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文一家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中国及东亚等国，中医还在持续彰显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中医特有的医学理念，与西方现代医学差异巨大。从后世的学科分类来看，中医似乎更近于人文学科而远离于建立在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等基础上的西医。因了其近乎人文学科的屬性，传统社会的文人、文学与中医、中药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构成了一种交互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 两种态度：以医济民与以医助谈

医术在古代知识分类中，属于方伎之学，医生地位并不高。非医学世家子弟，一般不会自幼学医。而因为各种缘由，文人转而习医的并不少见。当然，这种跨界的前提，是中医学的人文属性，使得文人习医，不需要作大跨度的知识越界。旧时俗语有云：“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便是形容文人转行学医的便易。中医有“医易同源”之说，而《易》作为儒家五经之一，本是古代士子习见的经典。文人习医，在古代直至民国较为常见，缘由主要有以下数种。其一，儒家孝亲观念的影响。“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邵辅《儒门事亲》序），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是出于养老孝亲的需要。理学兴起以后，不学医孝亲，甚至会受到道德层面的指责：“舍而不学，则于仁义忠孝有所缺。”（刘祁《书证类本草后》）金人张子和的医学著作更是直接命名为《儒门事亲》;因为未遇良医而痛失双亲，也是促使文人习医的常见原因。南宋名医许叔微（1079—1154），父母遭时疾而卒，叔微有感于“里无良医”，又因科场蹭蹬，“遂治经方，以医名”。医圣张仲景更是感于在汉末的疫病中，其宗族“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论序》）的惨痛事实，立志学医。其二，因文人自幼多病而习医。如金人刘祁“自幼多病，数与医者语，故于医家书颇尝涉猎”。明人熊宗立也因幼时多疾，对医书多有涉猎，后转而成医。民国初年《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则是因其三子接连丧于伤寒，遂自学中医，成为民国中医名家。其三，谋生的手段。科举制成熟以后，科考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然毕竟名落孙山者居多，学医便为文人提供了一条退路。即便是进入仕途，此前的技艺往往还有用武之地，可以为亲人、同僚看病。据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日记》记载，曾氏头痛，便请当时刑部官员吴廷栋（晚清理学家）诊治，方“知为疫症”。据同治十二年（1873）《袁昶日记》记载，包世臣亦知医，曾云：“偶中风寒者，无须多药，只一贴小柴胡汤足矣。”其四，儒家博学于文理念的影响。儒家追求博学于文的境界，一事不知以为耻，格物之学自然也会将医学纳入。医学著作一般隶属子部，如宣统三年石印本《子书二十八种》便含有《黄帝内经》，医学知识也成为博学的儒者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其祖父便嗜读医书，章太炎更是广览医籍，并用于临床，有效有不效。

在众多文人习医的缘由之中，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说的影响尤大。对于士人的出舍行藏，孟子向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规劝。不过在主人翁意识高涨的宋代，“穷则独善其身”似嫌消沉了些。范仲淹便借助医学的功用对孟子学说进行了修正——他的设想是若不能遇君行道，则愿习医，因为良医可行“救人利物之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吴曾《能改斋漫录》录范仲淹语），“上以疗君亲之疾”三句原出自《伤寒论序》，范仲淹对此发挥阐说，成为在士子群体中影响甚大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说，同时也是对原始儒家“独善其身”说的超越。金朝文人刘祁（1203—1259）便在范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士之生世，惟当以济人利物为事”，对士子无论穷、达，均提出“济人利物”的要求。刘祁认为，穷、达处境不同的士子，可以做不同的“济人利物”之事，“达则有达而济人利物之事”，即“执朝廷大政，进贤退邪，兴利除害”;“穷则有穷而济人利物之事”，主要包括“传道授学”与“急难救疾”（刘祁《书证类本草后》）二者，他将为乡闾提供医疗与教育并重，视为文人“穷”而“济人利物”的路径之一，这也是宋金以后儒医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遇“穷”则抱怨、沉沦以致感觉“出门即有碍，谁言天地宽”（孟郊《赠别崔纯亮》）的唐人相比，宋以降文人因其以医济民的向下视角，其人生态度无疑要积极得多。宋人许叔微于绍兴三年（1133）登进士第，因秦桧当国而辞官，重拾旧业，成为专职医生。清代名医叶天士称他“以文章经济之身，处闲散之位，事权不属，强聒何为”（叶桂《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序》）。许叔微的人生抉择，是典型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做派。民国年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原为清末拔贡，于乱世中弃官行医，亦属此类。

需要强调的是，文人学医，高明者可“救人利物”，疗君亲之疾，救贫民之厄;但医学毕竟是专门知识，文人亲近中医，也不乏一知而半解者，对于这些人而言，不过是借医药以助清谈而已，他们并未将精于岐黄之道作为人生追求。宋以降笔记兴起，历代笔记中多有对方药条目的记录，如周密《志雅堂杂钞》分书史、图画碑帖、诸玩、宝器、人事、医药、阴阳算术、仙佛八类，与笔记杂记百事的文体特点相符。此类笔记中的医药部分多记民间偏方，尚停留在某方治某病的方—病对应认识阶段，未能对药方的方义、结构做出分析，更无有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从医学角度而言，其中或有零金碎玉，然笔记中的医药部分终究以猎奇志怪为目的，文学性更强一些。如《志雅堂杂钞》中“医药”部分记录的灌鸭血可活溺亡者等内容，或许只能视为宋人炫博的谈资。包括苏轼在内的许多热衷谈论医道的宋人，被视为精于岐黄的文人代表，后世医家则多深不以为然。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医话》卷一“慎药”条指出，宋代士大夫“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者，最典型的便是苏轼。苏轼晚年自海南北归途中中暑，自己配药有误。陆以湉指出：“病暑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芪，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认为苏轼亡于喜谈医事却研究不精，研究不精而又敢于开方。这与有志于“济人利物”的文人有显著区别。

文人习医，当然有在医、文两方面皆取得杰出成就的。文学家皇甫谧精通针灸之术，傅山精通男、女科等久为人知。还有不少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也精于医学，却不为人熟知。以明代为例，如武之望（1552—1629），著名医学家，其《济阴纲目》“至今仍被誉为是中医妇科权威性著作”（苏礼主编《武之望医学全书》校注说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他又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长于作文、论文，明人袁黄将其文论以《武叔卿论文》之名收录于《游艺续文规》，影响了明代众多举子;而在清代“家弦而户诵”的科举读物《塾课分编》（韦鸿《塾课分编注释序》，乾隆五十一年[1786]敦化堂写刻本）以及高嵣《论文集钞》等流行八股文话中同样收录了《武叔卿论文》，使得武之望之名在清代读书人中可谓家喻户晓。又如徐师曾（1517—1580）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编有《文体明辨》《大明文钞》等，著有《湖上集》，尤其是其《文体明辨》，今人采录其中部分内容改称《文体明辨序说》，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文体学著作之一。而徐氏同时也精于医道，撰有医学著作《经络分野》《途中备用方》等。他在完成《礼记集注》后，应友人沈子禄的要求，为沈氏《经络分野》作序，进而撰成续书《经络分野》，遂将二书合一，称《经络全书》。徐氏《经络全书》序称：“窃惟先君蚤学斯道，洞究大旨。予不肖，弗克缵承先绪，改而从儒，儒幸晚成。犹及先君之存，旦夕过庭，每口授《内经》诸家之论。”据其对治学生涯的自述，可知他又是医文递习而成功的例子了。

二、 医之于文：以医入文与以医喻文

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其医学知识也会赋予其作品别致的风味。浅层次者如以药物名入文。极富文学意味的中药名，为中药入文提供了天然的可能。宋代王楙《野客丛书》指出，六朝王融、简文帝、简元帝、沈约、庾肩吾等人已开用药名作诗的风气;宋人又开药名填词之风，如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定风波》（仄月高寒水石乡）、《定风波》（山路风来草木香）以中药桂枝、连翘、半夏、石膏等连缀成词，赋予作品特有的“药香”，成为词中别格。如果说，以药名为诗词，多少还有游戏之作的性质的话，那将中医思维融入创作则是以医入文的高明之举了。如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自号姜斋，其《女冠子·卖姜词》词末对自己以姜为号有所解释：“最疗人间病，乍炎寒。”姜为常见的药食同源之物，《神农本草经》谓姜“去臭气，通神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谓其能“祛邪辟恶”。对于一般的外感之疾，《黄帝内经·评热病论》云：“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在中医病传观看来，外邪在表，病尚未深，病得汗而解，生姜正是此时发汗解表、祛邪除病的要药。“乍炎寒”是往来寒热之症，是因外邪入内、体内气血（正气）与外邪“交争于骨肉”的外在表现。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作《卖姜词》，自称“卖姜翁”，词中有句：“老去丝尤密，酸来心愈丹。”老姜有多丝、火辣等特性，以“丝（思）尤密”、“心愈丹（朱明）”等谐音、隐喻，表明自己坚贞的遗民立场。词人有感于板荡之际，人心浮动，多有在遗民与贰臣之间取舍踯躅之士子，以外邪入侵的“人间病”为喻，欲向他们卖姜开方，正是取生姜鼓舞阳气、善驱外邪之义。因借助中医病传、治病理念及对症药物等为喻，使得此词非一般咏物之作可比。

中医除了对文人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外，对于文学批评也有明显的助益，这主要体现在“以医喻文”上。中国文学批评向来有意象式批评的特点，以锦喻文、以兵喻文、以棋喻文等批评方式都在文学批评史文献中习见，用中医的理法方药等医理来比喻文学批评也是古人议论文学的常见方式。根据中医的特色，以医喻文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其一，以治疗原则为喻。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决定着人体水谷精微的制造、输布，因而“保胃气”是中医养生与治疗的重要原则。《素问·平人气象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胃气”狭义可指脾胃的消化、运输能力，广义也可理解为人体的正气、元气，是支撑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的内在力量。古文写作中向来强调“文气”，韩愈有“气盛言宜”之说，文气正是贯穿文章整体的“元气”。于是便有论者以医家之“胃气”为喻阐说文家的“文气”，如清初吕留良认为，好的文章“于语言字句之外，别有一种风神缠绵兜裹之，诊脉谓之胃气”（《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韩愈曾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对此，曾国藩从“胃气”学说阐述说：“大抵文字虽极刚劲，然须有宽博深恳之意寓于其中，使其神气有余于笔墨之外。正如岐黄家论脉，必有胃气相似，即所谓蔼如者也。”（薛福成《论文集要》引）

其二，以诊断特色为喻。中医有望闻问切四诊，其中脉诊是中医特有的诊断方式。中医认为，身体症状皆可通过脉的变化表现出来，医者通过指尖的细微感受来判断病家之疾。脉象细分可有数十种之多，旧时有“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之说，形容脉诊之不易。文人行文时，对文章、语体风格的细微之处，正需如脉诊一般细细体察。脉象中又有滑脉、涩脉等不同，而文章风格也有滑、涩等差异。因此，以脉论文，也就有了可能。明人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云：“且士之文也，犹医之脉。脉之濡、弱、紧、数、迟、缓，相似而实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诸义，进规于子，而救俊亮之偏。……子以为濡可为弱，紧可为数，迟可为缓邪？濡弱、紧数、迟缓，不可相为，则闲寂独可为柔澹，浊切可为沉着，艰窒可为含蓄，俚辏可为典厚邪？”李梦阳正是以脉象差异解说文章风格之别。

其三，以方剂特点为喻。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代表的古代经方组方精致，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往往有“一剂知、二剂已”之功效。但在辨证不精细之时，经方也有可能出现一些负面作用。论者可据此比附文学流派间的攻讦，如钱谦益评论明代文坛复古与反复古思潮云：“譬之有病于此，邪气结，不得不用大承汤下之。然输泻太利，元气受伤，则别症生焉。北地、济南，结之邪气也。公安泻下之，劫药也。竟陵传染之，别症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大承汤即大承气汤，是《伤寒论》中治疗“大便已硬”的重药，此方可快速泻下阳明内结之邪，故属“劫药”，但杀伐太过，耗损元气。仲景用此方特别慎重，且在书中又出具接近而药力不至过猛的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两张经方，供人辨证选择。明代文坛前后七子以复古为旗帜，末流陷于剽窃，钱谦益将此喻为“邪气结”;公安派是以反七子、反复古的面貌出现的，但批判太过，自身也有粗率之弊，钱谦益将其喻为“劫药”大承气汤，大损元气，以至出现竟陵派“凄清幽獨”的他证。这里钱谦益用方剂治疗的副作用来解释明代中叶以来文学观念的多次变异，理路甚为清晰，阐述也甚为别致。又有从常见方剂中的药物特点来论述文学的，乾隆诗论家李调元反对作诗用僻典，称：“诗不可用僻事，亦如医家不可用僻药。”（《雨村诗话》）他认为医家多用参、苓、芪、术等常用药，诗家也当多用经、史、子中“共知而无晦”的常典。清末桐城派文献学家刘声木因“少时喜涉猎医书，故略知梗概”（《苌楚斋五笔》卷一），对李说进行了阐释。刘声木指出合《本草纲目》及其《拾遗》所载药物已达2540种之巨，多有僻药毒药，然常用者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医家贵在精通常用药的使用，而不以开列僻药为能。李、刘二人借助中医少用僻药的特点，类比诗学中应少用僻典，说理透彻而巧妙。

三、 文之于医：统绪仿构与文体借鉴

文学与中医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医为文人提供了出路、为文学及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思路与特色。同时，文人的文学修养也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助力，较为明显者有三。一者，文学作品中诗、赋押韵易于记诵的特点为中医著作所借鉴。中医有所谓的“四小经典”，是许多人学医的入门读物，即明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清汪昂的《汤头歌》和佚名所撰《药性赋》，“四小经典”皆采用歌诀方式以助记忆。其他如许叔微《伤寒百证歌》、吴谦《医宗金鉴》等著名医书均以歌诀帮助读者理解、记忆。二者，精通文学的医家往往妙笔生花，医书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如成书于乾隆十七年的《四圣心源》，作者是曾为乾隆御医的黄元御。乾隆时期，正是骈文中兴之时，受此文学背景影响，黄氏以骈文撰写自序，文学性很强，如序中写景一段：“维时霖雨初晴，商飙徐发;落木飘零，黄叶满阶。玉楸子处萧凉之虚馆，坐寂寞之闲床，起他乡之遥恨，生故国之绵思。悲哉！清秋之气也，黯然远客之心矣！爰取《心源》故本，加之润色。”写心态：“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与文学作品无异。三者，文人是刊刻、传播医籍的重要力量。由于许多文人对医书浓厚的兴趣，使其成为医书、医学传播的重要推手。如精通古文、诗、词的清代著名阳湖派文学家张琦（1764—1833）“少好医学，博览方籍”（《四圣心源序》），不仅自己著有《素问释义》，还刊刻了《四圣心源》，迅速扩大了黄元御医学的影响。

文人、文学对中医的影响实不止上述三端，另有较为隐晦实则甚为重要之二事。

其一，受“道统”“文统”的影响，医家尝试建构“医统”。经唐代韩愈等人建构，儒家有了道统;清代经姚鼐、曾国藩等人逐渐建构、修正，在文坛上建构了影响甚远的桐城派文统。道统、文统是排外的，未进入统序链条内的儒学史、文学史人物便逐渐被历史边缘化，他们或被描述为羽翼道统、文统的人物，或者被视为异端。统绪的建构，与理论争端、学术（文学）分歧有直接关系。“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子部医家类一），金元以后，伤寒学派、补土学派、寒凉学派、扶阳学派、滋阴学派、攻邪学派等，著作各异，争论不休，当医学流派纷呈之时，医学理论眼花缭乱，各派自视正统，建构“医统”便有了需要。黄元御认为后世医学离经典愈行愈远，他直接从元典出发，阐述自己的医学观念，故书名为《四圣心源》，意谓上接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四圣统绪。甚至有神道设教，以张其说者。傅山弟子陈士铎的药物学著作《本草新编》有序四篇，除末篇为康熙时人金以谋外，前三篇作者署名分别为“吕道人岩”“长沙守张机”“岐伯天师”，作者煞有介事地安排这三位医界先圣在康熙年间“显圣”授其异书，并为其作序。陈氏另一医学著作《石室秘录》便以“岐伯天师”之序，宣称此书是岐伯秘授。又借“吕祖”“张仲景”二序表彰陈氏勤勉聪颖，为接收天书的不二人选。荒唐的序文似与药学著作应有的严谨格格不入，金以谋序文说医圣先哲齐集显圣，是忧虑“医统久替似续”，“欲以斯道属斯人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陈士铎不过是用志怪的文体形式表达其上接“医统”的希求而已。文体的意义、文学的形式，半隐晦地帮助医家传递出其争“医统”的理念。不过，形式的荒诞，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医书的学术价值。当代已故著名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曾治疗一赤白痢疾病患者，久治不效，无奈试用了“平日所不齿”的《石室秘录》中的一方，竟二剂而愈，裘氏感慨：“乃深悔我过去知识之狭和治学之偏见。”（《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壶天散墨（增订版）——裘沛然医论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其二，著述形式的借鉴。医话是中医著述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通过言谈、随笔的方式论医，形式较为轻松活泼，是对中国古代诗话文体样式的借鉴。日本明治年间汉医学家浅田惟常撰有《先哲医话》，系辑录医林前辈的医论而成。时人便认识到此种体例与中国诗话的关系，村山淳评论说：“赵云崧著《瓯北诗话》，于唐宋明清四代，取十家以为学者之圭臬，从来诗话无出其右者也。栗园浅田君之著《先哲医话》，体例似瓯北。所载十三家，虽儒医异道，其为大家一也。”指出《先哲医话》系仿赵翼《瓯北诗话》体例而成;《先哲醫话》的校刊者松山挺说：“赵宋以降，诗话之多，累积可柱屋。而至文话则唯宋有王铚《文话》，明有闵文振《兰庄文话》、李云《文话》而已。如医话绝无，不亦杏林缺事乎？”认为“是则不可不与诗文之话并存而传也，因校以授梓”，松山挺看重的，也是“诗话”体著述形式由文坛而延及杏林的跨界意义。

随着现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以及近代中医的衰落，传统文人与医学的关系迅速疏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学东渐之时，最早接触西学的也有传统文人的身影，正如严复以信达雅之笔译《天演论》、林纾译《茶花女》一样，在早期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直对医学感兴趣的传统文人成为翻译西医著作的先锋与主力。如管嗣复为清代古文名家管同之子，能传其父学，亦工文章。他与英国传教士合信合作，译有《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三种，成为最早的一批西医中文译著;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清诗话》的著名学者、文人丁福保更是翻译了《临床病理学》《内科学纲要》《诊断学大成》等五十余种西医著作，成为清末民国翻译西医著作的主力。起于中医，终于西医，这也算是为中国传统文人、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