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的赋篇

刘义庆《世说新语》引赋篇计17处，外加刘孝标注文引赋篇2处，计19处，见录《言语》（2处）、《雅量》（1处）、《赏誉》（1处）、《品藻》（1处）、《任诞》（1处）、《轻诋》（1处）诸篇，而相对集中于《文学篇》中（计12处）。书中共涉及赋篇有屈原《离骚》、司马相如《大人赋》、曹植《铜雀台赋》、嵇康《琴赋》、左思《三都赋》、潘岳《秋兴赋》、孙绰《遂初赋》《天台山赋》、庾敳《意赋》、庾阐《扬都赋》、袁宏《北征赋》《东征赋》、王珣《经王（黄）公酒垆下赋》、束晳《饼赋》、顾恺之《筝赋》等，除引述屈原、司马相如各一处，余皆魏晋中人赋作。除正文引录，书中注引两处均在《文学篇》，分别是“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条谓“《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引左思《魏都赋》“崤、函帝王之宅”;“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条，引曹植作《铜雀台赋》本事，或征名实，或言才华，于赋篇本身没有评析的意义。所以能够提供该书载记“谈赋”特色及其内涵与意义的，相对集中在《文学篇》正文引录的赋篇。

我尝以为《世说》中谈赋，是其时风尚所致，也是谈玄品文的附带内涵，其中的意气所寄、有意无意、高奇见贵等谈赋说词，已有学者专门探讨（参何新文《清谈与赋谈——从〈世说新语〉看两晋士人的辞赋评论》，《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然落实于其谈赋涉及的赋篇，于谈玄，于赋史，尤其是变汉人赋法而呈现的魏晋风度，或可于中窥得些许趣味。兹录几则《文学篇》中述及赋篇的文字，并作疏解：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同类记述又见《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所谓“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考究其因，一方面因《三都赋》词富才高，能经世致用，诚如《世说》同篇所载孙绰（兴公）所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以彰显其羽翼《五经》的功效。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可参读《晋书·张华传》所载，张华《鹪鹩赋》成，因“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名声始著”。其中名士的推挹所构成的名士效应，以及因名士推挹引起的众人追捧的社会效应，于庾阐的《扬都赋》创作也有同样的回响。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戚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学，而不免俭狭。”

“纸贵”说类同左思《三都》，典见《晋书·左思传》，其因皇甫谧的推崇，人们争抄，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这与前引《世说》“莫不敛衽赞述”说相类。而对庾阐的赋作，庾亮以亲戚之私的褒赏，谢安因前有《三都》并对赋文模拟太甚的贬抑，其中内涵家族之私与清谈评文的词锋对垒，或许正反映了当时特有的文学生态。而因《扬都赋》之作，又引出《文学篇》中的另一则记录：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隽”，以“亮”为“润”云。

从其改字，既可见对家族前贤及名人的名讳忌犯，又从中又可见当时关注文本与词语的批评特征。这可对应同篇的另一则记述：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同载此事：

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按：今存袁宏《北征赋》残篇：“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该赋末两句所加，因“天下”后改韵而导致文意未尽（后文亡佚，未知转作何韵），故“写”（泻，音“写”）字句补足。有关袁赋，另一公案《东征赋》，则更著名，即《文学篇》所载陶范为先公勋绩竟白刃相向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换成桓温为其父桓彝说事（详拙撰另一则赋话《赋可称人亦罪人》）。有关《北征赋》这则记述，却事关当时赋重声韵与重技艺的赋风走向。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此总述文法;又，《梁书·王筠传》载，沈约作《郊居赋》，王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忭曰‘仆常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此具体的音辨赋韵。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焉？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据《晋书》本传记载：“（庾）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按，庾敳为元康间名士，其谈赋“有意无意之间”，是对当时言尽意与否的一种艺术回应。在相应的作品中，如唐人谢观的《得意忘言赋》“《易》意难见，言以存之，得意之后，而言可遗。本凭诠以指昧，既达诚而去词”，是对魏晋中人因《易》的象意而引发的言意之辨的延伸。

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孙绰对赋的自诩，要在音声铿锵，与当时赋创作注重韵律、强求语词的风气相关，而范启在用“雅音”质疑其音声的同时，却赞其“佳句”，亦与作者有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鉴赏趣味。而魏晋赋重“佳句”，如陆机《文赋》称“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也是当时风尚，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认为“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并引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惊人语，即警策也”，回到“我辈语”，当作如是观。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赏。”

这是“知音”说，并以“高奇见赏”呈示审美价值，然人们以《琴賦》为标准质疑顾恺之的《筝赋》，宜为当时某种共识。对应同书《赏誉篇》，记述了许询用嵇康《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语，分别品评刘惔与司马昱（简文帝），以谈玄析理的学养与能力判其特征，借清谈方式来谈赋以论人，可见一斑。

征上诸例，以魏晋中人的风度观之，其赋篇的事功、才学、词章、鉴赏及人生，或多或少展示了这一时代的文艺面向。分而述之，左思《三都赋》受到推赏，与其赋序中质疑汉人赋作“虚而无征”而强调“贵依其本”与“宜本其实”相关，是重视物事本真的书写。庾阐的《扬都赋》写晋室中兴，《艺文类聚》仅存残文，难窥全貌。袁宏《北征赋》残文仅存《御览》《初学记》，未得其详。顾恺之的《筝赋》仅有“其器也”数语，内涵君子比德思想，难以与《琴赋》比较。故于中抽检，当以嵇康《琴赋》、庾敳《意赋》与孙绰《游天台山赋》最能体示当时的“玄理”与“玄趣”。

嵇康《琴赋》为晋人推崇，在于改变了汉人“悲声”思想而为“声无哀乐”之说，即其《声无哀乐论》所谓“哀之应感，以垂泪为贵”，“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该赋虽铺写琴材、制琴、演奏及功用，其要点在赋序所言“导养神气，宣和情志”，而如何导养与宣和，见于赋末所云“感天地以致和，况蚑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这种将琴声比拟作“状如崇山，又像流波”的自然生态与思想，与汉赋中如王褒《洞箫赋》“知音者乐而悲之”、蔡邕《琴赋》“哀声既发，秘弄乃开”之悲音为美，已有极大区别。再看《晋书·庾敳传》载录的《意赋》，演绎的正是当时流行的“庄学”精神，如“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于无初兮，大德亡其情愿”;“纵驱于辽阔之庭兮，委体乎寂寞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等，几乎可视为《庄子·齐物论》思想的赋语化。对此类创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认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赋演庄学，自然事实，视之“义疏”，却有扞格，远不及《世说》所载的“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旨。汉赋感物，多铺写事物以比德，而魏晋中人追寻“言不尽意”之名言，如荀粲所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其中由“存言”“存象”到“忘言”“忘象”，是“意”经过言象而摆脱言象的抽象玄理，而“意”本身的有无，也由此生发而出，堪称言意之辨的变奏。引赋述理，自有可勘进探寻的意味。而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也不是一般的写山赋，其中蕴涵三重意思，一则自然之山，“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二则图画之山，“图像之兴，岂虚也哉”;三则具有玄理色彩的意念之山，“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恣乐语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诚然如是。考孙绰诗歌，与许询并以玄言名世，然观此赋，因览图游观，借天台之景感悟哲理，激情横溢，玄趣层出，是晋代情景理交融而达至“出有入无”精神至境的典范之作。刘熙载《赋概》批评其中谈玄文字，以为“落理障甚矣”，也是一家之言。

《世说新语·文学篇》引旧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同是《文学篇》所引赋篇，回归文本，于“声无哀乐”“言意之辨”均有形象呈现，这作为一种赋学现象，绝非偶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