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规划，城市幸福的保证

“速效”解决问题

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曾经是英国北方的工业重镇，但现在却成为英国人口平均寿命最低、生活状况最差、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生活在格拉斯哥的人，65岁之前死亡的可能性比英国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而这里的自杀率比类似的老工业城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要高出70%。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衰落之后的贫穷、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隔离。但这只是其中几个因素—即使控制了收入、年龄和性别等变量，格拉斯哥的社会状况依旧是全英国最糟糕的。

为什么?2010年，格拉斯哥公共健康中心的教授David Walsh博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试图寻找答案。他们分析了包括营养摄入、肥胖、政治倾向等40多个经济社会变量，用一个统计模型仔细研究了可能的因果联系，搭建起各个因素之间可能的链条，得到的结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要负最大的责任。

20世纪50年代，格拉斯哥市为了解决城市中心的人口拥挤问题，在近郊规划了很多公屋住宅。这些住宅大部分都是板式高层建筑，整齐划一，密度很高，设施也相对完善。

这个设计来自当时的城市规划报告，而市政照办的速度也很快，不少新城被修建起来，而迁入的大部分人也是不甚富裕的工人阶级。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双赢的事情：市政解决了规划问题，穷人们也搬离了原来破旧拥挤的房子，住进了还算宽敞的两室一厅。

然而，事情在二三十年后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这些统一规划的郊区住宅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酗酒、毒品和犯罪问题。许多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都能回忆起悲惨的童年生活：被醉醺醺的父母毒打甚至抛弃，自己成年后被精神疾病折磨，从而走上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

被剥夺的公共空间

精神健康恶化、家庭暴力层出不穷、学生成绩变差，等等，让这里的人难以脱身;而伴随着失业和贫穷，人们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这又加剧了贫穷本身。

那这和规划与建筑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是存在的。被强行安排进高密度住宅的人们，也同时被剥夺了“公共空间”，而这其实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尽管你可能意识不到。

20世纪70年代，纽约石溪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对照实验：他们把一群学生平均分到两种宿舍里面。其中一组是几十个人分别住在单人间里面，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上有公用的卫生间与客厅(类似于廉价旅店);而另外一组，是4到6个人共用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小套间)。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

研究者发现，在那种几十个人的大公寓里，人们面对着来来往往这么多陌生人，压力程度更高，居住体验和情绪都更差，更不愿意与人合作。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性环境过载”。这种高压其实来自一种“不可控”“缺乏自主”的感受。许多心理学实验都印证了这一点—在不可控的环境中，人们会感受到演化赋予人类的逃生本能。

而共享小空间的居住者，在心理和情绪上面的反应都更好。他们会和身边的人更快地熟络，共同照料公共空间，也不会被压抑的陌生感影响。

个人的控制感、社会的支持网络，以及压力、疲劳等，都会受建筑环境和规划的影响。特别是压力水平，它与许多生理和心理指标都是相连的，而它又会作用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回到格拉斯哥的高层公寓里—人们不认识邻居，没有了工作以外的社交;拥挤的楼道、人来人往的过厅和楼梯间又是一个根本不可控的环境，不宜久留，更不能放任小孩在外面玩。对于富人们来说，他们还能雇用管理人员打扫公用环境，而那些工人公寓的公共空间则完全被遗弃，变得愈加肮脏、危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不可控环境”的恐惧。

在英国北部寒冷的冬季里，唯一的社交空间只有小酒馆。酗酒可以说是很多健康和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收工之后的工人们昏天黑地一杯接一杯，不仅加剧了贫穷，还让暴力、犯罪等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Walsh博士等人的研究结论也表明，糟糕的环境和萎靡的经济增加了人们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程度，而这种依赖一旦形成，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摧毁无数个家庭的生活，早逝或者被疾病折磨成为常态。

这种影响不只施于一代人。从小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人，成年之后遭遇精神疾病甚至自杀的可能性会更高。童年时的痛苦遭遇，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会酿成苦果;同样，当政府意识到不合理的规划会带来苦果时，一代人的命运就已经这样被葬送了。直到今天，你如果到格拉斯哥的“东区”(East End)转转，看到的会是和西边的格拉斯哥大学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这里生活的人，很难看到走出来的希望。

不合理的规划，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不便。

更可怕的孤岛

二战之后的美国城市规划抛弃了高密度的城市建筑和公共交通，以私人汽车为依托，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网络。然而，人们的健康却在日益恶化—窝在车里，缺乏锻炼是一方面;大超市、快餐厅的普及又是另一方面。以车为中心的规划让穷人陷入“食品沙漠”(Food desert)中。城内的商业区因为城市郊区化而凋敝，没有车的人们除了加油站、快餐店以及“一元店”之外无处可去。危险的街区、缺乏公共设施和绿地的市中心，也让户外活动难以开展，人们“寸步难行”。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在美国却盯上了穷人。

不仅仅是健康。有研究发现，在更适宜步行的城市中，穷人会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社会互动，城市基础设施更丰富，商业活动随之也更活跃，下一代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而那些对步行活动“不友好”的街区带来的孤立、停滞和阴暗，和格拉斯哥的板式高层建筑其实如出一辙。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其实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底层人口，其最大问题是经济不振带来的贫穷，或者，在美国，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种族隔离与不平等政策。然而，糟糕的居住环境所扮演的是不平等与贫穷的“放大器”。有钱的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制造环境、改善环境甚至逃离环境，但是，贫穷的人只能依赖现有生存環境所有的一切。

规划，特别是大规模的新建以及搬迁，实际上是把旧有的环境打破，再建一个新环境，并且将人放进这样的环境中。旧有的、根深蒂固的联结，很多时候被硬生生地拔起，又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扎根。

而它们的声音，通常在城市规划的图纸上是见不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只是某一种规划方式或者建筑方式造成了这样的缺陷。高密度的城市能够集中资源、缩短距离、提振经济，高楼与集体住宅也并不总是代表着压抑和孤立。问题就在于，建筑形式和人应有的生活之间的不相容。对于生活在高压力中的阶层来说，自主的丧失和无力感的扩大，都会恶化现有的生存现状。原本就脆弱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在不合理的规划中更加不堪一击。

对格拉斯哥而言，这一段并不算美好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市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规划，包括曾经欧洲最高的住宅“Red Road Flats”在内的这些高层，有些已经被拆除，有些正在拆除的路上。伦敦或许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有机生长的本地社区，不同群体的交错分布，以及有利于步行的规划，这些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