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社会：后汉景君刻石三种读后

歷史上见于载录的汉代关于景君的碑刻有三种：第一种是《谒者景君墓表》，这位谒者景君卒于汉安帝元初元年（114）;第二种是《郯令景君阙铭》，这位郯令景君卒于元初四年（117）;第三种是《北海相景君铭》，北海相景君卒于顺帝汉安二年（143）。其中前两种景君刻石原石已佚，宋代洪适《隶释》卷六保存了残缺的碑文。第三种《北海相景君铭》则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篆额题有“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2行12字。碑阳碑阴皆有刻文。碑阳文17行，满行33字。碑阴镌刻54位故吏的姓名籍里职位，以及树碑的缘由（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碑现藏于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室，可以说是今存形制完整的最古墓碑。三种景君刻石为考察东汉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李樯《景君刻石三种》（《杞芳堂读碑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已对三种刻石的基本状况、疑点和政治制度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主要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三种景君刻石所反映的社会深层次存在样貌。

就三种景君刻石的碑额看，谒者景君的作“墓表”，郯令景君的作“阙铭”，北海相景君的作“铭”。在谒者景君墓表结尾有“作此铭”，在北海相景君铭文中有“乃作诔曰”字样，那么这三方墓铭的文体究竟是墓表文，还是铭文，或是碑文、诔文？似乎很少有人深究。从三石正文看，刻石者应该还没有明确的文体概念，只是按照一定的惯例刻石立碑。但从其所使用的惯例看，应该都是诔文。如《谒者景君墓表》曰：“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谒者任城景君卒，呜呼□□。”《郯令景君阙铭》开首曰：“惟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郯令景君卒，以五年二月□□□□序。”《北海相景君铭》开首曰：“惟汉安二年仲秋□□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歔哀哉。”三刻石文的起首格式几乎是一致的，都是“惟某某年某某季某某人卒”，谒者、北海相两种甚至加上“呜呼哀哉”这一强烈的情感叹词，更明确其文体为诔体。

考《后汉书》记载桓谭、冯衍、贾逵、班固、傅毅、马融、蔡邕等多作有诔文，然大部分都已经亡佚，今存有傅毅《明帝诔》《北海王诔》，《文心雕龙·诔碑》称其“文体伦序”。可惜不完整，但仍可见其以时间起首，如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永平六年，北海静王薨”。至《文选》卷五十六“诔”体中首录曹植《王仲宣诔》，其开首曰“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则可见定型的诔体格式，与三种景君刻石所用的文体格式是一致的。

汉墓碑文的起首格式则与诔体不同，一般为“君（公）讳某字某，某某某某地人”。如永建六年（131）的《国三老袁良碑》起首曰“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厥先”之类。《昭明文选》卷五十八收“碑文”体，汉碑尤以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两篇为碑体文的典范之作。从体式上看，也同样表现出碑体文固定的体式，即以述讳、字、籍里、先祖世系起首。考《隶释》所载汉碑，仅有《益州太守无名碑》（永寿元年，155）、《堂邑令费凤碑》（熹平六年，177）与三种景君刻石的体式相同，其余汉碑皆采用的是以述讳、字、籍里、先祖世系起首的碑文体式。

那么，三种景君刻石铭文于碑上，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的碑文体式，而是采用诔文体式？

自周至西汉，诔文是作为皇帝给诸侯王、诸侯太傅薨后定谥的一种特定礼仪文体，见于《周礼》《仪礼》的记载。故西汉大臣进言谓：“圣王之于大臣……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师古曰：“言大臣之死，积累其行而为诔也。诔者，累德行之文。”（《汉书·王嘉传》）至王莽时诏扬雄作《元后诔》，光武帝时诏杜笃作《大司马吴汉诔》，也都是受诏而作。故《说文》云：“诔，谥也。”段注曰：“当云所以为谥也。”另外，诔文在当时也是一种书面文体，写好之后，宣读完毕，当报太常保存，或者铭之于旌旗之上，故有“著德太常，注诸旒旌”“何用诔德，表之素旗”（扬雄《元后诔》，《文选》卷五十六《王仲宣诔》李善注引）之说。故后汉诔文多无流传。

碑文则不同，众所周知，东汉桓帝以后，进入“碑碣云起”的时代。在这之前，碑文文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字到有字，从墓内到墓外的过程。《周礼·檀弓》等早都记载了所谓的“丰碑”，就是用来引棺入墓的大木，本没有字。其后有墓志之类文字，刻于石上，主要记载作者的生平履历，并置于墓中。至后来发展出将墓主人的德业功美书之于石，立之于墓前，供人瞻仰传诵，如东汉末刘熙《释名·释典艺》说：

碑，被也。此本王莽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就描述了碑文体的发展过程。而碑文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从墓内到墓前的发展过程，正因为树立目前的石碑，显然比置于墓中能够更加广为流传。

一般认为立于东汉和帝元初元年的《谒者景君墓表》是墓碑从墓内而转移到墓前，记载“君父之功美”的开风气之先者。如北宋洪适《隶释》卷六说：

东都自路都尉始见墓阙，盖表阡铭圹之滥觞也。有文而传于今则自景君始。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三《赠中宪大夫知滦州事李公墓表》中也说：

墓有表古也，盖自汉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志石纳诸圹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后。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美功，礼不可以废也。

朱彝尊所说“元初五年”，当为“元初元年五月”之误，可据《隶释》更正。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提到了正是《谒者景君墓表》，改变了过去将墓志铭之类的文字放入墓中以慰藉死者的做法，开辟了将墓碑立在墓前，以供经过者瞻仰述美的风气。

事实上，元初元年只是谒者景君去世的时间，《谒者景君墓表》的树立，是否就是在去世之年呢？我们看《墓表》的碑阴有“诸生服义者”15人，第一个是“义士北海剧张敏字公辅”。其余都是“弟子”。《北海相景君铭》碑阴54人中也有“行义剧张敏字公辅”字样，当是一个人。从墓主人的卒年看，两碑应相隔二十九年。这位张敏在时隔二十九年之后再次参加立碑活动，也是可能的。但从碑文的内容看，真相似不如此。《谒者景君墓表》中有“皇帝赙□”，又有“剖符北海”字样，此“剖符北海”者，必非此谒者本人。如果是本人，此景君就当称“剖符北海”的职位，而非“谒者”了。皇帝也不可能为一个小小的谒者赠送赙金了。因此，谒者景君当为北海相景君的父辈，待北海相景君发达之后，为父辈谒者景君树立碑铭，述其功美。故今人所提出“其立碑的时间最早应在后景君据北海相以后，最迟可能二景君碑同时刻立”（李樯《景君刻石三种》）的说法应是站得住脚的。《郯令景君阙铭》文中也有“诸生服义百有余人”，刻石立碑，虽无法断定其与前后景君的关系，但从所立地点同在任城，文体几乎一致的角度看，应当也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再细读《北海相景君铭》碑阴最后一段四言韵文，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此碑树立的过程，其文曰：

竖建乕，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暗沉思。守卫坟园，仁纲礼备。陵成宇立，树列既就。圣典有制，三载已究。当离墓侧，永怀靡既。思不可胜，以义割志。乃著遗辞，以明厥意。魂灵瑕显，降垂嘉祐。

意思是说，建这块石碑的，是景君的故吏。而且是在众多故吏于景君卒后守卫墓园三年，即将离开时，写下了这样一篇追思文字。则碑文撰写的时间当在景君卒后三年，即公元146年，当时属于本初元年，即汉桓帝刚刚登基之时。碑阴所刻故吏54位，并具官职爵里姓名，而且称当时“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高文《汉碑集释》）。这在当时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门生故吏为座师主君捐钱立碑的并不少见，但能守墓三年，待三年期满，立碑追念的却并不常见。

总之，从诔文文体、碑文文体发展的过程看，景君三碑完成于东汉顺帝末年至桓帝初年的可能性最大。当时碑文文体已有立碑于墓前的先例，如《袁安碑》（永元四年，92）、《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延平元年，106）等。但这一时期的碑文多以客观叙述墓主人生平履历为主，文体也比较简单，由序述和四言韵文或者只有质实散体的散体叙述构成。而诔文文体的却较早，据《后汉书》可见很多文人都有受昭写诔文，时间则可追溯到扬雄、桓谭的两汉之际。诔文一般淡化生平履历的客观陈述，更注重墓主德行政绩学术乃至精神的彰显，在结构上也由序文、四言韵文、乱曰（五言、七言或骚体）构成。行文中多表现叙述者与墓主人的情感联系，具有更强的抒情性和感染力。景君刻石三种突破传统碑文体式，将诔文铭刻树立于墓前碑阙之上，其用意显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景君的精神得以更广泛地流传，使景君的社会地位得到官方的认可。

由此我们又不由想到，三景君中最关键的北海相景君究竟是谁？具体生平经历如何？为什么在其死后，能推动墓前刻石的内容形成如此鲜明的突破？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卷二中考证了《北海相景君铭》的景君其人，说：

其碑首题云“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其余文字虽往往可读，而漫灭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阀皆不可见。其可见者云“惟汉安二年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识，当为景也。

接下来考证说：

汉功臣景丹封栎阳侯，传子尚，尚传子苞，苞传子临，以无嗣绝。安帝永初中，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以续丹后。自是而后史不复书，而他景氏亦无显者。汉安，顺帝年号也。君卒于顺帝时，盖与遽同时人也。（《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五，《四部丛刊》本）

欧阳修认为是因为文字磨灭，所以关于景君的名氏邑里官阀皆不可见，然原碑及拓片今皆可见，其碑文开头的部分即“惟汉安二年仲秋□□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歔哀哉”，并没有关于景君姓名爵里族属的更多介绍。又欧阳修首先联想到可能有关系的人物是东汉初功臣景丹的后代景遽，在安帝永初年间被封监亭侯。这位北海相景君卒于顺帝二年，应该是和景遽同时的景家人士。这当然也是猜测的说法，北海相景君显然并非景遽。因为《北海相景君铭》中有提到这位景君是任城（今山东济宁）人，景丹及其后代籍里在今陕西、山西一带。如《后汉书》卷二十二《景丹传》中称：“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少学长安。”“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临嗣，无子，国绝。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虽然同姓景，但此景君当非景丹家族后裔。从官职上看，此景君一生的从政轨迹也与景遽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而《北海相景君铭》文叙述从景君个人的德行开始，丝毫没有提及祖上的荣光，恰恰说明他并非出自显族之后。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北海相景君只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官吏。

我们将景君三碑和相关的史料记载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这位普通的地方官不太普通的地方。概括而言就是他的实力是建立在任城景氏家族几代成员在地方上的深根厚植之上的。通过《谒者景君墓表》的残文，可见谒者景君曾任州从事，举孝廉。这位谒者景君也是任城人，早于北海相景君三十年而卒，当为其父辈;《郯令景君阙铭》中郯令景君的铭文是镌刻在双阙中的一阙之上的，树立地点也在任城。虽然铭文中没有交代，应当也是任城景家的一员，早于北海相景君二十余年卒。郯令景君“恬然无欲，乐道安贫，信而好古，非法不言。治《欧阳尚书传》。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业门徒上录三千余人”，则以学术著称于当地;《北海相景君铭》中则更详细介绍了这位景君的为官事迹，先为孝廉，后为谒者，为司农属下，后升元城令，后封为益州太守，后来到朝廷，后来被任命为北海相。最后在北海相任上致仕，卒于任城家中。

将三位景君联系起来，可说明景氏家族成员的学术修养和仕途路径。史书当中关于任城景氏的记载很少，即使像前面所说的郯令景君，在学术上可谓颇有造诣和影响，亦未见记载于《后汉书·儒林传》中。今所见唯一一条相关资料是《后汉书》卷五十四《杨秉传》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谢承书曰：“秉免归，雅素清俭，家至贫窭，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虑赍钱百余万，就以饷秉，秉闭门距绝不受。”这件事发生在桓帝延熹三年（160），即北海相景君卒后的十七年，景虑欲出手资助杨秉百余万钱，也说明任城景氏一族的經济实力。

任城景氏是一个在地方上深根固植数代，集仕途、学术、经济于一体的大族。虽然如此，处在东汉顺帝末年，冲帝、质帝幼夭，桓帝初即位的时代，是不大可能得到来自皇帝的诔谥的。因此，只能说来自景君家族在丧仪上的突破，代表了东汉桓帝即位之时，王纲的废弛，礼制的解纽。钱大昕则注意到：“碑末云‘谅暗沉思，又云‘陵成宇立。谅暗即亮阴，似非臣下可用。而称墓为陵，亦后世所宜回避也。”（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权力礼制的突破。

景君刻石的内容主要出自景君门下门客、门生、故吏之手。他们能够突破旧制，采用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表达对于府君的追思，在后世看来并不足为奇，在当时却不失为惊人的创举。其背后的支撑，一方面是景君家族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当为景君的德行必有被认为不当被埋没处。从《北海相景君铭》具体所描述的景君行迹看，主要叙述了景君从政的四个阶段的作为：

一是在元城令任上，他“流德元城，兴利惠民。强衙改节，微弱蒙恩。威立泽宣，化行如神”。

二是推辞益州太守的官职，如称“守郡益州，路遐挛亲，躬作逊让”。

三是在朝廷上表现：“夙宵朝廷，建策忠谠。辨秩东衍，玺追嘉锡，据北海相。”

四是在北海相任上：“部城十九，邻邦归向。分明好恶，先以敬让。残伪易心，轻黠逾竞。鸱枭不鸣，分子还养。元元鳏寡，蒙祐以宁。蓄道修德，□祉以荣。纷纷令仪，明府体之。仁义道术，明府膺之。黄朱邵父，明府三之。台辅之任，明府宜之。”

其中除了兴利惠民，忠于朝廷之外，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开“亲老告近”之例。朝廷已经“授以符命”，令其“守郡益州”，但景君却以“路遐恋亲”为由，不接受任命。对此清代俞樾解读说：

北海相景君铭，按额虽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然景君实未就益州之任也。其文云：帝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挛亲，躬作逊让，夙宵朝廷。盖景君虽拜益州太守，而以其地太远，恋其老亲，因自逊让，愿就京秩。所谓路遐恋亲，躬作逊让，夙宵朝廷也。其下云：玺追嘉锡，据北海相，部城十九，则是朝廷俯如其意，改授北海相也。景君任城人，据《续汉郡国志》任城属兖州，北海属青州。青、兖二州相去不过数百里，距其家可谓近矣。后世亲老告近之例，其即起于此乎。（俞樾《俞楼杂纂》卷二十五《读汉碑》）

景君的选择，甚至感动朝廷，再次授予其北海相之职。也感化了北海境内民众，使得“分子还养”，就是已经与父别居之子，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孝养父母。虽然其中所涉及的官制问题很难理解，但至少可以看出这篇诔文重点表彰的是一个“孝”字，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移风易俗方面的政绩。

从汉代人所说的“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礼记·曾子问》注），到《文心雕龙·诔碑》所说的：“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诔文文体的意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由上而下为死者定谥号的意味逐渐减弱，自下而上为死者彰显德行使之传播而不朽的用意在逐渐加强。既然是需要立在墓前广为传播，就在文体的生动性、情感性方面有進一步加强的必要，援诔入碑恐怕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尝试和突破。由此，景君刻石三种，则相当于是汉碑诔文的代表性样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发生在地方的碑文文体的演变，实际上也代表了其背后普遍社会心理的转型。至于景君与其门生故吏的关系，及与东汉后期党附风气发生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挖掘。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