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

《春望》可以说是杜甫除《望岳》外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望岳》纯粹是摹物抒情，而《春望》却寄托着忧国思乡等复杂感情，所以从诗的丰富性来说，《春望》应更胜一筹。

公元755年即唐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西进，很快攻陷了洛阳、长安，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皇帝位，史称唐肃宗。杜甫当时一家因战乱流亡至鄜州（今陕西富县），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就准备去投奔肃宗，不想途中被叛军抓住，押解到长安，幸好因官职太小，未引起叛军注意，后得以释放。此时大致是公元756年即唐至德元年八九月间。杜甫一人在长安城里走动，看到整个长安城满目疮痍，又遇到昔日王孙四处躲藏，不甚感怀，写道：“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哀王孙》）整个长安城已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而且，唐军和叛军仍旧在激烈厮杀，“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同上）。不过让杜甫欣慰的是，“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同上），整个唐王朝并没有亡，唐军及其联军一定会打回来光复长安。杜甫此时内心是悲苦的，但又是充满希望的。

公元757年即至德二年春，杜甫来到长安游宴胜地——曲江。此时的曲江虽细柳吐绿，春意盎然，可江头宫殿千门紧锁，旧日亭台黯然失色，“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长安城仍旧控制在叛军手中，而前线更传来的惨痛的消息。《悲陈陶》写道：“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据《旧唐书》等记载，当时宰相房琯主动请缨讨贼，与叛军战于长安西北陈陶斜，但因自身经验能力不足等原因，致使唐军大败，死伤四万余人。随后，唐玄宗又派使臣催促，房琯率残部与叛军战于青坂，又遭败绩。

《悲青坂》写道：“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如此来说，长安的光复恐难一时实现，自己又已被困七八个月，此时越发担心起家人，越发思念起家人。《月夜》写道：“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无法获得家里的消息，杜甫只能假想着在家的儿女和妻子思念着自己，来反写自己对他们的思念。而《元日寄韦氏妹》《得舍弟消息二首》，還着实写出了自己当时的苦况，如前首写到“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后首说到“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应该说，此时的国事、家事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国家的动乱、战事的频繁，才使得自己被困长安，有家不能归，而要想归家，则只能祈盼着战事平息，国家太平。这一时期的《对雪》就写道：“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让人置身事外，独享自己虚拟的太平呢？《春望》便集中展现了杜甫此时的向往和心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国破”如何理解，不同的读者有了不同的认识。一些读者认为，国指国家，一些读者认为，国指政权，还有人认为，国此处单指长安。如果单从这个词的意义来说，三种解释都可。那么，破指什么？一说是破碎，一说是沦陷，一说是残破，一说是分裂。若要确定这个字的意义，则需与前面的国字组合起来解释。同时，由于本句之内和本句与对句之间，还存有对仗的内在要求，所以“国”“破”的意义还需与“山河”“在”以及“城”相适应。国，先与本句山河对，再与下句城相对，总体来说，三者意义不宜重复。那么，山河，大体来说指国土，城，在此句应确指长安。这样来看，首句“国”就不应再意指国土、长安。那么，国能否意为国家？大部分学者都认可这种看法，其中徐伯鸿（《“国破山河在”中“国”字释义辨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张念（《杜甫〈春望〉诗中“国”字释义再探》，《杜甫研究学刊》2018第3期）还专门撰文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种看法。当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国家、国土、政权三个概念在内涵所指上，往往混同在一起，如春秋时期的《诗经·北山》，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此处还涉及“国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特殊的意指问题。例如“国破”是否就意味着国家灭亡？从当时的历史和杜甫得知的消息来看，此时还不能确定为国家灭亡，所以杜甫在“国破”后紧跟着说“山河在”。如果此处“国”字译为国家，那么破字就不好译为破碎，更不能译为沦陷，说残破也不是很合适，译为分裂是比较恰当的，而分裂的实质，更确切地说应指国家政权的分裂。国家政权分裂开，但整个大唐国土还在，隐含的意义则是大唐的政权还没有灭亡，正如《哀王孙》中所说，“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可是，虽说有这样的希望，但眼下的长安城仍处于叛军的蹂躏之中，经过叛军的四处烧杀（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整个城池或已成废墟。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山花野草蓬勃，眼前呈现出“城春草木深”之景。此景应是真实的眼中之景，可隐含的意义，或正如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所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表达出杜甫深深的“黍离”之悲。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关键在如何确定“花溅泪”“鸟惊心”所用的修辞。如果将这句话解释为，杜甫看到花开放，想起时事遂悲伤落泪，看到鸟飞回，想起家人而心生惊惧，所谓触物伤情，以乐景来写哀情，那么此句应使用了语序倒装的修辞手法，见花感时而落泪，见鸟恨别而惊心。这种解释，最早应来自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所言，“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而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则认为此句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作者感时乱离而移情于花，见花感觉花都溅泪，恨别之情移情于鸟，见鸟感觉鸟也惊心。这样营造的情境，可谓物我合一，当下所有的一切都浸染在忧伤惊惧的氛围中，情感铺展地更充分，浸润地更彻底。不过，这样的解释，使得花鸟这样的外物也暂时充当了情感的主体，相对于作者这个主体来说，就有了喧宾夺主之势，会让读者觉得有些散乱。所以，有些人认为前后两种解释均可，两种意义混合在一起，似此又似彼。应该说，理解起来，两种解释都可，但具体分析起来，两种解释仍需分开来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烽火，在此显然指就近发生的战火、战事，但“连三月”的释义，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清代注杜大家仇兆鳌《杜诗详注》对这个问題就列举了一些注家的不同意见，认为三月当指季春三月为“正”。当代学人多指出，从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祸起到杜甫写此诗公元757年3月，已有一年多时间，若从叛军攻破长安城的时间公元756年6月算起，是9个月，从杜甫陷贼时间公元756年8月算起，是7个月。所以，他们普遍认为，“三月”当是虚指，并不具体指几个月或哪几个月。朱培高总结说，“战争接连不断地打到今春三月”方为妥当（《征史解“诗史”——关于两首杜诗的注释》，《求索》1988年第1期）。徐福汀更从声律平仄的角度说明，“三月”虽是虚指，但也只能用“三”，不能用其他数目字来代替，否则不合意，不合仄（《用词的最佳选择一例——谈杜甫〈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当代修辞学》1987年第2期）。从表层的字词组合来看，“连”字自然应指连续，如果将“三”作实解，那么上半句只能解释为“战事连续打了三个月”。而从前后句以及整首诗的语境来看，连续打了三个月，自然应指杜甫写此诗时往后推三个月的时间。但后推三个月，与安史之乱爆发时，叛军攻破长安城时，以及杜甫陷贼时，都不照应。大体来说，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此时杜甫的心情和心里所想，我们从上面他近期写的诗中已经能真切地感受到，可见“连”是实感;同时，一方面当下是季春三月，另一方面“三”又正好符合声律上的平仄和音韵上的谐和，所以便选用了“三月”来指长久的战乱，应该来说，“三”有虚指的部分，也有实指的部分。下半句“家书抵万金”，倒是常语，无须多论。不过这前后句合在一起，又需明确另外一个问题，即《春望》的主题是思乡，还是忧国？赵治中专门撰文《也谈杜甫〈春望〉的主题——与傅庚生先生商榷》（《丽水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指出，傅先生提出的《春望》主题“是‘恨别，‘感时是陪衬”的结论不能让人接受。从我们对杜甫近期写的诗作的分析也可看出，家国之思始终联在一起，忧时中有忧国，就有思乡忧乡。“烽火”对着“家书”，“连”对着“抵”，“三月”对着“万金”，哪一个语词相对，都深深浸润着杜甫此时家国一体的命运相连之感，“感时”“恨别”句也已向我们表明，战乱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和家分隔，国乱则家乱，国破则家破。应该说，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无须从伦理道德政治等角度来论证，现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生足已验证清楚。这应该就是《春望》能成历代经典广为传诵的根本原因，抑或是人们称赞杜甫此类诗为“诗史”的主要原因，他不是用诗歌的形式记录历史，而是用诗歌的形式创造出社会生活中最真实的个人和他们最真实的哀哭和想念。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此时四十多岁，在其他诗中也写到自己已白头，所以此时用“白头”来称自己，是实写。“搔”字和“浑欲不胜簪”，从细节处写出了自己的愁苦和焦急心态。从写法上说，前面六句全是较为工整的对仗，语言比较典重，这两句则较为随意，没有对仗，也没有太多修辞，语言较为粗朴;从内容上说，前六句多从宏观、他物写出，这两句主要突显出个体自我。可以想见，如果整首诗都用严整的对仗，必然会显得呆板，缺少变通和灵活性;而从情感的抒发角度来说，前面有“家书抵万金”，最后两句自然要承接此句来写，具体展示出因家书、时乱而带给自己的伤痛和愁苦。又或者说，正是凭借着严整与粗朴、宏观与微观、他物与自我之间的矛盾，才创造出了整首诗的一种动态平衡和美学张力，也才让严整的形式传达出了真实的人生。

整体看来，“国破”是破题，即说明此诗从叛军占领长安城说起，随后写到长安城的近况，这两联从大处着眼，开启出一个广袤萧索的情境。其下颔联聚焦于情境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兴情物象——花、鸟，将个人的情感投射到它们身上，使它们也具有了类人的情感和心理，从而营造出充斥和笼罩在整个情境中的悲伤情味。从结构上说，律诗的首联由景起，颔联需承景写，但颈联就要由景转入情，所以在颔联中，承中还需有转，这往往成为判断律诗优劣的关键着眼点。在这首诗里，“感时”可照应前二句的“国破”“城春”等时局叙述，而“恨别”便有转入个人遭际的叙述之意。可以看出，此句写的承中有转，而且转得毫无痕迹。

整体来说，上四句主要写纷乱的时局和作者所兴发的情感。颈联的上句承上，继续写时局，又可以看作是对上面时局叙述的一个补充。前面写到国破，写到城春，写到感时，写到恨别，但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到此句才清楚点明，那就是“烽火”。又可以说，“烽火”句是对前四句做的一个总结，“连三月”，正写出了战事的持久。这句从结构上说主要是承，不过颈联重点还是在转，而且颔联第二句已经预示了转句的意义指向，所以下句必须转向个人的叙写。

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乱离之时，什么才是最关情之物呢？显然是“家书”。至此，诗题中的“望”义也便得以明确，一则望战事早日平息，二则望家人早得平安。正因为战乱，平安才不易得，而正是不易得，家书才显得弥足珍贵。可时下的现实是“数州消息断”（《对雪》），“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二首》），这让自己更加焦心，更加忧虑，只得借助搔挠头发来疏解情绪，可越是这样，越让自己显得悲苦和憔悴。可以说，从“家书”句开始，以下各句便一气呵成，意义直贯而下，将动乱中的自我形象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这样的叙述从结构来说，“家书”句明确是转，由外在的景转入内在的情，尾联两句是合或者收，将情感和景象停留在了作者的独自形象上，而因为是从外在的形态、动作写出作者主体内心的感受，所以从情感和思绪的角度来说，又可被视为“放”。随着诗中主体的情感不断得到激越和释放，读者阅读所获得的情感和体验也将达到高峰，这样就很容易使读者移情到作者这个形象中，重新去体会和观看诗中所写的情景、物象，促发自我展开更为丰富、更为深远的联想和想象。由此，整首诗的叙述线索和内在结构，便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回路环，由“国破”起，由“不胜簪”收，又由“不胜簪”起，到“国破”收，内在贯穿着两个主旨，一是忧国事之动荡，一是念家人之平安，而家国一体的体验和观念，又将二者紧密相连，凝聚到同一个动作上，那就是——“望”。

杜甫的情感是充沛的，是热烈的，也是真挚的，个体的，他的所思所念，是出于个体纯真的情感和性灵所需，又是社会文化思想传统的主动赋予。他没有离却历史，也没有离却现实;没有离却国家，也没有离却自我。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他看到了现实，也就看到了历史，感受到真实的自我，也就感受到千千万万如他一样存活在当下的世人。他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叙述出当时的真实历史、真实人生，又利用自己在诗歌语言上高超的修养和天才的创造，写出了形式上极为精巧、严密、端正的诗作，让所有的情境，所有的情思，只在这样的形式中回环荡漾，只在这一方天地里，生根发芽，铸造出每一个人自我的人生。一首诗，或就是一个家园。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