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记“别是一体”论

行记古已有之，专门记载古人远行经见，有较高的史地和文学研究价值。在古代，行记以著述和文类两种形式出现。尽管行记有文学上的独特性，但在近人依托西方文学观念建构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体系中，并无适当的位置。直到2001年以后，随着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深度的掘进，才日见起色，其中又以宋元明清行记研究后来居上。最近二十年，有过论著的学子和学者已达二十多人，其中李贵、刘京臣、成玮、田峰等学者的论文还写得相当好。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无论如何追赶，短期内也达不到跟诗词等量齐观的程度。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由于学术研究的专门化，截至目前，学界仍有不少人，不甚清楚行记的起源、流别、性质，把许多原属行记的作品误认作游记，以为行记就是游记，二者并无本质差异。这种认识模糊了二者的区别，妨碍对行记、游记认识的深入。推源溯流，可以确认，行记自古以来就“别是一体”，其与游记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予辨析。

首先，行记与游记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体。行记是一种带有传记性质的，融合了叙事写人两方面技巧，而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游记则是以山水之美为内容的一种带有抒情遣兴意味的文体。在先唐著作中，这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作品系列。行记是史部传记的旁支，兼叙风土的一种“记传”，集中在史部地理类，内部构成复杂。根据内容的不同，还可分出若干小类，这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游记则属于当时众多的“山水记”这一系列。据姚振宗、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像《名山略记》《永初山川古今山记》之类的书，都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登山临水记游之作，比较单纯，不以国内远地或异域风情为重点，主要描述近处山川，表现文士性耽山水的共性和出游山川之乐，没有足以引人注目的史地特性。从目录学的著录，一眼就能看出其与行记的区别。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经常提及的据说是游记发端之作的谢灵运《游名山志》，其实不过是当时众作之一，性质有点接近当时“地记”，如宋居士宗测撰《衡山记》。章氏考证云：“《南齐书·高逸传》：‘宗测字敬微，宋征士炳孙也。测少静退，辟征不就。尝游衡山，著《衡山记》。’”（《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下面罗列类书、总集引文。像这类作品，据章、姚两家《隋书经籍志考证》考出的多达几十部，如《南岳记》《庐山记》等，从录存佚文看，这些作品与《三巴记》《邺中记》《豫章记》《会稽记》并无明显的不同，都有地方志味道。谢氏另有《居名山志》，大概也属此类。

根据以上，可以认为行记是叙事作品，有叙事作品的形式、内容上的要素，从而有别于地理书与抒情诗文。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路线行踪为线索，以旅行见闻为内容，好像讲述一个长长的远行故事。虽然没有小说和叙事诗那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情節，但一段一段的行程经见，正可视为情节。行记还有人物传记性质，在目录学体系中，处在史部杂传记的著述范围。早期的行记又叫行传，“行传”者，即以“传”的形式纪行的著述，“传”是体裁，“行”是内容。《法显传》的名称变化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章巽《法显传校注序》中考出该书有《法显传》《法显行传》《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显游天竺记》七个名称。七个书名中，有六个以记、纪、传为名，著录者都注意到，该书是纪行的行传性质。

其次，行记与游记的区别，还体现在文献形式和作品面貌上。行记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多数情况下是以纪行著作形式出现的，是一种史地类著述，一种专书，并不是一类写景文章。故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史志目录，都将其著录到史部地理类。目录学著作从来不著录单篇文章，只记录现存古籍，仅仅据此一点即可明确行记的专书性质。入宋以后，行记因为内容的多侧面，又分别被归入伪史类、杂史类、传记类等史部文献中。下延到元明清、近现代，一直如此。大量史部目录和其他类别的文献记载都可证明这一点。直到宋代以后，才出现一定数量的单篇纪行文章形式的行记，分散在宋元明清文人文集中，常带有“游某山记”之类的题目，但终究不占主流，别是一系，别为一体，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作为纪行著述的行记。而游记则恰好相反。游记系列的最初作品——谢灵运的《游名山记》《居名山志》两部书，就是由单篇纪行文章组成的作品集，只是看上去像一部纪行专书，其实只是单篇文章的组合，跟真正的专书是不同的。到宋元，游记更是以记述游踪、描绘景物、书写观感的文章为主，即使像《徐霞客游记》这样的整部游记，也是按照游履区域和叙事内容的差异，区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的游记，以所游之山为名，每座山的游记，具有内容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故而此书名为专书，其实也是单篇文章的集合，是游记集，这跟连续纪行的专书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是不同的。

再次，行记与游记的区别，还表现在陈述对象上有“行”与“游”之别。首先，在古人那里，行与游并非一回事。行即离开故乡或寓所，因公因私而远走他乡，重在纪行，其义和行旅相同，和旅游，多写山川跋涉，备尝辛苦的生活经历。游即出游，玩赏山水，重在景观之美、山水之乐，无使命任务，没有公事的压力和王程的促迫，心态完全不同。其次，行为远行，游为近游。纵观行记史，从《法显传》《宋云行记》到《大唐西域记》《入蜀记》，再到清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近人郑天挺《滇行记》，凡以“行记”为名者，十之八九所纪之行为时间长、距离远的行程。西行记一般自阳关、玉门关以西写起，或从日南、交趾、广州以南发笔，专谈异域，时间跨度动辄数年、十余年乃至三四十年，行程往返至少千余里、几千里，长者达几万里。行役记描述文人在祖国大陆南北东西的长途旅行，耗时几个月，行程几千里。《来南录》叙自洛阳至岭南八千里行程，《吴船录》讲述自蜀至吴六千里行程。行程稍短的如王仁裕《南行录》、欧阳修《于役志》、张舜民《郴行录》，所涉行程也有二千余里。由此可见，在古人那里，“行记”之“行”一般指长途旅行，行记就是指专记长途旅行的“记传”。据《隋志》，最早使用“行记”一名的是《宋云行记》，其后是北使聘梁的《江表行记》《魏聘使行记》《序行记》《封君义行记》，其行旅都指长途旅行。紧承其后的唐人作记，都注意到这一点。唐以前，现代标准的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还没有问世。严格地说，前面列举的《游名山记》之类古书，涉及方土地理的成分较多，难以认定其为真正的山水游记。唐人始作游记，有游记之名，然其所谓“游”都指一日或几日的短程游览，时空跨度小。韩愈《燕喜亭记》以排比句写贬所连州的山水景色，被不少学者认为带有游记性质，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游记，而是亭台楼阁记，记事写景短文。虽然被宋人称许，以为“工于状物”（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九），但作者亦微载议论于其间，偏离写景之正体，颇有借题发挥的意思，属游记之别体。这样的文章在宋元明清十分流行，大多脱离写景叙事正题，纵笔议论，自由挥洒，以至于明人认为“今之记乃论也”（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六）。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等“永州八记”，也不是对现实生活实景的描写，而是作者的艺术虚构，开创了借山水以抒写性灵的游记一体，但并不能代表游记的主流。宋人开始作现代意义的山水游记，南宋又比北宋多，但有时名称用得不规范。宋代也有石壁题名简短记录，如黄庭坚《黔南道中行记》《中兴颂诗引并行记》，明明是写游程，却标以“行记”之名，令读者迷惑，实为借用。

行记纪行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作者旅行并不是为了娱情遣兴，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去完成某项任务，有使命在身。巡禮，求法，朝圣，拜师，奉使，从征，交聘，贬谪，都任务明确，其中后面四种还是朝廷官府指派和发出的指令性行为，毫无选择余地。对他们来说，山水审美是次要的，旅行路程才是主要的。山水之美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略写山水，一般情况下只写行旅本身。游记则是游山玩水的产物，作者旅游属于私行，非公派，没有王命在身的使命感，写作业不受身份约束，心态完全不同于在官公行。出游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亲近山水的自然人，作文是为了欣赏山水之美，陶冶情操，并不是去办什么公事，往游的处所、方式、时间可以有选择性，不受他人支使，没有指定限约，游记作者的兴趣是山水的美质，他的作品最用力的地方是表现山水之美。行记的重点则是异地旅行的那些值得书写下来的经历见闻，行记中的使程记、道里记、驿程记更专记行程，充分体现出对“行”本身的重视。如陈汪德藻《聘北道里记》，唐刘希昂《贞元使程录》、李宪《回鹘道里记》、李翱《来南录》，宋路振《乘轺录》、郑刚中《西征道里记》，都是实用之书、出使公行，要把往返道途记录清楚，以备查考，为此，都清楚地交代了行程方向、里距、地点、时间，对自然景观反倒不那么重视。其中距离、方向尤其必须交代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后续而至的行客发挥指导作用。在唐人行记中，单路线距离就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直接写明两地之间的里程，如敦煌地理文书中的伯四六四八号《五台山行记》：“（某年二月）十七日巳时，离潞府，进行四十里，至积石驿乔家宿。至十八日，进行四十里，至太平驿王家受供养。”又如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二：“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五百余里，至健驮罗国。”这是最常见、最正规的陈述，记载简单、明确。二是以经行时间来间接说明路程远近，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即从中天国南行三个余月，至南天竺国王所住……又从南天北行两月，至西天国王住城。”这是简单记事法，路程只能通过日程来粗略估算，无法做到精确。三是以驿站数目来表示驿程，如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觉寺东北行七驿许，至那烂驼寺。”“（自那烂陀寺）西南向大觉（寺），正南尊足山，并可七驿。北向薜舍离，乃二十五驿。西瞻鹿苑，二十余驿。”依照唐代馆驿制度，每三四十里一驿，七驿约三百里，二十五驿约八百里路程。但这里，作者并不是说沿途经过了七驿或二十五驿，而是以此方式计算程途，估算国境大小，为此而套用唐朝惯用的驿程计算方法，估算出一个约数，以此表示路途远近和国境广狭，由此可见唐人对行程本身的重视程度。而游记则相反，行程距离远近、路线方向，都不是吸引他去游玩的关键，在游记中，路程虽说不是可有可无，然而绝非非写不可，因而不太重视“行”，一般略写行程，详写见闻感受，有的甚至一开头就直接进入游境，游程只是作品行文的线索，不是直接陈述的重点对象。

从文献类别和属性看，行记属于史部地理类文献，主载山水道途，注重对旅行这件事本身的如实记载，有较强的客观性。为了保证记事的真实可靠，作者努力追求叙事的客观、准确，不会作过多的主观发挥，他关心的是如何遵循写实存真的原则，对外部世界以及获得的信息做准确的记载，因此文风严谨，言必征实。游记则不然，自唐韩愈作《燕喜亭记》，柳宗元撰《永州八记》，就兼用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诗歌的比兴、史笔的褒贬、寓言的讽谕、政论的犀利、辞赋的写景之笔，都被借鉴上了，体现了极大的艺术创造性，主观发挥很多，不必遵循写实原则。相反，只要不违背事理逻辑，主观发挥得愈有创造性，作品的境界愈高。这类作品的真正功用是陶写性灵，发抒情志，因此有很浓的主观抒情意味。韩愈《燕喜亭记》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游记很远，作者并未详写王仲舒燕喜亭游玩的经过，而是借题发挥，借燕喜亭的兴建，引出王仲舒的佳山水能见出仁智品性之论，然后归结为慰勉前途，把被贬的仕途坎坷，化为仁人智者的磊落自信，不过三百字，却含有几层转折，立意深而新，结撰精巧而有波澜，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总结了唐人对待山水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消极退避，落落寡合，始终不能融入山水;一种是积极欣赏，并且超脱乎其上，最终将达到“泯忘物我”，与万化融合的境界，说明理智之士即使身处逆境，仍须有理想、有胸怀。为此，首先就得从思想上消除挫折感，不应消极退避，自我麻醉，这样的见解生动、深刻。由此看来，唐人游记，崇尚的是“入乎其里而能出乎其外”，“言在此而意在彼”（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九《检续本事诗题词》）的审美境界，并不在意对事物景象的纯客观描写，也不以叙事的真实性和记载的可靠性为目标。冯宿《兰溪县灵隐寺东峰亭记》借游东峰新亭一事，以赞美创亭者的美德美政，由此而体现了两人的深挚友情。至于东峰新亭的模样，周围的自然环境，反而记叙不甚清晰。中间写景的文字固然极美，然而不过匆匆数笔，然后接以“某山某岩某林某墅”“某洲某渚某湫某塘”之类的泛写（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二五）。很显然，东峰亭不过是他发兴寄慨的一个凭借。总之，唐人游记立意高远，寄慨遥深。宋人游记又增加议论，炫耀学识，都欲借自然之山水，浇胸中之块垒。又讲究结撰精巧，富有波澜，是高度艺术化的抒情作品。有些人所记多不可坐实，其中境界是艺术化的虚境。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宋人“以其所记征于今之吏永者，皆称湮漶不可考睹。乃知当时有所托，凝神以释虑也”（徐学模《重刻岳阳风土记序》）。从中可知，“有所托”乃是唐人游记的共同特色。宋人游记借景抒情的主观化意味减少了，却又转变为借山水以明理，上升到哲学层次，有思辨性。总之，游记属于有思想的写景作品，景物的背后有一个理性思索的灵魂，主体性较强，文中贯注了作者欣赏自然景物之后的思考，观感和认识才是最重要的，是对写景纪游的升华，观感和景物不是并列的，而是递升的。而在行记中，景观及见闻却是叙述的两个中心，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并列的，对等的，并不构成递升关系。对事物的观感只是作为附丽存在，一般情况下甚至不发表观感，主体性这个词语根本就不适合于行记写作，这是游记和行记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以上是说行记在文体特征、源流、写法方面的异于游记之处。另外，行记多记地理方物，具有地理志、方物志的性質，西行记最突出。因此清人研究舆地者称西行记为“词章家之地学”书（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二八《古今地学应分几家论》），认为其既不乏词章之美，有词章的底色，内容却多言地理，性质接近正史外国传和私人撰述的方物志。因此自隋以下的公私目录，多将其著录在史部地理类。宋代外交官撰写的奉使交聘行记则被放在伪史类、杂史类、杂传类。分类之殊，归属之多，说明行记有学科交叉性质，同时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行记的知识性与学科交叉性也是其不同于游记之处。僧人撰写的行传，和游记尤其不同。这类书内容宽泛，主载外国史地，哪怕是一部一卷两卷的小型行记，里面也会涉及十数个甚至数十个国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面貌、宗教流传等方面的情况，涵盖面极广。魏晋南北朝僧人，对于西行巡礼求法普遍抱有强烈的渴望，可是他们对于外国的了解大都停留在传闻阶段，获得的少得可怜的关于外国的信息，为中外华夷的传统观念所限，总不乏夸张失实、歪曲丑化之处。其时交通、通讯落后，中华人士要远赴外国游历探访，其所遇到的困难，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为了增加西行求法的成功机率，尽量减少损失，有必要对于外国行程道路和社会文化、山川地理，做全面、准确、清晰的记载，记得越全面、越准确、越清楚，对后继者的帮助越大，因此大家都努力著书以存其真，这可以说是晋唐僧人回国后纷纷撰写行记的关键原因和目的所在。魏晋隋唐时古人尚质，加之早期行记的主要作者——僧人又都文化修养不高，所以他们写出的行记，十之八九文笔拙朴，文风古质。但他们写出的书，皆出自亲身经历，记载的可信度极高。这批文化不高的社会边缘人士，反而是古行记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行记多被后世目为正宗;他们所确立的记述行程、详述经见的写法，也常被后人认可和遵行。人们看重的也是其传记体裁的独特性，及其特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文史考据价值，但从来没有哪部游记被单纯当成考据之书对待，人们看重的依然是它的审美价值。

因此，可以认定：凡是叙述长途旅行的作品，都是行记，是叙事作品。凡是游山玩水抒发性灵的作品，都是游记，属抒情作品。然而当今文学研究界的事实却是，现代学者将许多本应划归行记类的作品，如《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来南录》《入蜀记》《吴船录》《骖鸾录》《揽辔录》《徐霞客游记》等，都判定为游记，其实是因为不明文体源流的误判和误认。准确地说，游记是从先唐行记发展而来的一个偏于写景抒情的作品系列，是行记的变体与支属，这一点应当坚持和明确，不能认为游记就是行记。或者变通说，古代有两种游记，一种是以韩、柳为代表的陶写性灵的山水游记，另一种是记叙长途旅行的笔记体或日记体著作。这种说法同样不顾源流，不明体例，不论文体特征与功能，是错误的。

游记虽然是从行记中脱化而出的，是其变体，但由于宋元明以来，出行纪游的文士渐多，游记写作的声势颇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行记的光彩。且二体出现体裁混融、名称混用的趋势，给人们的读书和研究带来混乱。不少宋人纪行之书，纪行之余，还大写景物、观感，从而使得文体越来越接近游记。周必大作于宋孝宗朝的《归庐陵日记》《泛舟游山录》《乾道庚寅奏事录》等四部山水行记，就都是游记的内涵，行记的框架。谢翱作于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的《浙东西游录》九卷，写雁山、鼎湖、蛟门、候涛、沃洲、天姥、野霞、碧鸡、四明、金华等地洞天的游历见闻，也是游记的内容，行记的框架。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更是如此。这是一种态势，本质上是游记对行记之体的借用和表现领域的扩充。另一种态势则是，不少的写景之文，明明采用的是游记的写法，文章也是游记的内容，但出于传统观念与用语习惯，却偏偏要假以游记之名。比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著录的陈谦《雁山行记》，不过记其嘉定己巳岁（1209）游山的经见，用的却是行记之名。《浙江通志》卷二五三将此书和《雁荡山记》《雁山十记》《游雁荡记》并列，知为同一性质之书。方凤《金华洞天行纪》，系方凤、谢翱同游金华洞天的记录。当时距宋亡才十四年，所以写景之余，亦有黍离之感，而纪述巨细，详悉不遗，北山胜概，宛在目中，分明也是游记的写法，行记的名称。元好问晚年写作的两篇游记，名称却是《济南行记》《两山行记》，写法则跟其《东游略记》全同。像这样不出州境县域的小地方游览，多称行记。宋元明清史书、子部、集部文献中，类似某洞行记、某山行记、某溪行记、某岩行记的短文极多，构成一种文献命名的普遍现象。这是今人阅读宋元明清古籍时需要注意的，不要被古人所用名称所迷惑，具体的文体判断不能只看文题，还需循名责实，据其写法和内容，做出准确的判断，方为科学的态度。

[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行记：作为一种文类的专题研究”（课题编号：20K053）成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湘教通[2004]284号）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