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情适口说“酒”赋

诗酒风流，常拟状文人雅士之倜傥，而赋者言“酒”，清代小说家蒲松龄《酒人赋》开篇谓“有一物焉，陶情适口，饮则醺醺腾腾，厥名为‘酒”，“陶情适口”，既是饮酒的基本需求，也是品酒的一种境界。记得若干年前，江苏宿迁洋河酒厂主事者来金陵，邀我撰《酒都赋》，刻碑立石于酒厂的泗阳基地，蔚然壮观。然赋中论酒，有“天造美禄，地洌甘晶”“五谷丰登，九州兴酿”之功德;有“粤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或曰杜康”之史事;复有“酒如清镜，美善分明。……水血曲骨，色香味格，化精醇而弃糟粕，知曲糵之有殊荣”之美誉;更有“创新励志，首肇绵柔”以颂扬其“梦之蓝”系列，所谓“绵柔”，也算是先“适口”再“陶情”的创意酒品。

古人以赋体述酒，自《楚辞》已见端倪，如《九歌》之“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援北斗兮酌桂浆”（《东君》），酒已被奉为美物。汉初枚乘《七发》言“楚太子”病状包括“嘘唏烦酲”，而述“饮食”之美时复有“兰英之酒，酌以涤之”，啜佳酿与害病酲，酒之于人的两面性已被揭示。这种两面性已成为历史上很多专题酒赋的创作主题，也是对“陶情适口”的实践与伤害。清人孙星衍辑《续古文苑》有初汉邹阳《酒赋》一篇，按时序应是署名最早的赋酒之作。赋中描写，除了“清者为酒，浊者为醴”类的知识介绍，其或谓“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以美其德用，或谓“纵酒作倡，倾碗覆觞”以讽其纵贪。围绕讽、颂两端，历代赋作说酒，又别出心裁，从多视角展开：

或调笑以陈戏谑，如扬雄之《酒赋》见载《汉书·游侠传》（亦作《酒箴》），《太平御鉴》八十九引序云：“汉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赋》以讽之。”然观今存赋文一段：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徽。……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此非全篇，前后宜有质难之词，然观这段文字，假酒客为酒的辩护，寄讽于谐，化庄为谑。

或正论以明教化，如曹植《酒赋》即于序中明言：“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始。”所言“终始”，实用三段文字开解。首论酒之功用：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仰酒旗之景曜，协嘉号于天辰。穆生以醴而辞楚，侯嬴感爵而轻秦。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醥清。次写“王孙”“游侠”，“宴笑无言”之乱德，其醉态“或扬袂屡舞，或叩剑清歌，或颦噈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从而引出末段“矫俗先生”的正论：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魏晋人好酒，然多言酒德，如刘伶之《酒德颂》，最为著名。曹植虽以才见胜，但论赋却有“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与杨祖德书》）的批评，认同扬雄悔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的说法，但此赋却是针对扬雄之作“戏而不雅”而为，具有申论正体，以醪醴喻君子品德的思想作用。

或写实以谈游乐，如晋人张载的《酃酒赋》。酃酒，即酃湖之酒，是湖湘衡阳的地方特色酒，据史载司马炎建西晋朝，因于开国大典上荐酃酒于太庙，时称“国酒”，南朝盛弘之《荆州记》亦有“湘东酃湖酒，年年入贡”的记述。张赋除了有关“惟圣贤之兴作，贵垂功而不泯”的圣作之赞，以及“造酿在秋，告成在春。备味滋和，体色淳清”的酿成过程，其最突出的描写是：于是纠合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金尊于南楹，酌浮觞以施流。备鲜肴以绮进，错时膳之珍羞。……咸德至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虽然赋者仍谈圣作，亦重酒德，然对酒助兴宾朋、遨游山水的功用和趣味之关注，又与渐次开启的魏晋风流的时代合契，较前此更趋向于文学化的新审美与新体验。

或借题以喻哲理，如苏轼的《浊醪有妙理赋》。我在前引拙撰《酒都赋》中特别提到唐宋时期的两大文豪李白与苏轼，即“太白扬觯吟醉，东坡把酒徜徉”，如果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是酒助诗兴的代表，那么酒与赋的呈现，苏轼宜为典范。陈元龙《历代赋汇》“饮食类”共收录酒赋17篇，其中就有苏赋4篇，分别为《酒子赋》《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与《浊醪有妙理赋》，或叙酿造，或言品类，或谈哲理。其中《浊醪有妙理赋》系作者谪居海南时所作律赋，赋文化解杜甫“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淳”（《晦日寻崔戢李封诗》）诗意，重在写“酒”之神，以表现洒脱之情，旷达之性：兀尔独坐，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哺。刍豢饱我而不我觉，而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适口”自不待言，“陶情”已在其中，赋酒之迷狂痴醉之状，浊醪妙理之趣，信笔拈来，随意挥洒，无所挂碍，而作者的政治挫折，人生忧患，亦如眼光扫空，不着痕迹。李调元《赋话》卷十谓之“穷达皆宜，才是妙理。理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的评。由于这是赋酒名篇，南宋李纲复为同题“次东坡韵”之作，赋以“故我取足于心，得全于酒。内以此而怡弟昆，外以此而燕宾友。虽一杯于一石同酣适之功，又何必吸百川以长鲸之口”收束，浦铣认为苏赋“气局雄健”、李赋“词旨激昂”，并与元稹赋“体格博大”而“可为鼎足”（《复小斋赋话》下卷），读此酒赋与和作，可窥一斑。

酒有多品，赋亦随之。阅读历代酒赋，或写其种类，如元好问的《蒲陶酒赋》，于序文记叙“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陶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以一偶然之遇而成一佳酿品种，诚为传奇。然“蒲陶”（葡萄）与“纯白之士”（白酒）的不同滋“味”，也是赋者描述与关注的。或写其酿造之法，如元朝至正年间朱德润所写的《轧赖机酒赋》，其序谓：“推官冯仕可惠以轧赖机酒，命仆赋之，盖译语谓重酿酒也。”可知所谓“轧赖机”是译语，指重酿酒，就是现在说的蒸馏法制酒。所以与前人的写作相比，朱赋的创新之处，更多地体现于对蒸馏酒的制作设备和工艺的生动描绘。诸如“而色如酎，贮以札索麻，而气微香”“酿器扃钥之机，酒候温凉之殊”“火炽既盛，鼎沸为汤”“薰陶渐渍，凝结为炀。滃渤若云蒸而雨滴，霏微如雾融而露瀼”，多為前人未及，实属近古酿造新技术的写照。

酒为甘洌，人称美德，固为赋家所重，然“适口”在持中，“陶情”则自得，于是过量之病，谓之酗酒。缘此，读诸家酒赋，又颇多“酒病”是斥，并陈“解酲”之方。较早通篇写酒病而寄以讽世的，当是唐代陆龟蒙的《中酒赋》。陆赋开宗明义云：“书编百氏，病载千名。将有滨于九死，谅无敌于余酲。”继而从多层面书写病酒之状：气缕支绵，神杂色沮。前欢已誓于抛掷，往事空经乎思虑。……拔酒树，平曲封，培仲榼，碎尧钟。……黄昏细雨，迷途而不到长亭;白昼繁花，失意而初归故国。……冠缨不整，柸桉空陈。徒歼燕燕之髀，浸费猩猩之唇。……虽驰心于万品，且忘味于兹辰。……强迎宾客，力答笺书。落魄不啻，压伊有余。襜褕犹懒整，解散固慵梳。而如何使酒病得以“醺骨酡颜，潜销暗释”，关键还是“受教于圣贤”，而归之酒德。

与之相应的是金代赵秉文的《解朝酲赋》，其解酒病之法有二：一是物质的，如“辣蓼之和，邪蒿之酱，牛鱼之醢，鹿尾之浆，海东头鹅，安西尾羊……殿以红腊，饭以黄粱。然后煎以松风蟹眼之汤，燃以清泉黄串之香”;二是精神的，如“龙岩雪溪，擘乌丝而操翰墨;竹溪黄山，挥玉麈而谈冰霜”“笑五斗于竹林，追独醒于沅湘”，方能“辗然汗出，释然病已”。相比于赵赋的温和解酲之法，蒲松龄的《酒人赋》写解酒之方，则是奇特而畅快。试观其赋的末段文字：有狂药下，客气粗，努石稜，磔鬡须，袒两背，跃双趺;尘蒙蒙兮满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狺狺兮乱吠，发蓬蓬兮若奴。……舌底生莲者，不能穷其状;灯前取影者，不能为之图。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难扶。或以父执之良友，无端受骂于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惟有一术，可以解酩。厥术维何？只须一梃。絷其手足，与斩豕等，止困其臀，勿伤其顶，捶至百余，豁然顿醒。蒲赋首启酒品之“陶情适口”之正音，而收束处却以小说笔法，描写“病叶狂花”的醉鬼之状，并对难以拯救的“酒凶”提出“解铭”一术，这种梃捶棒喝的作为，既轻逸，又沉重;既诙谐，又惊绝，充分揭示了作者悲世、痛世、入世、救世的激切情感与无奈心境。

赋家品酒，多尊酒德，以及对酒之功用的臧否，实与赋创作附着《诗》《书》“经义”有关。考究其源，本在《尚书·酒诰》惩殷王之乱政，故谓“饮惟祀，德将无醉”，“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工乃湎于酒”;其《无逸》又引周公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而《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惩于酗酒，而有“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的描写，《小雅·南有嘉鱼》明其酒德，故有“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的赞美。如此以酒德赋酒文，意旨委实沉重，从阅读感受来讲，确实有点减损鉴赏的趣味。所以相比诸家酒赋，我觉得还是宋人的酒赋如东坡之作写得较空灵超逸，他如张耒赋酒所谓“张子晨起，落然四壁，千林霜晓，四顾寒寂。先生惘然而不自顾，视壁间若有物焉，短脰魁腹兮，长喙旁啄而椎髻上直也。虽未知其何祥，而津津然有喜色矣。于是童子趋而进曰：是有客曰麴生者，愿奉先生于顷刻”（《卯饮赋》），因理趣而造境，“适口”兼得酒味与人品，“陶情”兼有人情与酒德，“适口”即“陶情”，才有自得之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學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