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夏边塞行旅诗及其边缘性质

今存唐诗中与宁夏相关的部分，有一类为边塞行旅诗，如杨夔《宁州道中》、许棠《夏州道中》，皆唐人出游京北，途经宁夏的边地纪实之作，可以查到的有数十首，当时所作应数倍于此。相关研究有曹琰《中晚唐边塞行旅诗研究》、郭露《晚唐游边诗研究》、李雄慧《唐代陕北地区诗歌研究》等，主要着眼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对这种诗的地域空间形态较少关注，也未将宁夏部分单独剥离。谈论宁夏较多的只有师海军《唐代朔方地区的文化与文学活动考论》，角度和本文也不一样。本文将其中的宁夏边塞行旅诗单独提出，从都市、交通与文学的关系揭示其生成环境，创作特点及文学意义，以推动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一、 唐宁夏边塞行旅诗生成的五大要素

宁夏在唐属朔方节度使，治灵、盐、夏、绥、银、宥、丰、会、麟、胜、单于都护府等州，统经略、丰安、定远、西、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在唐代，这里形成了一批记述唐人边境游历的边塞行旅诗。追寻其生成历程，都城位置、城市布局、交通网络、科举制度、幕府建置五大要素都起了促进作用。其中都城位置的作用尤为关键。都城建置对一个国家的疆域、交通、文学发展有决定作用。都城建在哪里，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文学重心就定在哪里，建都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内，交通网络就会形成，四方文人顺着这些道路，就能出入京师。都城位置决定了文人流向，都城迁移意味着文人流向的转移、文学资源的调整。秦及西汉，关中为都城所在，本来有着发展文学的优越条件，但其时文学不能与交通发展同步，故秦及西汉关陇地区没有边塞行旅诗。西汉以后都城从关中迁出，东晋南朝都城更远在建康，国之重心在大陆中东部，文士很少到西北内陆。隋唐虽然定鼎关中，但文学的崛起并不能和政治中心的迁入同步。初盛唐主要边镇在河陇西域，属宁夏的边镇只有朔方节度使。但盛唐文士游边选择余地较大，虽有朔方军镇，但文士游望之诗不多。真正形成创作声势的是中晚唐，此期边境内移，科举取士制度和吏部铨选制度常态化实行。由于这两项制度都选人甚精，淘汰率高，故每年都有大量的不第文士和落选官员找不到出路。这时，凤翔、泾原、邠宁、灵州、丰州天德军、中受降城安北都护府、胜州振武军、夏绥、鄜坊、太原等十个方镇，因为近京而成为举子、进士、选人、幕僚客游的首选之地。沈亚之《陇州刺史厅记》就此叙曰：“昔制戎于安西、瀚海之时，而陇、汧去塞万三千里……今自上邽、清水以西，六镇五十郡既失地，地为戎田，城为戎固，人为戎奴婢，顾陇、泾、盐、灵，皆列为极塞，而陇益为国路。”这时宁夏以西的地理环境、社会面貌就是“日暮北来惟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魏野《东观集》卷三《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迫于生计，就不会轻易前往。诸镇之间道路遥远，动辄数百里，很多的时间就耗费在边镇跋涉之中，其边地游历之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就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唐到五代的京西京北，存在着一个推动边塞行旅诗创作的文学生产场域。若加描述，是以长安—太原—灵州—凤翔四都市为基点而构成的一个唐人出行游边的大圆圈。它的成立，不是像今天这样，靠文学社团、文学期刊来建立发表阵地，形成作者队伍，而是依靠都市、交通、制度建设三要素的合力，和由此而形成的两只推手：一只手是国家建都关中，新兴城市崛起，交通建设加快，公私道路成网;另一只手是科举、铨选、方镇、幕府制度建设。第一只手的作用在于为游边者提供固定的创作空间和独立的地理环境，第二只手的作用在于组织创作人员，培养作者队伍。由于科举、方镇、幕府制度都是一年一度的，这样，依靠制度安排，就能保证每年都有成批作者投入其中，可以管长远，边塞行旅诗的创作就会常态化，而不是一时之事。

密集的城市、便捷的交通、不远的距离，为文人游边创造了便利。举子、选人往往利用每年春初完成上一轮科举、铨选的机会，开展“塞游”，然后在下一次科举、铨选开始前回京。自京出游，无论向西向东，游历一次都要耗时数月，由春到秋。所走路线是京西京北的公私道路。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中晚唐从京城前往北疆的交通路线有五条：一为长安至太原驿道，二为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三为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四为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五为天德军东通云中、单于府道。除第五道为东西向外，其余皆南北走向。合成一张四达交通网，对边塞行旅诗歌创作特别有利。宁夏所在的朔方军，地处凤翔、泾原、邠宁、天德之间，在此北疆交通网中居于关键位置，只要是前往河套，北出泾原，必经此地。张籍《泾州塞》：“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记盛唐通安西驿道，途经泾州，表明初盛唐时长安通往邠宁、泾原、朔方、河西、陇右，有大驿路，交通条件较好。自泾州西北行，入原州，出萧关，即到灵州。杨夔《宁州道中》：“城枕萧关路，胡兵日夕临。唯凭一炬火，以慰万人心。”皇甫冉《送常大夫加散骑常侍赴朔方》：“故垒烟尘后，新军河塞间。金貂宠汉将，玉节度萧关。”都提到萧关，说明要到灵州，必经萧关。由此反推，唐诗中凡提及萧关者，除了部分送别诗属于虚拟外，其余实写的，无外西出河陇和北上灵州两种情况。西出河陇的以初盛唐为主，北上灵州的集中在中晚唐，为宁夏边塞行旅诗，作者有举子、选人、幕僚、方镇，而以下第客游的举子为多见。项斯《边游》：“古镇门前去，长安路在东。天寒明堠火，日晚裂旗风。塞馆皆无事，儒装亦有弓。防秋故乡卒，暂喜语音同。”方回评：“无第六句，不见秀才游边之意。”可见作者为身著儒装的不第秀才，其游边是自京东出，走太原驿路北上。黄滔《夏州道中》：“陇雁南飞河水流，秦城千里忍回头。征行浑与求名背，九月中旬往夏州。”“求名”句表明其为未第举子，其前为《出京别同年》，云“槐花黄日出青门”，后为《经慈州感谢郎中》《马嵬》。慈州属河东道，马嵬在京城西，表明他是自京城东门而出，北上太原，经三受降城、灵州，南下陇州，走京西驿路而还。许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堡迥烽相见，河移浪旋生。无蝉嘶折柳，有寇似防兵。不耐饥寒迫，终谁至此行。”其前为《出塞门》《银州北书事》《五原书事》《雁门关野望》，后为《陇上书事》《题秦州城》，表明他也是自长安—太原—五原—银州—陇州，东上西下而还。《陇州旅中书事寄李中丞》：“三伏客吟过，长安未拟还。蛩声秋不动，燕别思仍闲。”《旅怀》：“夏游穷塞路，春醉负秦花。应是穹苍意，空教老若耶。”说明他是以不第之身出游北塞，由夏到秋尚未还京。黄滔、许棠的事例表明，唐文人游边，有多种路线选择。自东向西，由南向北，选择太原、胜州、丰州、灵州四条驿路中的任何两条，都可完成一次塞游。而在东西方向也有三条，一条自太原北行，经代、朔、胜、丰州，沿黄河北岸西行，可达灵州。一条自灵、盐、宥、夏、银、绥、石等州，抵达汾州、太原。一条自原、泾、宁、庆、鄜、坊、丹、慈等州抵达晋、绛，汇入长安—太原驿路。这样，南北东西七条路线，走其中的任何四条都可以完成一次边塞游历，各人可自由选择，灵活性较大，而宁、夏、灵州等宁夏州郡，则因为交通路线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为多数文人边地客游的必经之地，关于这里的边塞行旅诗因此比较多见。

二、 唐宁夏边塞行旅诗的三重边缘性质

唐宁夏边塞行旅诗，具有地理疆域、民族文化、题材类别上的三重边缘性质。

一是地理环境的边缘性。宁夏地处西北边境，降水稀少，土地干旱，地形地貌以黄土、丘陵、砂砾为主，农业生产、民居建筑、生活习性既不是全内地，也不是全游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具有文化区域上的过渡性质。政治军事上为胡汉对垒区，戎马地的氛围浓厚，到处可见军事地理建置。这一特征十分醒目，被写进唐人宁夏边塞行旅诗中，构成其标志性的地域特征。李益《五城道中》：“金铙随玉节，落日河边路。沙鸣后骑来，雁起前军度。五城鸣斥堠，三秦新召募。天寒白登道，塞浊阴山雾。”《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羃羃，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黄滔《塞上》：“长河涉有路，旷野宿无程。沙雨黄莺啭，辕门青草生。马归秦苑牧，人在虏云耕。落日牛羊聚，秋风鼓角鸣。”提到多种军事地理建置，铺写长河、旷野、黄沙、雪地、沟谷、丘陵、牛羊等异于中原内地的边塞游牧景观，表现宁夏冬长夏短、雨雪稀少、气候干燥、风大沙多等特点，和自南向北，生产方式从以农耕为主过渡到畜牧为主、民风由柔和保守到刚猛开放的过渡性区域特征，可以视为宁夏在地理山川上的边缘性。

二是民族文化上的邊缘性。初盛唐时，京西京北是漠北降胡的主要安置区。唐高宗以来，在灵、夏州南境，又设鲁、丽、含、塞、依、契六胡州，安置粟特、柘羯降。而当地本来就是著名的多民族地区，境内生活着突厥、鲜卑、党项、回纥、吐谷浑、契丹、沙陀、稽胡等二十多个民族，皆以骑射游猎为主。但因胡汉杂居，加上不少内地汉人也迁徙此地为官经商，所以这里又不无汉文化成分，故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此地的又一显著特点。对此，唐人诗章亦颇有记述。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薛逢《送灵州田尚书》：“阴风猎猎满旗竿，白草飕飕剑气攒。九姓羌浑随汉节，六州蕃落从戎鞍。”都提到这里文化上的多元共生特征，表现这里各民族之间既有冲突竞争，又能和谐共处的复杂关系。从其描述看，诸多胡族之间，因为面临相同的生存环境，在饮食言语、服饰装束、生活习性上彼此相近，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诗中所记当地民族特点，为诸胡所共有，并不专属于某一族。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渡性特点，亦可以视为宁夏地区在民族文化特征上的边缘性。

三是诗歌题材、文学种类上的边缘性——丛生于多种文学样式的边缘。唐宁夏边塞行旅诗，介于边塞诗、行旅诗等多个题材的边缘。既不是真正的边塞诗，也不是常见的行旅诗，而是其中的别种和旁支，处于非主流的位置，长期遭到忽视和轻视，人们对其不甚了解。其构成要素是行程+景观+感兴，呈现三段式的结构特征。不像正宗的边塞诗那样思想深刻，想象丰富，艺术性强，而是切近现实，记事感怀，意蕴、境界都过于质实，不能调动读者想象，更不具有盛唐边塞诗那种议论边政的社会批判色彩和政治理性。诗中用的不是第三人称，而是第一人称，不是他者视角，而是自叙口气。诗中人物不是经过诗人概括的不无典型化意味的征夫戍卒，而是游边的文士，是诗人自己的自塑像。主题不是从前的那种边镇劳苦、军旅艰辛、戍边报国，而是文士边地长途旅行的道路辛苦、对前途的忧虑，对亲人的思念。方方面面都跟正宗的边塞诗有异，故很难说是真正的边塞诗。学界认为，地域性并不是辨别边塞诗的主要标志，主要的判断标准应是主题思想、艺术风格。按照这一观点，边塞行旅诗更不是真正的边塞诗。正如田园诗可以不实写田园，只以田园为凭借来建构文人精神家园一样，边塞诗通常也不实写边塞，只以边塞意境作为抒情的端口，来表达杀敌立功、报国思家的主题。这些特点，多数边塞行旅诗都没有，所以难以得到承认。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写到了边塞，

具有多样化的思想内涵。这样的诗，即使不是边塞诗，也是边地诗。借用学者的观点，可称边地文学、边境文学或边疆文学，其主要内涵是边地叙事，而不是边塞抒情;其价值在于表现了边地独特的地理空间，为唐代文学拓展出新境域，建构了以游边文士生活和心理为中心的自我表达方式，不必再重复前人，继续使用已经老套的代言体，去虚构一个文士笔端杀敌的想象空间，而在于耳目所接，实地观察，具有地缘意义和文化意义。

这种边缘化的创作特征，落实到具体作品上，体现为三重边缘状态：

一是人物形象的边缘化。这些诗中的下第游边的举子、游幕的选人，相对于京城官员而言，都是些小人物，身上并无光彩可言，形象灰暗而卑微，被挤压到国家和社会的边缘，长期受到冷落。可是没有这些边缘人，也就无所谓中心。他们的出现，完善了唐边地诗的人物谱系，反映出中晚唐文士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层级，说明科举、铨选、方镇、幕府政策导致士人群体分化，京城诗坛在中晚唐加速分化，表明此种分化对文坛格局的深远影响。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法挤进官僚体系，被迫离京行游边关，诗人写实的笔触因此而伸向大西北的远处。虽然这样的作品格调不高，但其塑造的游边文士形象深刻反映出其生存的艰难，真实表现了他们进退失据的痛苦，是游边文士的自塑像，具有文学史意义和社会认识意义。

二是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不能挤进主流社会，被迫行游塞漠，栖身荒原，靠做边镇幕僚栖身，靠干谒边镇主帅来求名，生老病死都无人理睬，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相对于大官显贵身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言，是一种边缘化状态，一般诗文不写，只有在中晚唐边塞行旅诗中才可看到。因为是通过写实手法再现的，故所述具有纪实效果，深刻反映了这些弱势人士的生存实际，表现了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世界，能够唤起人们的注意，唤醒社会的良知。

三是境界的边缘化。诗中呈现的旷远的边疆、荒凉的塞漠、漫长的冰河、起伏的山地、无穷的征路，以及青草、牧场、鼓角、牛羊、古堡、军城，相对于人稠地狭的中原腹地来说，都是一种荒落之地，一般人士视为畏途，在依靠想象成诗的边塞诗里并不多见，在其他题材的诗中看不到，唐以前和唐以后诗中更看不到，只有实地观察的中晚唐边塞行旅诗才能具体真切地感受得到，这种人无我有的东西也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