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先生及其家学对我的影响(一)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是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长孙，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多年来，先生一直给予我学术上和生活上的指导，他的人生经历、学术著作和家学渊源等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现将我所认识和交往中了解的陈智超先生及其家学点滴记录下来，深深感恩先生给予我的教导和帮助。

相识之缘

我和陈智超老师大约在2005年年底相识。当时我还在南京艺术学院跟随黄惇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刚刚出版，反响非常好。黄惇老师曾利用这部书讨论明代徽州地区的印学活动，并邀请陈老师来南艺做一次讲座，谈谈这部书。陈老师和师母曾庆瑛一起来到南京，住在南艺的校内宾馆。他们中午到南艺东门的圆源园吃饭，我一眼就看出是陈老师，主动走到桌前，自报家门，和陈老师打招呼，这算是我和陈老师第一次见面。

我告诉陈智超老师，我大学时期的老师陈文和先生曾在1983年到暨南大学进修，做过他父亲陈乐素先生的学术助手。乐素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求是集》就是陈文和老师参与编校和整理的。这个经历对文和老师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和《嘉定王鸣盛全集》两部大书也得益于这一时期的训练。学生期间，陈文和老师就向我讲起陈垣、陈乐素、陈智超“陈氏”三代治学的美谈。陈乐素先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曾参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宋史部分的写作，发表过《宋初三馆考》《〈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术志〉之关系》等重要学术论文，都收录在陈智超老师所编的《陈乐素史学文存》一书中。记得我们见面后，陈老师和师母就邀请我晚上到他们房间聊天。我告诉陈老师我将于2006年6月博士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陈老师夫妇十分高兴，热情邀请我到他家中作客。

到了北京后，我和夫人欢呼与陈老师约好，到他们在潘家园边上的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第一次去陈老师家，师母还专门留我们吃饭，为我们做了鲜美可口的清蒸鲈鱼，至今记忆犹新。后来，陈老师搬到世贸天街的国际公寓里，这里更加方便，我们就常常到家里，听陈老师教诲。每年过年，我们都来给陈老师和师母拜年，一起吃饭聊天。师母每年都会给孩子一个两百元红包，年年如此。有时孩子没有跟我们去，师母也一定要让我们捎上，表达老人对孩子的宠爱。有一年过年，我们一家与陈老师和师母还到附近的地坛公园逛了一圈，陈老师向我介绍了这里的建筑情况。

2018年1月底，我们一家到广州度假，专门到江门市蓬江区的石头村，看望陈老师家的祖宅——陈垣故居。陈垣故居为青砖小瓦，前面有个两亩地大小的方塘，屋檐上的小瓦、墙头上的器物花卉装饰和墨绿色花格窗极有岭南特色。故居是广东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平时来的人也不多。院子门口有陈垣先生的雕像，上面有启功先生恭敬题写的“陈垣校长像”，款为“启功敬题”，雕像后面有启功先生所撰《陈垣校长遗像传赞》，赞辞为：

清季生员，志存革命。学法学医，教育为重。

面向标竿，史学居前。亿万青年，品学当先。

夙兴夜寐，苦其心志。身处洪流，不颠不踬。

世纪新天，师大百年。励耘教泽，永世绵延。

陈垣故居边上有个陈垣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大量陈垣先生的生平资料，介绍其赤诚报国、坚守气节的感人事迹。里面陈列的陈垣先生著作文献是陈智超老师所捐赠的，并有他所写的说明。我看到两册线装本陈垣先生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陈老师写的说明文字是：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这两册木刻本《元西域人华化考》是1964年陈垣先生親笔题赠给兰州大学欧阳祖经（先怡）教授的。在同时致欧阳教授的信中，陈垣先生写道：“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点明了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

陈垣先生去世后，大量遗稿由陈智超老师历经艰辛收集保存。我知道的，陈老师整理出版关于陈垣的著作就有《陈垣早年文集》《陈垣学术论文集》《道家金石略》《陈垣史源学杂文》《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先生遗墨》《陈垣史学论著选》《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卷》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主编《陈垣全集》二十三册，全面整理了陈垣先生一生的著述，树立了一座供后人学习景仰的丰碑。此外，陈老师还将研究陈垣先生的论著四十多种，整理成《陈垣——生平、学术、教育与交往》一书，师母曾庆瑛也写成《陈垣和家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

陈老师为人低调，笃实厚道。2014年4月3日，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只邀请了关系特别密切的亲友和学生十来人一起吃了个饭。他和师母特意邀请我们全家来助兴，赵珩先生夫妇和从法国回来的陈老师长子陈超英等都来参加了。我特意写了一副对联“励耘三代、史苑千秋”来庆祝他八十华诞。4月21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专门为陈老师祝寿，陈老师也让我去所里参加活动。历史所同仁深情回忆了和陈老师的交往、陈老师在《宋会要》《旧五代史》整理以及陈垣学研究上的贡献，高度评价了陈老师淡泊名利、潜心治史的高尚品格。我回忆了陈老师在文献学上给我的指导，以及编校整理《鲒埼亭集批注》的个人心得。

陈智超老师十分关心晚辈的生活，多次和师母一起到我家做客。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我们一年多没见面。2021年的三月，天气暖和起来，陈老师和师母专门来到我在郊外的家，一起赏花论学。我还请陈老师赐我书房名“耕斋”，意在传承励耘书屋精神之意。陈老师平时不太用毛笔写字，但应我的请求，他专门题写了斋名，成为我收藏的珍贵学人墨迹。陈老师生病住院期间，还十分关心我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的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陈老师在宋史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我知道他在《宋会要》上下过苦功，对这些文献作了系统的发掘与研究。宋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就是《宋会要辑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宋史。然而接触和利用《宋会要辑稿》之后，他发现其编排十分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他希望弄清材料本身的问题。于是就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借阅《宋会要辑稿》的原本，对这些材料进行细致研究。他把能在《永乐大典》里找到对应卷数的地方都标注出来，利用这些材料编辑出版了《宋会要辑稿补编》。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对陈老师说：“陈智超是能真正读懂古书的，他不仅能读懂，还能给古书治病。”所谓“治病”，就是像研究《宋会要辑稿》那样找出问题。

陈老师还对宋史研究中另一部重要的资料《名公书判清明集》进行过细致研究。这部书原来只有宋代的残本，被卖到了日本，收藏在静嘉堂文库。此书虽然只有四卷残本，但它对于宋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日本学者围绕《名公书判清明集》开办读书班，发表了很多文章。陈老师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除了日本收藏的四卷残本外，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版本。后来他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明刻本十四卷的足本，而且与残本相同的四卷中，相同题目下也有不同的文字。陈老师发现的这部明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对宋史研究非常重要，于是专门撰写了《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明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介绍》，记述了他发现明刻本的经过，阐释利用《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方法。他的相关成果收录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陈智超自选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宋史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等书中。

十多年来，陈老师出版的大书小书，每一部都签好名送给我，其中很多是陈老师整理的陈垣先生著作。如《陈垣史源学杂文》《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励耘书屋问学记》《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垣四库学论著》《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等。陈老师和师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一起编校了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一书，这部书由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因为出版时间早，印数少，存书非常少。陈老师知道我研究金石碑刻书法，特意把自留的书转赠给我，供我学习。

陈老师和师母把我们全家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学问、做人、家庭生活等各方面提携，给予教诲、厚爱，使我们如沐春风。

利用在日本发现的新材料编成《东皋心越诗文集》

在陈老师的研究著作中，《东皋心越诗文集》是一部有着特别意义的书，也是中日学术交流的见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顾廷龙先生的一位日本学生受一位名叫杉村英治的老人所托，前来找陈智超老师。杉村先生曾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利用图书馆资源联系研究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向学者们请教学习。杉村先生十分崇敬从浙江浦江东渡日本的和尚东皋心越，编著了一部《东皋心越诗文集》。杉村先生在编写该诗文集的过程中曾经前往浦江进行实地考察，希望从心越和尚的故乡找寻他的相关史迹和资料。浦江人对当地出了一个在日本颇为知名的高僧的情況全然不知，他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还是希望能在浦江和中国其他地方寻访到新的材料。杉村先生中文不太流利，很想找人指导他。他舅舅曾在中国工作，爱好学问，与陈垣先生曾经有些交往，于是便托顾廷龙先生的学生联系了陈老师。

1993年，杉村先生通过日中友好协会，邀请陈老师访问日本。他们一起把东皋心越在日本走过的地方重新完整地走了一遍。陈老师收获颇丰，杉村先生也搜集到不少补充材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东皋心越是浦江人，俗姓蒋，但事实上，浦江的蒋姓有两支，那么东皋心越属于哪一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老师参考了许多地方志和浦江的《蒋氏宗谱》，确定东皋心越属于浦江南部的通化浦兰蒋氏，还整理了他的家庭情况。陈老师利用在日本发现的新材料，编纂并出版了东皋心越新的诗文集——《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

在日本访学期间，杉村先生陪陈老师去了宇治的万福寺。杉村先生认识研究佛教史的日本学者大槻幹郎。正是在大槻先生的介绍下，陈老师在万福寺阅读到了关于另一位东渡日本的高僧隐元隆琦的材料。大槻先生还为他影印了隐元的书信。后来，陈老师又与其他老师合作整理出版了《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

考释信札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陈老师告诉我，在《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的考释中犯过一个错误。该书信集收录的一封书信提到“本藩”二字。写信人称隐元到达厦门后，“本藩”没能亲自前来看望，离开的时候“本藩”也不能亲自送别，但他可以派船送隐元回日本。陈老师考虑到，在隐元生活的时代，厦门只有郑成功有力量派出专船护送隐元赴日，信里“本藩”二字即郑成功的自称，所以断定这是郑成功写的书信。后来发现解读有误，写信的人不是郑成功。错在哪里？郑成功可以自称“本藩”，然而郑成功的部下同样可以称呼郑成功为“本藩”。此外，信件中“本藩”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的，但是写信者不应该顶格写自己的名字。这两点都证明他错了。不过仍然可以确定，派船这件事是郑成功做的，只是这个命令不一定是由郑成功亲自发布的。他在研究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留意和总结。

在哈佛大学完成明代徽州方氏七百通手札的考释

1997年，陈智超老师应邀前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讲学。在授课的半年中，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召集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他参加。会议结束后，他告诉陈老师，他在哈佛大学组织明代地方史的读书班，希望请陈老师和他一起主持，并且提到哈佛大学有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供阅览和研究。于是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授课结束之后，陈老师应邀前往哈佛。原计划停留半年，因为研究工作过于复杂和艰辛，最终停留了两年半。

陈老师到哈佛大学之后，即将退休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十分高兴，向他推荐馆藏的四种文献，其中一种就是明代徽州方氏手札。陈老师选择了系统研究明代徽州方氏手札，对这些手札进行鉴定和考释。陈老师花费很大力气认字、认人、认时、认地、认事，查了很多文集，还找到了方用彬的家谱。这项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坚信，对新史料做尽可能严谨而扎实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手札就是通常所说的书信，又称尺牍，言事达情，尺幅千里。它很早就流行，《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陈遵传》称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手札为一时挥翰之文，非关著作。兴会所至，各有佳妙。书法史上，许多这类作品精彩绝伦。清代以来，手札出版亦十分风行，形式有单刻本、丛书本、选编本、文集附刻本、辑佚本等。

陈老师为什么下决心研究这批资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十九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版，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陈老师先为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释文，释出这一批480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内容，进而进行辨伪。他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批信札写信者达480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480多人的笔迹，编造920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把这个称为研究中的“理证”。

陈老师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其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陈老师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经过陈老师的考证，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陈老师又是如何确定收信人的？在他到哈佛大学之前，有学者在1995年发表文章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但当他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將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四十四年（1564），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在陈老师看来，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因此出现收信人的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真正的收信人。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不能凭空假设。陈老师从这批信札本身研究，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陈老师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二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地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是今天的安徽黄山市徽州区。陈老师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他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他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四十年（1701）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所写的识语可以互相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其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智超老师继承了陈垣先生的研究方法，借用“有罪推定”的法律名词，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通过他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当然，陈老师在手札识草上也不是没有错字，也有一些草字是他不熟悉而识错的，但不影响他考释的结论。他这种细致的研究和推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