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天与乐天相伴

大寒深处春水生，千山万径阅枯荣。按照中国传统节令，二十四节气里压轴的是大寒，过了大寒，意味着又过了一年。古人讲，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但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大寒的意义之一，就是善始善终。《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说：“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大寒的物候有三个，一是鸡始乳，二是征鸟厉疾，三是水泽腹坚。就是说，母鸡提前感知到春气，开始孵蛋了;鹰隼之类远飞之鸟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盘旋于空中到处寻找食物，以补充能量抵御严寒;在一年的最后五天，寒至极点，水中的冰一直冻到水中央，最厚最结实。而物极必反，坚冰深处春水生，冻到极点，也意味着开始走向消融了。过了大寒，就是立春，气温回暖，新的一年也即将开始。

在大寒这个节令，不妨与乐天相伴，看一看这位广大教化主如何与大寒相处，怎样乐于应命顺天。白居易，字乐天。《礼记·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这是白居易名的来历。《周易·系辞上》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是白居易字的来历。从字面上看，“乐天”就是乐于顺应天命，“居易”则是安土之意，而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礼记·哀公问》云：“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从反方面解释了安土与乐天的关联。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曰：“不能乐天，不知己过而怨天也。”苏轼《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说“努力莫怨天，我尔皆天民”，怨天尤人，怨恨命运，不反思己过，就会责怪别人，非君子之道也。明代王廷相《慎言·作圣篇》云：“随所处而安，曰‘安士’;随所事而安，曰‘乐天’。”再来看《孟子·梁惠王下》：“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与郑玄同时代的经学家赵岐注云：“圣人乐行天道，如天无不覆也。”将乐行天道这层意思再引申一步，“乐天”还可以理解为安于处境而无忧虑，也就是陶潜《自祭文》所谓：“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以上这些典籍均可帮助我们理解“乐天”一词的内涵。

作为唐代最有生活情调的大诗人，白乐天可谓人如其字，对节令物候非常留意和关注。如果调查一下白居易笔下的节令物候描写，就会发现，他的诗歌基本上涵盖了二十四节气，这当然与他的诗作留存数量是唐代之冠有关，但他留心身边日常，勤于创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两首他笔下与大寒相关的诗作。先来看《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据《白居易年谱》，这首诗作于元和八年（813）十二月，地点是在下邽，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市北下邽镇东南。当时白居易因母亲逝世，回家居丧，退居于下邽渭村老家。退居期间，白居易身体多病，生活也十分困窘，多亏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济，雪中送炭，才幸免饥冻苦。

这是一首讽谕诗。在当时文坛上，白居易最早出名就是凭借着讽谕诗。什么是讽谕诗呢？白居易自己的界定和理解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至于讽谕诗，意激而言质。”可见，所谓讽谕诗，内容的规定性是旨意可观，稍存寄兴，与讽为流，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其创作意图是要成兼济之志;其艺术特征是意激而言质。按照这个理解，我们来对照着阅读这首《村居苦寒》。

在白居易题材广泛的讽谕诗中，这一首《村居苦寒》叙写流畅，不事藻绘，而格外真切感人，具有纪实的史诗性质，在当时确实属于“意激”，意见很激烈，思想很前卫，其中包含着热烈的心肠，伟大的抱负，闪熠着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光辉。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正处于唐代中期，当时虽然相对安稳，但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已经大为减少，可是还要供养大量军队，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形下，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来自普通世家的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诗中所写“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夏旱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一样，正是他亲眼所见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开篇“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据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三：“乐天诗有记年月日者，于以见当时之气令，亦足以裨史之阙，如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爞爞。’有以见宪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诗曰：‘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竞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见元和六年二月晦为寒食，当和暖之时，而霈大雪，其气候乖谬如此。又诗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又见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冻，民不聊生如此。仆按东汉延熹间大寒，洛阳竹柏冻死，襄楷曰：‘闻之师曰，柏伤竹槁，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乐天此说，正所以记异也。”可见白居易诗歌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村居苦寒》这首诗的结构十分简单，完全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农民，后一部分主要写自己，二者同样的是处于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可是冷暖对比十分明显。农民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而自己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之后，深感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自剖自责，这不能不说难能可贵。“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二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凸现出诗人对农民饥寒交迫的深切同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上评论道：“诗境平易，正以数见不鲜。”正因为眼中屡次所见，所以叙写流畅，情真意实，体现出白诗独特的平易通俗的艺术风格。

白居易不但讽谕诗平易通俗，其他类型的诗也具有同样的特色。比如同样是在大寒之节撰写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是一首知名度极高的邀请朋友喝酒的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时年46岁，已经从中央朝廷的高官，被贬为地位卑微的江州司马。刘十九大概是作者在江州时的朋友，“十九”，是指排行，名字不详。很多选本认为是彭城人刘轲，据朱金城考证，非也。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另有《刘十九同宿（时淮寇初破）》诗：“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可知刘十九为嵩阳（今属河南洛阳）人。淮西吴元济诛于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此诗作于淮寇初破之时。元和十三年（818）春，白居易在江州又有《雨中赴刘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刘已先去因以四韵寄之》《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崔二十四同饮》，其中的“刘十九”，应该都是指白居易在江州时的这位友人——嵩阳刘处士。

在诗体上，这是一首五言绝句。作为篇幅和字数最少的一种诗体，如何以少纳多，值得考量。此诗堪称典范。全诗简练含蓄，轻松洒脱，信手拈来，即成妙作，而其间脉络十分清晰。从层次上看，首句先出酒，二句再示温酒之具，三句又说寒天饮酒最好，末句问对方能否来共饮，而且又点破诗题中的“问”字。从关系上看，首末句相呼应，二三句相承递。诗句之间，意脉相通，一气贯之。诗作写尽人情之美，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落笔，以如叙家常的语气，朴素亲切的语言，富于生活气息的情趣，不加雕琢地写出朋友间恳诚亲密的关系。至今读来，仍有余温。

对这首诗的意境和情调，后代的批评家在钦羡之余，可谓好评如潮。比如，明代黄周星《唐诗快》评论说：“岂非天下第一快活人。”清代孙洙《唐诗三百首》评价：“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诗家三昧，如是如是。”（吕薇芬校点本）邹弢《精选评注五朝诗学津梁》：“气盛言直，所谓白诗妇孺都解也。”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卷三曰：“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中国书店影印本）俞陛云《诗境浅说》曰：“寻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笔不能达者，得生花江管写之，便成绝唱。此等诗是也。即以字面论，当天寒欲雪之时，家酿新熟，炉火生温，招素心人清谈小饮，此境正复佳绝。”（《诗境浅说》续编）

梁启超批点《白香山诗集》认为，白居易《招东邻》：“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来夜话否？池畔欲秋凉。”与此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同一意境”。读《招东邻》《问刘十九》二诗，可知白居易之好客，有酒则呼友同饮。今存长沙窑瓷器有两首题诗：“二月春豐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八月新风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田申、刘鑫《全唐诗补：长沙窑唐诗遗存》，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可以明显地看出拟仿改写白居易原诗的痕迹，这正是此诗流行一时的最佳案例。原迹字体的俗写，乃至讹误，充分透露出白诗在走入世俗民间时产生的变形轨迹，这一点颇有《诗三百》重章叠韵的遗韵。

“愿保乔松质，青青过大寒。”（耿湋《晚登虔州即事寄李侍御》）在自己远贬江州之际，46岁的诗人白居易能够苦中作乐，寒中送暖，期盼一份最最平凡的友情，这与他42岁时，在村里的农民苦寒之际，愿意站出去，写下来，同情并呼喊，其实是心同此理、情同此怀的，皆岁寒然后知乔松之后凋也。被视为充满“寒气”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曾说：“天气愈寒了，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吗？我们是有的。”也和白居易《村居苦寒》一样，是对比着自己来写的，这不仅是面向已逝友人的亡灵，也是面向所有需要温暖的天下苍生。鲁迅惯于在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但寒的极点后面就是春天，所以他也曾说：寒凝大地发春华。时当岁末，令在大寒，愿我们运转春华至，岁来嫩蕊青。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