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劝农制度与陶渊明《劝农》诗

陶渊明《劝农》诗，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总体上偏于艺术分析。若将此诗与晋宋制度相互联系，则能进一步发掘其中蕴涵的多方面史料价值。例如，由此可窥知晋宋劝农制度的具体展开、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的职责。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深入解读此诗的真实意涵，进而窥探陶氏何以入仕不久即解职归去的实情，以及《劝农》的具体写作时间等。

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农事。《尚书·洪范》所载八政，“食”列其首。《周礼·天官冢宰》载以九职任万民，亦以“一曰三农，生百谷”为其首。《诗经》中的农事诗，显然也是重农之表征。《春秋左氏传》“隐公五年”，传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闵公二年”，传载卫文公“务材训农”。“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这些记载反映了先秦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其时国之大事，虽“在祀与戎”，但无论“祀”还是“戎”，都要以“农”为基础。认识到农事的重要性，农事制度才相应而生。《周礼·地官司徒》载闾师职掌之一为“任农以耕事”，即此明证。秦汉时期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形成比较周密的农事管理体系。其中，属于都官系统的有农监、都田、田啬夫、田典等，负责管理郡国公田;属于地方行政系统的则有郡县两级的田曹掾史、劝农掾史、力田等。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下诏：“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春，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汉书》卷五《景帝纪》）。汉代劝农制度由此创立。不过，文、景时期主要还是通过减免租赋来鼓励农人。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4）春正月诏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汉书》卷十《成帝纪》）。汉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至成帝时增为二千石，故此处“二千石”是指各州刺史，由其负责劝农。平帝元始元年（1），“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续汉书·百官志》载：县有“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后汉书·百官志五》）。由此可知，汉代劝农制度当正式形成于成、平之时。中央由大司农负责遣丞分至十三州，每州一人，负责监督劝农之事。各州刺史负责具体事务的开展，但实际上承担工作者则是各县的“劝农掾”。这与出土文献记载相吻合。今存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东汉永兴二年（154）所立《宛令李孟初神祠碑》中有“部劝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俞樾认为，《续汉书·百官志》中的“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以此碑证之，“疑当作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贼捕掾。盖春夏农事方兴，故宜劝之;秋冬则民间皆有盖藏，盗贼窃发，在所不免。故即以劝农掾为贼捕掾，事相因也。贼捕之名不美，居是职者，因有制度之号，相沿既久，遂以入史”（袁维春《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出土汉简亦有“劝农掾”“勸农史”的记载。例如，居延汉简中有“五年正月癸未守张掖居延都尉旷行丞事骑司马敏告兼劝农掾兵马掾”（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敦煌悬泉汉简亦载：“出东书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诣劝农掾、一诣劝农史、一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時，县（悬）泉置佐忠受广至厩佐车成辅”（胡平生等《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简中所载元始五年（5），与正史所记汉平帝时大司农遣使分至各州劝农的事实恰相符契。

魏晋延续汉制，由中央和地方组成的劝农体系继续运行。泰始四年（268），晋武帝诏令“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晋书》卷一九）。元帝渡江之初，熊远建议，立春之日，天子当“躬耕帝藉，以劝农桑”（《晋书》卷七一《熊远传》），时议美之。相较于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发生了很大改变。国家行政重心从战事转移至农事。《晋书·职官志》载：“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晋书》卷二四）据此可知，担任具体劝农工作的是各郡县的散吏。散吏是与郡县所置“职吏”相对而言的。郡县所置散吏，以所辖区域户口多少为等级，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散吏13人，户五千以上置21人，万以上39人。县户不满三百者置散吏4人，三百以上6人，五百以上8人，千以上12人，千五百以上18人，三千以上26人。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闰三月颁布《劝农桑诏》：“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早，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卷五《文帝纪》）。据此可知刘宋时期同样重视农事，劝农制度继续推行。

劝农制度在两晋时期的实施和影响，可从西晋束皙（261—300）《劝农赋》略窥：“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决口，受饶在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豚鸡争下，壶榼横至，遂乃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盖由热啖纡其腹，而杜康咥其胃”（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六五）。《晋书·束皙传》说此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晋书》卷五一），意谓辞非雅驯。不过，其内容却是实写。其中关涉劝农掾和劝农史：百里置吏，区别异曹，是说县所置各曹中有负责劝农的散吏。青幡，是指劝农时在春令。桓宽《盐铁论·授时》：“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意思是悬青幡并非劝农举措，而是表示时令。赋中提到的社长和闾师是当时基层组织乡和里的管理者。劝农掾由县派出，工作中主要与这些人对接。

从以上简述可知，劝农是西汉以来的官方制度，经三国、西晋而渐加周密。陶渊明《劝农》诗的创作当与此制度有关。渊明一生五次入仕，先后担任江州祭酒、桓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很显然，幕僚和参军都与劝农之事无关。劝农应与陶氏担任的地方官职有关。逯钦立先生曾将此诗系于元兴二年癸卯（40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主要根据是此年诗人曾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第二首中的“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与《劝农》内容切近。袁行霈先生则认为此诗是陶初仕江州祭酒时所作，理由是：“‘劝农者，劝农事也。‘解颜劝农人，未必是劝农事。癸卯岁虽有劝农人之事，未必《劝农》诗即作于癸卯岁也。”（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从以上对劝农制度的历时性考察来看，袁先生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袁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此诗不会作于诗人担任彭泽县令期间，因为《劝农》写的是春景，而陶氏担任彭泽县令时当仲秋。据此可以确定《劝农》作于陶渊明任江州祭酒时。《劝农》既为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时所作，依据“诗史互证”之法，可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江州祭酒的地位和劝农事务。陶潜初仕江州祭酒，具体掌管哪些事务呢？逯钦立先生曾依据《宋书·百官志》《通典》《通志》等相关记载，指出晋咸康中江州才特设别驾祭酒，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并进一步阐述陶初仕即能担任别驾祭酒这样高的职务，与其为江州“洪族”有关。江州专设别驾祭酒，与王羲之、王凝之父子信仰天师道有关。陶任职不久即辞官的原因，是不愿与当时江州刺史王凝之之辈为伍（逯钦立《读陶管见》，载《逯钦立文存》，中华书局2010年版）。至于江州祭酒的具体职掌，逯先生仅据《宋书·百官志》，指出其职权居僚职之上，并未作具体解释。考《宋书·百官志下》“刺史”条：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扬州无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从事史，在议曹从事史下，大较应是魏、晋以来置也。（《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根据以上记载，东晋咸康之前州所置掾吏中无祭酒一职。咸康年间江州特设别驾祭酒后，州设祭酒制度才被刘宋继承。祭酒地位在别驾、治中、主簿、西曹之下，在议曹、部郡从事史之上。扬州由于未设祭酒，故以主簿代其事。“荆州有从事史”，当指“荆州有祭酒从事史”，因承前述，故省“祭酒”二字。一般而言，州祭酒地位要高于议曹，但荆州情况特殊，祭酒“在议曹从事史下”，故特标出之。这里说的是刘宋时期的情况。江州别驾祭酒置于东晋咸康之后，与此略有不同。《晋书》《宋书》所载陶潜传，均称其去职后“州召主簿”，说明主簿地位要高于祭酒。因为渊明解职后，江州不会拿一个比祭酒地位更低的职务召之。而晋代“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别驾权力仅次于刺史。据上所引，江州置别驾祭酒后，别驾从事史一职同时存在。由此可知，江州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是一个较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江州祭酒地位当在别驾、治中、主簿之下。

祭酒具体职掌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也就是一州之内各种琐碎的繁杂事务，涉及军事、治安、租税、户籍、水利等各个方面。很显然，春令之时劝农正属于祭酒所承担事务的重要一项。晋宋劝农制度具体如何展开，从正史和束赋等文献的有限记载，很难得知详情。不过，据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所载大量有关劝农掾的信息，可对晋宋劝农制度进行推論。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劝农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西汉已降，郡县皆置劝农，吴简中劝农掾属于县吏，但在简中有时又称“某乡县吏”或“廷掾”。二是综合已统计到的劝农掾的信息，可知：（1） 一人可同时担任数乡劝农掾;（2） 孙吴所置劝农掾非因时而设，与东汉相较，已常规化和制度化;（3） 劝农掾有时因事而设，体现灵活性。三是吴简中所见劝农掾担任的具体事务并非勉劝农桑一条，而包括审实和发遣私学、核查流动户口和人员、核查和条列州、军吏父兄子弟、核查并条列田簿等事务。可见作为“县吏”的劝农掾和劝农史，所承担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户口、土地、租赋以及举送“私学”等各种细务。简文反映了孙吴时期对基层管理的实际情况。严耕望先生曾指出晋代郡守劝农制度是沿承汉制："晋初南乡太守司马整碑有南北中三部劝农。《金石录》二〇晋彭祈碑阴跋，晋初，祈历西郡、酒泉、略阳三太守，有中部劝农、西部劝农。“盖沿汉制”（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7年版）。两晋地方行政系统，采取“州郡县乡”四级治理模式。郡、县均有劝农吏职，而州一级的劝农任务，自然就由“分掌诸曹”的祭酒来承担。若无祭酒，则由主簿代之。陶渊明《劝农》诗，正是东晋时期州祭酒掌管劝农之务的确切明证。其二，诗中末章旨意。《劝农》共六章。袁行霈先生认为前四章“言农业之兴及农耕之乐”，第五章“劝农，从正面说来”，第六章“劝农，从反面说来”（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但仔细分析，发现第六章可能并非简单地从反面来劝农。这是因为，劝农的行为有主客体之分。主体显然是负有劝农之责的官方，客体应是农人。这种对话关系，应是袁先生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但此诗末章的言说对象似乎并非普通农人。先看此章：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论语·子路》载樊须向孔子请“学稼”和“为圃”，孔子很是不屑，说：“小人哉，樊须也！”《史记·董仲舒传》载其治学勤奋，“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陶诗用此二典，无非是说如果能够像孔子和董仲舒那样，不种田不务农都是没有关系的。不仅如此，我还要整理衣袖，向你表示恭敬和赞美呢！细绎此章，似乎并非与普通农人对话，而实蕴劝学之意。

何以陶渊明劝农之时，又来劝学呢？联系上述吴简所载，或可理解。吴简中所见劝农掾所担任多种事务，讨论最激烈的是“举私学”。有学者将简中的“私学”解释为吏役的一种，认为孙吴不许正户民服私学之役，往往征召、征发逃亡户口服私学之役。因此，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私学由逃亡户口产生。有学者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与私学相关简牍的综合分析，指出简中的私学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当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成为“私学”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主要由功曹主持的“举私学”，按规定其对象限定为遗脱，且可能会发遣送诣宫或大屯;二是主要由户曹操办的“给私学”，其对象是部分正户民，在当地服役。吴简中的私学与传世文献所载私学存在关联性。简牍中的私学身份是为国家所承认的，在服役的同时，学习知识技能，将来可能被选任为吏的人。私学本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吏”，而是正户民、遗脱成为正式吏过程中的过渡身份。这样就将劝农掾承担的发遣私学工作具体化了。简言之，孙吴时期郡县劝农掾承担发遣私学的任务包含两种，一种是“给私学”，也就是选人服役;另一种是“举私学”，亦即举送乡里“私学”，属于人才选拔范围。

出土简牍中的“举私学”，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三（以下三枚木牍释文，见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王素《长沙走马楼简研究辨误》，《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木牍一及木牍三图片，见宋少华《大音希声——浅谈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初步认识》，《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一是《谢达文书》，共3行（下文每行之间用“/”隔开）：私学长沙刘阳谢达，年卅一，居临湘/都乡土沂（？）丘。/十一月十五日右郎中窦通举。（图一）一是《周基文书》，共3行：私学弟子南郡周基，年廿五，字公业，任吏，居/在西部新阳县下。/嘉禾二年十一月一日监下关清公掾张闿举。一是《番倚文书》，共5行：南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敕，发遣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辄/操黄簿审实，不应为私学。乞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图二）从上述简牍中，可以看到当时“举私学”公文的实际情形。其具体程序，大致是中央发布举私学的命令，然后由州郡县逐层落实，最后承担具体事务的是各县的劝农掾。这种举私学制度是否在东晋继续实施，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无法判断。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选拔制度虽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体，但汉代以来的察举制并未因此消亡，而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补充形式继续存在。换言之，乡举里选在两晋时期仍然发挥作用。陶渊明作为州祭酒，其承担的职责包括各曹之务，其中劝农尤为重要。吴简中的“右郎中”“清公掾”，作为当时地方官掾属之名，两晋时期或有不同，但其职责和功能则是相通的。东晋时的江州，当属别驾祭酒所辖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讲，陶渊明《劝农》诗，正是汉末三国劝农制度在晋宋延续的明证。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劝农》末章何以变成劝学，才能获得合理解释。

其三，陶渊明任祭酒不久，即“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也能从劝农制度获得相应解释。这是因为，陶氏原本帶着一种政治期待出仕江州祭酒，但事实上，别驾祭酒却要去做很多具体的庶务和俗事，与其初衷相去甚远。逯钦立先生从王羲之、王凝之父子信奉五斗米道的角度来解释陶氏去职，自然不无道理。但若再就劝农角度进一步理解祭酒工作的繁琐，或许能对此问题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以往不少学者论述陶渊明的农本思想，将《劝农》一诗作为重要例证。现在来看，此诗实为劝农制度之下的产物，未必体现了诗人的农本思想。

其四，《劝农》写作时间当在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之时。此点前文已述。但陶任祭酒的具体时间，有多种不同看法。据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自然灾害频发。太元十五年（390）八月，“沔中诸郡及兖州大水”，“冬十二月己未，地震”。十七年（392），“六月癸卯，京师地震。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十八年（393），“春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夏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劝农就显得更为迫切。从这些记载来看，《劝农》作于太元十八年（393）的可能性或许更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