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上了一所好大学

此生我上了三所好大学。第一所好大学，是1963年考上了有“最高学府”之誉的北京大学，而且读的是文科中最吃香的中文系，据说毕业后前途无量。但学校名声虽好，可惜口惠实不至，因为只念了两年书，再扣除下乡下厂劳动锻炼的时间，也就念了一年半的书，该学的东西许多都没学。三年级索性停课参加农村社教，苦熬一年未满，忽然“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文革”爆发了，师生火速提前返校投入“大革命”。至此我在北大中文系深造的美梦彻底破灭，1968年底只能卷起铺盖远离了这所当年心中的好大学。第二所好大学，是1979年我考上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此校当初虽算不上名校，但其前身却是名气响当当的东吴大学，很多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科学家、文史学家都是其校友，现在台湾仍有“东吴大学”。而且“大学”含义之一是要有大师，我的导师就是学富五车的钱仲联先生，是被钱钟书先生推荐有资格担任博导的教授，后来享有“国学大师”的盛誉。我追随钱仲老多年，接受其言传身教，多少弥补了一些北大中文系学习上的缺失遗憾，后来能取得些许小小的成绩，都与这所好大学密切相关。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并未去哪所名牌大学读博，那第三所好大学又从何说起呢？其实，这第三所好大学并未在教育部备案，芳名也未上什么名校排行榜。但她却是我心中的第三所好大学，她就是由凤凰出版社主办并出版的《古典文学知识》。

《古典文学知识》，一本32开的不甚厚重的小杂志，她之所以也成为我的好大学，并不难理解。因为她具备了好大学“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她的硬件或许无法与其他大学相比，但她的软件实力特别是师资力量可说无与伦比，令人击节赞赏。他们之中有学养深厚、著作等身的老年教授，更有年富力强、著述颇丰的中年学者；他们之中有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专门家，也有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博学者。他们写的文章本身既是精彩的教材，也是读者学习写作的范例。他们人数众多，不仅汇集了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精英，而且荟萃了海外汉学界名家，学术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元，使人受益无穷。

《古典文学知识》的“教材”丰富多彩，涉及诗词歌赋古文小说诸种体裁的学习研究，以及诸多相关知识的传授：其中既有接地气广受欢迎的“名作赏析”，也有专题性很强的“读书札记”；既有老先生与读者作者分享学术研究经验的“名家治学”，也有介绍中年学者治学体会的“治学门径”；既有对学术前辈成就进行回顾赞扬的“重读名家”，也有对学术名著中失误之处给予善意补正的“酉卯斋说诗词”；近年又连载港台著名学者张高评教授根据亲身写作体验撰写的“论文写作要领”系列文章，针对性强，实用性也强，是不多见的有益于论文写作的教材。

但《古典文学知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其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其独具的特点，此乃这所好大学的精髓。这一点是一般大学无法比肩的。由于她是专业性很强却又通俗化的杂志，更依托着著名的凤凰出版社为靠山，这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出版、宣传方面的优势。这个优势又被编辑们充分地利用发挥，于是帮助作者、鼓励作者，促进其事业不断发展就成为她的责任、她的义务，乃至成为她的优良传统。我想许多作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我作为《古典文学知识》的老作者，体会尤深，并且一直心怀感恩与感动。具体事情甚多，我只能举与袁枚研究相关的二三事为例。

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由我撰写的《袁枚评传》，近50万字，是我研究袁枚20年积累而成的硕果（获江苏省政府颁发的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面对厚重的样书我很激动，觉得有些话要向大家说。此时《古典文学知识》伸出了温暖的手，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于是几个月后，即《袁枚评传》出版不到半年的时候，《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6期，其“治学门径”专栏就发表了拙文《我写袁枚评传》。通过此文与读者分享了我研究清代诗学与撰写《袁枚评传》的过程感受到的治学心得，真心希望能引人共鸣：中国古典诗学历史悠久，范围广泛，诗学论著汗牛充栋，要想在有限的生命旅途穷尽中国诗学是不现实的，只能选择某一历史阶段的诗学作比较深入的开掘、研究，以求有所建树。根据我的主观偏爱与客观需求，我选择了清代诗学作为治学的主攻方向。不过研究清代诗学还要找到切入点，抓住牛鼻子，也就是要占领主攻方向途中的“重点堡垒”，才能打开局面，逐步取得战果。我选择了袁枚诗学。我以为袁枚诗学是清代诗学发展的枢纽，袁枚其人则是清代诗文创作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研究袁枚不啻为把握住清代诗学乃至文学的一把钥匙。20年来我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实践的，而《袁枚评传》的诞生可以说是我20年占领“重点堡垒”的结果。此文的发表帮助了读者与同道了解了我的治学之道，也鼓励我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

又，完成《袁枚评传》之后，我的袁枚研究开始转向收集袁枚的佚文佚诗。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古籍出版社邀请我主编《袁枚全集》。那时由于时间紧迫，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完全没有想到如何把此书编得全一些，如何去各处收集佚文佚诗，只是考虑根据现有的条件，尽快校点尽快出版，可以早日填补出版界与学术界的这块大空白。很幸运，413万字的《袁枚全集》1993年出版后，受到学界与出版界的好评，翌年就获得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及1992—1993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也有人给予指正纠谬，这都不足为奇。但奇怪的是此书最大的缺陷却无人置一词，那就是此书没有做袁枚著作的辑佚工作。但这却是我心中的一个疙瘩，特别是随着袁枚研究的热度不断升高，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互联网新科技的出现，资讯传播变得十分便捷，查找资料的手段变得越来越丰富，于是报刊上不时有袁枚的佚诗佚文被披露。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既欣喜也不安，如果这些佚文佚诗当年都收在《袁枚全集》里该多好。于是我加快了收集袁枚佚诗佚文的脚步，收集范围也不断扩大，佚诗佚文包括尺牍都收集了不少。但总觉得这样零敲碎打，有点“小儿科”，应该寻找大目标。果然苍天不负苦心人，天上的馅饼竟真的掉到我的嘴里，虽然这是我运气好，但前提是我一直嘴朝着天而且张着的有心人。这个“馅饼”就是2006年10月，借助《扬子晚报》对我关于袁枚的采访，一位苏州女士知道了我是研究袁枚的教授，主动与我联系。于是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袁枚第八代孙女袁建中女士，进而结识了侨居加拿大的袁枚第八代嫡孙袁建扬先生。从他们那里见到了我一直想寻找却以为已经失传的手抄本袁枚日记。日记涉及文学、交游、应酬、饮食、娱乐、女色、奇闻等方面内容，且颇富文学价值，许多内容具有诗话性质，可视为其名著《随园诗话》的补充。日记中的袁枚形象亦十分鲜活（关于此日记的详情可参见《光明日报》2008年10月6日《国学》版发表的拙文《手抄本袁枚日记现身》）。此日记经我整理校点后，很快就由《古典文学知识》连载，自2009年第1期始，至2011年第4期止，时间长达两年半，凡15期，可谓全力支持。在开始连载时还特别加上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王英志先生整理的《袁枚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凤凰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王英志先生又新发现近四万字的手抄本《袁枚日记》，为补《袁枚全集》之缺，本刊将陆续刊载经王英志先生整理后的《袁枚日记》，以飨读者。”对我的辑佚工作给予了肯定，也表示出对《袁枚全集》的弥补之意。

未料好事成双，2012年夏，袁建扬、袁建中兄妹又提供了我前所未闻的袁枚庚午、辛未、壬申诗集手稿。此手稿无封面，首页就是乾隆庚午、辛未卷诗。天头第1至3页有署名“后学周听钧”的简短批语，介绍手稿的来历。袁枚于乾隆十四年隐居随园，其自刻《诗集》卷七所收庚午、辛未诗，就是写其隐居生活的。手稿的诗也写友朋交往、出门闲游、吟咏风景、题诗题画，以及怀古、抒怀言志等内容。而《古典文学知识》继慷慨提供篇幅刊载《袁枚日记》之后，自2013年第3期起，至2014年第4期止，又全文连载了《袁枚手稿集外诗》。而2014年第4期又多期连载了《袁枚手稿集外诗与诗集异文》。这些袁枚佚文佚诗的发表，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袁枚日记》影响颇大，帮助了不少人的袁枚研究。这都有《古典文学知识》的大功劳。2015年我编纂校点的《袁枚全集新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时差”的原因错过了与凤凰出版社的再次合作，心里很遗憾。但《古典文学知识》刊载我发现的袁枚佚文佚诗，实际上帮助了我《袁枚全集新编》补遗工作的完成。何况我的三十几本著作至少一半都是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与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一些成绩主要是由其成就的。我与主编姜小青、老编辑副主编卞岐以及新任副主编李相东、编辑樊昕，还有其他编辑都长期愉快地合作过。他们对我的帮助与提携我都铭刻在心，在此借机表示我衷心诚挚的感谢。他们都是这所好大学辛勤的员工。

在面临《古典文学知识》创刊200期的大喜日子，作为她的学生、校友，我由衷地祝福她继续健康成长，祝福这所好大学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国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使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蒸蒸日上。我现在很少寫文章了，但每次收到《古典文学知识》赠刊（这也应该郑重向编辑朋友表示感谢的），都不禁要迅速打开，翻翻学学。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丢弃学习，不能与这所好大学分开。何况这是一所多么有趣有味有益的好大学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