月即十月），哉生霸收口，至黄林港落帆书”的话正合得上（详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七《书孟楷无题诗后》跋）。看舒位信的口气，应该是酒会后回到其苏州的书斋“玉炉三涧雪山房”，编成此《录》，寄给与会者赏玩。排比这些材料，可以推论出《录》之成当在嘉庆二十年九月上旬，舒位“小病”之前。这或许就是樊晓埭所言在当年的情况。而《录》中萧、舒、陈、彭四人并排，似乎也印证了这一推测。

既然樊的话可以考证出根据，对于他在舒位以外的四人中独拈出陈文述，就不宜轻忽了。《录》中“豹子头”胡天游高居第九位，在赵翼、张问陶等名诗人之前。胡固然能诗，但其实他最著名的是骈文。这样的排位，似嫌过高。且舒位集中并没提到过胡，自然也不可能是“徇私”所致。考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十二却有《梁溪舟中读陈其年胡稚威两先生集因书其后》一首，陈在这首诗里大谈胡诗之佳及自己对胡诗的嗜好。“双枪”邵梦余，排位高至第十一位，而邵的诗在当时并不出名。陈文述《邵梦余传》却提到，邵是他夫人的姑丈。又说自己从小跟邵学诗。在诗集中屡屡称颂邵诗。查揆、严学淦、周为汉、许宗彦四人并列于第二十至二十三位，皆可谓“德不配位”，这四人与舒位也并无交情，然而查是陈的舅父行（陈文述《自箴诗》），陈屡称其诗;严是陈寄居京城时的好友，一时并称为“白鹰紫凤”;周为汉也是陈在京城的好友（陈文述《赠周箌云上舍为汉即送之甘肃省亲》）;许宗彦是陈儿媳汪端的亲戚，汪是许夫人一手养大成人（陈文述《挽许周生别驾》），凡此都显示陈与此《录》关系极深。

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九《答娄东萧樊村见赠之作》其二有句：“握手共商千载事，赏心各有一编诗。眼前名辈谁倾倒，舒雅彭籛总绝奇。（谓铁云甘亭。）”其三有小注：“方议选乾嘉以来三十家诗。”则知陈、萧（萧抡号樊村）本有所谓“千载事”的选诗之想，而舒、彭是陈、萧欣赏的诗人。陈的《诗选》是按时序编的，据前后诸篇，可考知此诗当作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四年间陈摄篆宝山时，即“点将”前六七年。上文提到的《梁溪舟中读陈其年胡稚威两先生集因书其后》有句：“论诗吾爱萧子云，一代风骚多去取。置我舒王彭郭间，未脱畦町还自咎。”考此诗作于嘉庆十九年冬，即“点将”前不到一年。同卷《乙亥除夕哭舒铁云孝廉兼寄王仲瞿袁浦萧樊村娄东》有句：“堂堂之旗正正阵，萧君以我与君并。我之逊君岂十倍，如以疲驽匹神骏。”而《录》中萧抡赞语正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之语。据这些材料，似所谓“三十家”中本就有舒、彭、王（昙）、郭（麐），陈文述本人则是萧抡列入的。而上文已指出《录》中萧、舒、陈、彭四人并排，郭、王也并列，位置较四人稍后。看来舒位此《录》与陈文述、萧抡的“三十家诗选”似乎有所关联。我颇怀疑后者为前者的蓝本。揆诸情理，大概是此四人在陈文述苏州的别墅聚会筵饮，文述子裴之侍座。四人都嗜诗，“三十人诗选”既已選入舒、彭，似无不拿出来跟当事人共赏的道理。樽酒间，四人必于此数十诗人的生平、诗风等有所月旦，甚至于人选亦有所取舍。而南宋龚圣有《宋江三十六人赞》（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于宋江等三十六人每人下一赞语。如插翅虎雷横赞云：“飞而肉食，存此雄奇。生入玉关，但伤今姿。”张岱《水浒牌四十八人赞》更仿之为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人物作赞（见张岱《夜航船》）。这些可能给了舒位启发，回寓所后，遂将诗人配合水浒人物，将席间的品评赅为赞语。今通行本此《录》赞语只有四十多条（按，另有一金丝玉壶斋本，赞语较多，然是后人所补，非舒位原笔。本文不赘及），且风格与龚、张所为类似，似也可旁证我的猜测。这些赞语多数都很警炼，内涵丰富，能够看出舒位的才气。如“入云龙”王昶赞有“一战而霸”一句，此语源出《左传》，实则舒位是用《李娃传》中郑父勉力郑生的话，指王昶初次会试即中进士的事。又如上文提到的萧抡赞语“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是孙武子，是傅修期”，这里用孙武、傅永来形容萧的诗风正大，而萧诗中咏史诗特多，故舒以史相拟。然而编完此数十人后，舒位或意犹未尽，思及“东林录”成例，乃尽取一百八将配两朝诗人，编成了此《录》。此《录》既脱胎于陈、萧的“诗选”，上文所列的胡稚威、邵梦余诸人，大概在“诗选”中即排位如此，舒位不便改动，就一仍其旧了。

古人于这类游戏文章，本不在意，因此舒位生前从没提及，其子整理他的遗著时，也未列此书。此书在叶德辉重刊之前的近百年间，一直都是手钞流传。流传中时时有人在钞本上批注诸诗人的生平、著作，最后经叶德辉增订，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小传。这些都非舒位所作。比如“神行太保”戴敦元小传里，提到戴著有《戴简恪公遗集》。戴卒于道光十三年，简恪是其谥号，此时舒位已殁数十年，当然不可能写这样的话。舒位的原稿上，应该是没有小传的。本来只在朋友间传阅，诸人都“深悉录中人颠末”，自不必蛇足。我整理此书时考虑过将之删去，然以叶德辉刊本通行已久，最终还是从俗保留了。只是其太过简陋，不得不搜集材料，重为编撰。让今天的读者能更方便地了解这些陌生的诗人。

六年前，我刚接触此书时，也是一片茫然。对上文提到的这些曲折的隐情，全无发见。但越读越发现这个书的情况很复杂，此外还有其中品评失当、前后矛盾等问题，在业师张寅彭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遂决意全面整理此书。如今书成回看，真要暗骇当初的“不揣浅陋”，然而自问已是尽力。如果读者能藉此对此书发生一点兴趣，那此文就不为无益了。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