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与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当时文献多称之“疫”“疠”，或是合称“疫疠”。若论瘟疫发生频率之高、程度之烈，或以东汉为最。据《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196年间共有26个疫灾年份，而汉献帝在位31年里竟然就有7年发生疫情。瘟疫的频发与漫延，不仅会造成百姓流离、人口锐减，还会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等产生重大影响。而爆发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这场瘟疫，还对当时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

有关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史书不乏记载。范晔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云：“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惜字如金的史官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将此疫单独列出，并冠之以“大”，已令人隐然感觉到疫情之严重。《三国志》的记载要比《后汉书》详细许多。据《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遣夏侯惇、臧霸南下征吴，行至居巢（今属安徽省巢湖市），“军士大疫”。曹操当年鏖战赤壁时领教过瘟疫对军队的杀伤力，故急命“（司马） 朗躬巡视，致医药”。然而疫情之猛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派去的丞相主簿司马朗竟也“遇疾卒”，时年 47 岁。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当时随军出征，也染疫身亡，时年41岁。瘟疫没有就此停住，而是随着军队流动扩散开来，很快蔓延至曹魏都城——邺城。曹植在《说疫气》一文里曾有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曹植一方面描述了当时疫情之惨烈，竟有“阖门而殪”“覆族而丧”的惨况;同时指出了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平民的感染率要远大于上层贵族。这应该跟卫生条件、防疫措施、饮食营养等都有关系。然而曹植忽略了底层平民与上层贵族之间的中间阶层，即文人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例如曾在曹操手下任司空军师祭酒的陈琳、五官将文学的徐幹、丞相掾属的刘桢和应玚，皆殁于此疫。加上死于军中的王粲，建安七子中竟有五子死于这场瘟疫。事后曹丕每念及于此，便不胜伤悲，如其在《又与吴质书》中所言：“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是由三曹和七子共同开创的，但七子中的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去世，现在一场瘟疫又夺走剩余五子的生命，建安七子至此无一存世。如果将七子视为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坚力量，那么可以说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致使邺下文人集团遭受了灭顶之灾。文坛宿将只剩下三曹，曹操又已暮年，即将于三年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真正的作手只有曹氏兄弟了。尽管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三国志·文帝纪》），曹植更是文才富艳、才高八斗，但两个人无法撑起一个时代的繁荣。从俊才云蒸到文坛凋零，这是这场瘟疫给建安文学的一大打击。除此以外，建安文学的主题与风格也受到影响，发生着转变。建安前期，由于曹操的东征西讨和邺下文人的聚集，诗歌以关注现实与游宴酬赠为主题。前者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慷慨多气之中可见执着奋进之心;后者如曹植等人的《公宴诗》、刘祯等人的《大暑赋》等，多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作品，以高谈娱心、欢畅纵情为特征。可是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大瘟疫使许多文人才士皆登了鬼录，一时间，当年的奋进都化为了乌有，昔日的欢宴也成为了记忆。幸存者只能发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曹丕《大墙上蒿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其五）这样的哀吟，来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慷慨雄健、风骨遒劲的建安诗风与“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邺下诗会，都在这一年徐徐落下了帷幕。

这场瘟疫对建安文坛还有一大影响，往往为人忽略，那就是推动了魏晋文学批评的确立。建安文士不仅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写作，还热衷于相互评论。七子间互有评论，但互评不是太高，曹丕谓之“文人相轻”;曹丕、曹植对他们也有评论，相对客观;吴质、刘季绪等人也热衷于评点文章——这些已经构成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现象。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学价值论、文气论、文体论等命题，无论是理论性还是系统性，都可视为魏晋文学批评得以确立的标志。

据《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曹丕为太子时“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他就写信给王朗，抒发哀情，同时“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曹丕给王朗的信，署建安二十二年冬，可知《典论》的主体部分包括《论文》在内，应作于是年。曹丕为何会在这一年撰写《典论·论文》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建安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高度发达的结果，也是鄴下文人交流经验、谈艺论文的产物。这些都是《典论·论文》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是事物的产生往往还有一个直接推动因素，这个因素导致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而非二十一年或二十三年来撰写《典论·论文》。从信中“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的感叹来看，这场夺走五子生命的大瘟疫给曹丕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促使他写下了这篇不朽的文字。

曹丕常在邺城与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人诗酒谈艺，他在建安二十三年写给吴质的信中回忆往日与诸子的交游：“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又与吴质书》）曹丕是一位情感敏锐细腻的诗人，言语间流露着与徐、陈、应、刘等人的深厚感情。面对逝者，他想用某种方式来作纪念。在道教盛行的汉代，死后飞升、游于仙界，是人们着力追求的一种不朽的方式。但是瘟疫中生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曹丕对神仙的迷信，他看到很多人为追求成仙成道而丧命，不由感慨“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典论·论方术》）。曹植也说那些方士是“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至于神仙传说，“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辩道论》）。所以曹丕没有写游仙诗来纪念邺下诸子。

既然神仙不可信，那如何才能彰显邺下诸子的生命价值呢？曹丕准备给他们编文集，“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又与吴质书》）。显然这是受传统“三不朽”思想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去晋国，范宣子来问他，什么是古人所谓的“死而不朽”？穆叔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说法。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过类似的一段话：“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文人，与立功无缘，也不以修德见长。曹丕曾对吴质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与吴质书》）所以文人想要不朽，“立言”是最好的方式。曹丕为他们编纂文集，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古人所谓立言不朽之“言”，主要是指关乎教化与训勉的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文章。曹丕就凭借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将文章抬升到“立言”的高度，使其同样具有不朽之价值。这样，他就能在《典论·论文》中高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也就是说，徐、陈、应、刘等人不必依托显赫的政治地位，也不必凭借史家之笔，只要有锦绣文章传世，就可以获得不朽的价值。从此，历代文士都可以像邺下诸子一样，依靠文字来抵抗死神，凭借文章来传世不朽。所以《典论·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吹响了文学自觉的号角，而且以对各家创作得失的分析和对文体的划分，奠定了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基础。可以看出，这场大瘟疫对生命的侵噬和对幸存者造成的创伤，是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

考虑到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太子，《典论·论文》的写作不排除含有安慰政治对手曹植，消弭其抵抗情绪的用心。但从对邺下诸子创作特点的分析与品评来看，曹丕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通过纪念逝者来总结自己对文章写作、文体特征的一些看法。当然，曹丕撰写《论文》归根到底是基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评论活动的活跃，但当必要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偶然因素来直接推动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像瘟疫这样的自然灾害不仅会给人们造成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也会在无意间推动一些事物的产生，或是改变其发展的方向。当我们审视文学史进程时，不可忽视这种看似偶然的因素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