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淳于楚

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是一篇名作，其结尾作者出现时叙述却有一些参差。其云：“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不同版本的《太平广记》此段均同。仅看这句话本身似乎并无不妥，但稍稍梳理一下作品的情节关目，就会发现参差之处。这看似校勘问题，其实却是情节关目的逻辑问题。

我们看一下本文的时间线索：传文开篇说淳于棼入幻之时为“唐贞元七年九月”，这里的“七”字很可能是“十”字的形误，因为后文清楚地说：“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贞元“丁丑”为贞元十三年（797），则前文当为“十年”。其实，无论故事开始在“七年”还是“十年”，在李公佐“自吴之洛”的贞元十八年，淳于棼都已经逝世多年，作者自然不可能“偶觌淳于生棼”。王梦鸥先生《陈翰异闻集校补考释》云：“淳于棼既卒于贞元（十）三年，至此十八年，李公佐何由‘偶睹淳于生棼’，‘八’字疑为‘一’字之讹。”把李公佐“自吴之洛”的时间提到淳于棼逝世之前，自然可以避免前揭之矛盾，但无版本依据，不免于臆断;而且在叙述安排上也有些颠倒，先述其贞元十三年去世，再补叙作者两年前与主人公的偶遇，《南柯太守传》似无此笔法。更何况如果是贞元十一年，淳于棼未死可以避免“见鬼”的矛盾，却也留下了新矛盾，就是李公佐那时还不知道两年后淳于棼“将符宿契之限”而死，怎么记录呢？

在没有找到更多校勘资料的时代，此字虽然不合情理，但整理者也只好保留，并不加任何解释。如鲁迅《唐宋传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说》均如此。此后发现新的校勘材料，于此方有进展。如明沈与文钞本《太平广记》作“偶觌淳于生貌”，这仅从语意上似乎亦可通，即云李公佐来时淳于棼虽已去世，但作者还是通过某种途径看到了淳于棼的相貌，这虽然解决了前述“见鬼”的龃龉，但并无理路，因为见淳于棼的相貌与故事逻辑显然并无关系。陆采辑八卷本《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兒楚”，七卷本《虞初志》则作“偶觌淳于生貌楚”，似乎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程毅中先生《〈虞初志〉的编者和版本》一文指出前云之矛盾，并云：“《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貌楚’（应作‘棼貌’），近似。”但仍不能解决问题。

张友鹤先生选注《唐宋传奇选》时，据陆本《虞初志》改，并云：“‘儿楚’，原作‘棼’。按贞元十八年淳于棼已死，下文亦明言‘访询（按：当作‘询访’）遗迹’，何能再觌见本人？鲁本古籍刊行社编者校记，疑‘棼’应据沈本作‘貌’，是遗貌、遗容意。虽亦可通，究嫌牵强。作‘儿楚’，指其子淳于楚，则完全可解矣。”有趣的是，李時人等先生选注的《唐人小说选》中，此句校改为“偶觌淳于生子楚”，注者云：“底本作‘偶觌淳于生貌’，疑有脱误。据文中所述，至贞元十八年淳于棼已卒，作者不可能再见到其人，故下文有‘询访遗迹’语。此据明刊《虞初志》本《南柯记》改。意为偶然见到淳于棼的儿子淳于楚。”两家意思均同，亦均据《虞初志》改，但一改为“儿”，一改为“子”。事实上，前者改为“儿”有版本依据，即陆采八卷本《虞初志》作“偶觌淳于生兒楚”。据此来看，从明沈与文钞本与陆采《虞初志》本的异文来看，此处确当作“兒”，后讹为“貌”。总之，新的校勘资料出现轻松地解决了这个文字上的拦路虎。

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思考，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未完全解决，因为这句话语势尚有不合。一般来说，“儿”多用于父称子，而他人描述父子关系时用“子”更恰当;这样来看，后者改为“子”似乎更顺畅，但可惜的是完全没有版本依据，或许只是选注者据语势不小心误改了吧。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为“子”的版本，仍然会发现，此校改还有一个缺陷，即淳于棼的儿子名为淳于楚，与乃父之用字同一偏旁，不得不说颇有些奇怪。古代家族的取名规则，若有谱字，则同辈人姓名第二字相同，若无谱字或为单字名者，则以偏旁相同来表示同辈——比如说《红楼梦》中贾府从贾政到贾珠再到贾兰等莫不如此。此为小说家言，自然不必深究，但也正因如此，拟名特意父子同偏旁，似乎也启人疑窦。另外，作品也有其他一些描写与此似未合。如淳于棼虽然于“丁丑”年即贞元十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至贞元十八年李公佐“自吴之洛”时又过了五年，淳于棼若活着也当五十二岁了，则其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儿子亦合情理。但从作品的描写来看，作者并未给淳于棼安排妻子和子女。一者，淳于棼入梦时，还隐约记得其父之事，但当大槐安国要招其为驸马时，他却从未有因已有妻室的犹豫，似可知作品一如其所仿效之《枕中记》一样，并未给主人公安排妻室，以便在幻梦中获得因妻而贵的际遇。二者，作品开头时淳于棼醉酒，二友人“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人还要“俟子小愈而去”，如果淳于棼有儿子，则此时亦二十岁左右，自当出现以侍奉其父，又可共同见证其父之历幻，然作品中全无踪影，直到后来出梦寻穴等事，亦未见其有家室，除“二客”外，就是僮仆之辈。可知将此句定为“淳于棼儿楚”无论从校勘、惯例还是情节关目来看，都并不合适。

此字的矛盾及致误的理路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太平广记》孙潜校宋本出现，才有了解决的可能。孙校本此处作“偶睹淳于生兄楚”，是其独有的异文，得此则前述积疑焕然冰释。从致误之因来看，知此“兄”字先讹为“兒”（即陆本《虞初志》的异文）;因其字不通，又为人校改为“貌”;“兄”字即从传文中消失，故后之“楚”字亦无着落，后人又将此字校改为“棼”，以至不可究诘。从文中逻辑来看，淳于生名“棼”，其兄名“楚”，兄弟二人单字名有共同的偏旁，亦甚贴合。

从叙事传统来看，唐人传奇常于文末让作者现身说法，且常安排作者与主人公或其亲友等小说世界中的人物来往，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离魂记》末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任氏传》末云：“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崟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李娃传》末云：“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东城老父传》中云：“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此传拈出其兄为作者讲述淳于棼之经历，亦与传统体例相合。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唐传奇的作者，会发现最擅长将自己融入小说叙述，让作者与小说中人有交往的有二人，一为沈亚之，一即李公佐。就李公佐来说，他现存四篇完整的传奇作品中，其余三篇情况如下：《庐江冯媪传》末云：“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天水赵、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釴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作者出现了，也有特意讲述此事的人（高）。《无支祁传》（即《古岳渎经》）是中国古代小说作者身份变化最复杂的作品，传文开始时，“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将永泰中楚州刺史李汤见淮水中锁巨猿的异事讲述给李公佐;然后“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则李公佐从故事的接受者变成了讲述者;此时，这还只是一个“征异话奇”的小异闻，尚无神异色彩，但接下来，李公佐又从倾听者与讲述者转变为行动者或者说故事的推动者了，“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这部古经道出了来龙去脉，把此前异闻背后的复杂背景交代出来，也使得这部作品从异闻变成一则带有神话性质的诡奇之作。至于《谢小娥传》，李公佐已经不满足于作者出现，并与作品中人发生联系，甚至干脆就进入到叙事世界之中，成为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主人公谢小娥破解字谜，寻绎真凶，然后又遇谢小娥于尼寺。从这三篇作品的惯例来看，李公佐最杰出的作品《南柯太守传》也当符合这一叙事逻辑。

本文的考证虽然仅仅是一个字，但一方面梳理清楚了《南柯太守传》的文本，让我们对此传叙事逻辑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看到，文言小说的校勘，是如何地依赖校勘材料提供的异文，如果没有丰富的异文资料，校勘者面对文本中扞格难能之处，在思维中完全没有通向正确文本的“路线图”——事实上，有时候哪怕是错误的异文，如本文提及的陆采《虞初志》作“兒”，但至少也能给我们指出文字致误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