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的并州吏事与创作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曾在朝廷为相数十载，文韬武略，为时人所重。欧阳修就非常敬重韩琦：“欧公少许人，平日惟服韩公。尝因事叹曰：‘三百欧修，不足望韩公。”（《家传集》）足见韩琦在当时的影响与威望。

据清人杨希闵所撰《韩忠献公年谱》，韩琦到河东路任职是在“庆历新政”之后。庆历四年（1044），韩琦与范仲淹共同发起“庆历新政”，欲革天下之弊。此前的庆历二年（1042），二人曾同任陕西四路沿边总管经略招讨安抚等使，“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稱为‘韩范”（《韩忠献公年谱》）。“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外任，韩琦也请求外补，先后知扬州、郓州、定州等，于皇祐五年（1053）拜武康军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开启了他在并州（今山西太原）的任职生涯。在《并州谢上表》中，他向宋仁宗汇报了当地的情况，称并州“盖本唐尧之旧化，俗俭而家给，土豪而兵劲，虽有水旱之沴，而无冻馁之虞”;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近年与西夏交兵，屯戍、征饷等给百姓带来巨大压力，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奸钱乱法而币轻，故今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众;亭候无警而兵费犹冗，羌胡久附而边吏或懈”等。为此，他表态自己会废寝忘食，“审富庶之良画，较备御之长算”。如他自己所期许的，在并州任上，他也着实干了几件颇有影响的大事。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澄清吏治。代表性事件，就是惩治了走马承受宦官廖浩然。走马承受，全称为“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是北宋时设于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的监察官员，负责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但任职人员往往会因身享特权，借机欺上瞒下，甚至挟公职以泄私愤。这位廖浩然在并州就先后罗织罪名，“诬逐”了好几位官员。《韩忠献公年谱》记载：“宦官廖浩然为走马承受，怙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又诬逐一同职官冯靖，朝廷略不辨证，皆从其请。”韩琦将廖浩然的恶行多次上奏朝廷，希望仁宗将此人召回以便保全，否则，“臣将行法矣”。宋仁宗对此显然比较为难：召回，说明他派往并州的宦官有问题，属于决策错误;交给韩琦处置，又怕韩琦下手太重，折损了他所派的亲信。于是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命鞭诸本省”，在并州鞭打一顿，让他长点记性，继续留任。尽管仁宗并没有完全听取韩琦的意见，但至少惩治了恶官。

二是处理边境问题。并州属县宁武与辽接境，经常会因土地归属问题发生争端。韩琦到任后，发现宁武天池庙附近的土地多被辽人侵占。他详细了解原委：原来他的上任知州庞籍在任时，辽人就曾来讨要天池庙地，说那是他们的土地，希望宋朝归还。庞籍不敢擅自处理，与当时的权知忻州郭逵商量对策。郭逵查阅了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辽人写给天池县请修天池庙的信，说“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希望征得宋朝同意后对天池庙进行修缮。庞籍向辽使者出示了这封信件，证明辽人承认天池庙地属于宋朝领土，辽人大为折服，无法再争。但大约是庞籍离任后疏于监控，天池庙附近土地再次被辽人侵占。韩琦于是“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辽人“无以对，遂归我斥地”（《宋史·韩琦传》）。天池庙地的问题解决了，崞县（今山西原平）界的阳武砦，以及火山（今山西阳曲）北地等处依然有辽人侵占耕地。韩琦采取的方式是“凿堑立石以限之”（《[雍正]山西通志·山川》）、“凿堑立石界之”（《[雍正]山西通志·关隘》）。以立石的方式明确地界，使此处再无侵地争端。

在处理边境问题上，韩琦认为最有效且有利的方式，就是招募弓箭手在边境耕田。当然，这一提法不始于韩琦，这是此前范仲淹、欧阳修巡宣河东路时就曾提议过的。宋初，潘美为了使边境居民免受辽人的侵扰抄掠，将大量边民迁到了内地，使边地出现了大片空闲土地。庆历四年，欧阳修出任河东制置使，考察后提出，“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沿边地既不耕，荒无定主，虏人得以侵占”（《河东奉使奏草卷下·请耕禁地札子》），希望能招募弓箭手在边地耕田;同一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宋仁宗“诏宣抚使范仲淹议，以为便。遂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余户，岁输租数万斛，自备弓马，涅手背为弓箭手”。可惜未施行多久，“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宋史·兵志·乡兵》）。当时明镐是并州知州，所以他的意见占了主导。韩琦到任后，再提欧阳修、范仲淹前议，并得到了具体落实。《宋史》韩琦本传：“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此时距欧阳修首次提出，已过十年之久。

三是因俗治民。韩琦治民主张“无心”“自然”。据宋人强至所辑的《韩忠献公遗事》，韩琦曾言：“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韩琦主张的“无心”“自然”，目的是“不扰”，让百姓的生活、习惯等有所改善而不自知。韩琦自言：

太原士风喜习射，故民间有弓箭社。琦在太原时，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后宋相（指宋庠）继政，颇着心处之，下令籍为部，仍须用角弓。太原人素贫，只用木弓矢，自此有卖牛置弓者，人始骚然矣。此盖出于有胜心也。

此事又见于元人张光祖所辑《言行龟鉴》卷六《政事门》。通过韩琦这段“口述历史”，可知他对于民间无害且有益的风习，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他对太原的弓箭社不禁不驱，认为还可以寓武备于其间，一旦有敌情，民间弓箭社可以转化为乡兵以作防御。而到宋庠（后官至宰相）任并州知州时，将弓箭社收入军队编制，并令弓箭手将木弓改为角弓，老百姓只得卖牛置弓了。这就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使贫者更贫，人情“骚然”是必然的。

但韩琦治民也并非完全“无心”，对于不良习俗，则予以积极倡导修正。《山西通志·风俗》记载，韩琦在并州时，将并州人火葬的习俗改为土葬：“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用火葬，琦为买田封树，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此记载又见于明人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广教化以变俗》，成为地方官教化改变不良习俗的典范。土葬习俗在山西民间至今沿用。

四是请复并州府治。并州本是中国北方重镇，地位在唐代为最高。唐初李守并州，唐太宗称他为“长城”，说：“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传》）武则天即位后，改并州为北都，置于与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同等重要的位置。唐代的河东节度使、太原尹，也多兼有“北都留守”一职，如李光弼、马燧、令狐楚等人，都曾任此职，可谓位高任重。此后并州的地位屡有升降，最低谷时便是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四攻太原，最终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攻灭了北汉政权，并诏毁太原旧城，令百姓迁出。先放火焚烧，火三月而熄;再下令以汾河、晋祠之水灌灭晋阳（《续资治通鉴长编》）。于是，经过董安于、刘琨、高欢、李等人历代修建的有着千年历史的晋阳古城，成为一片废墟。金代诗人元好问曾有诗描述当时情形说：“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过晋阳故城书事》）毁城后，宋太宗又下令降低太原级别，改晋阳为平晋县，撤太原府，“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潘美留守太原，在三交村和唐明村周围重建太原城，并奏请将并州治所由榆次移回太原：“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同上）韩琦知并州，即在州治移回太原之后。

韩琦之前，知并州者也不乏其人，但韩琦却是提出将并州由州治升为府治的第一人。《韩忠献公年谱》记载韩琦请复并州府治的经过云：

公议并州素号大府，国初因其叛，遂降州名。宜因赦恩，俾复号，改为节镇。翰林学士胡宿上言：“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也，尧迁阏伯于商丘主火，而商为宋星;迁实沈于台骀主水，而参为晋星。国家受命，始于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师当宋之分野，而并为晋地，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宜如故便。”公议遂格。

此事发生在至和二年（1055）。韩琦认为，并州当时是因为北汉政权盘踞所以降级，如今事过多年，治所安定，应该提升并州级别，改为节镇。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胡宿的反对。胡宿所说的高辛氏二子之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说高辛氏二子，阏伯与实沈经常互相征讨，于是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胡宿说的似乎有根有据，但他反对并州升府是否别有原因，也不好推测。关键在于：这一说法，仁宗竟然听进去了，于是，韩琦的请求就此被搁置了。但此事在韩琦心里也并没有放下，四年后的嘉祐四年（1059），韩琦回朝为相，逢真宗祫祭，下令大赦，于是他旧事重提。《韩忠献公年谱》载：“真宗时，公为相，卒因祫享赦恩，复并州为太原府。”

五是修建庙学、兴办教育。到河东后的第二年，韩琦修建并州庙学，并写有《并州兴修庙学记》。记文中，韩琦写到了并州在宋初因攻灭北汉而遭受的破坏以及庙学的简陋：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皇帝平伪刘、一天下，坏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复迁于唐明。当时经始者，乘用武之后，虑弗及远，不知并据都会，异日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门户衢陌之制，一从苟简，不中成规，视夫子之庙，尤为不急，置城之东南，体陋而削，仅有祠所。

韩琦还梳理了以往官吏对并州庙学的历次修建：景祐年间知州李若谷首建庙学，庆历初年知州明镐建礼堂于殿北，规模渐具。但相对于并州这样的重镇，这样的庙学规模并不能真正满足教学的需要。韩琦到任后的第一年未及改造，但先设了专门的学职。第二年，因政教有方，并州大治，“民安事简”，再加上风调雨顺，农田取得大丰收，于是决定重修庙学。他派人去仙源（今山东曲阜）确定孔子图像、冠服的样貌，以便画像更符合孔子真容;然后在原来庙学的北边买民田若干，使庙学可以扩大规模。此次修建，不但扩大了庙学规模，而且在孔子像之外增加了颜回等孔子弟子和孟子等诸儒画像。他还设置了习射比箭之处，可谓细节周到，一应俱全。据史料可知，李若谷、明镐、韩琦等人所修庙学，在太原城西县前街（即今府西街西段）一带。靖康二年（1127）毁于大火，金、元、明间又有多次重建。清光绪七年（1881），这座文庙因汾河决堤而毁于大水，山西巡抚张之洞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之地，重建了新的文庙，即今太原文庙。

同一年，韩琦又写有一篇《五贤赞》，是他并州论学的重要文章。他所赞的五贤，是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其中有三位是晋地人。文中，他对五贤释经传道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对河汾大儒王通评价极高，称“大道之郁，几乎息灭。伊我仲淹，独参圣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阙。乃举大法，备于《中说》。续彼六经，绍孔之烈”，肯定了王通承继儒学、续作六经的文化贡献。杨希闵认为，韩琦对五贤的评价，高出其后诸人：“后来刻论荀、扬、王者极多，其胸襟学问，视忠献公如何？”（《韩忠献公年谱》）杨希闵所说的“后来刻论荀、扬、王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朱熹批评王通“僭越圣人”，不如“互乡童子”云云，这一评价影响了中国文化史几百年。

韩琦在任时，也曾为并州祈雨祈雪。《韩魏公集》卷九有《太原诸庙祈雨文》《蒙山祈雪文》，都是韩琦到并州任后第一年率领官民祈雨、祈雪时所写。在相信祷于诸庙或名山可以改变天象的宋代，韩琦尽职尽责，希望通过真诚的祝祷换来风调雨顺，使百姓不饥不寒、安居乐业，其心可敬。

吏事之外，并州的山水人文也激发了韩琦的创作热情，他在任职期间，还创作了不少诗文，既是他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记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初入并州，韩琦即用一首诗表达了他对并州的印象。《过故关》诗云：“晓入并州路，群芳夹故关。前驺驱弩过，边境荷戈还。古戍余荒堞，新耕入乱山。时平民自适，白首乐农闲。”这是一种平静的农闲场景，战火硝烟远去，百姓耕种，安居自适。诗歌表达了诗人的欣慰。

晋祠，古并州旧址，虽然已被火焚水淹，但那里因为是晋水的源头，有着旖旎的风景和淳朴善良的百姓，所以也常常会使文人墨客生发出兴亡之感，以及与眼下山水美景交织的复杂情怀。比他早到的范仲淹就曾寫有《题晋祠》一首，是对当时晋祠风土人情的诗意化记载，不仅表达了对晋祠人文、山水的赞叹，以及对风调雨顺、民生安乐的祝愿，而且记载了晋祠当时水稻种植的盛况，成为重要的个性化史料。韩琦的并州诗歌中，晋祠诗也有多首，如有《晋祠》《晋祠鱼池》《难老泉》《游开化寺》等。他的《晋祠》诗云：

唐叔祠推晋域雄，乘春来谒想遗风。前庭树古圭曾剪，近垄禾新颖未同。山峻尚存维翰德，泉深长泻及人功。愚民不识邦君重，岁岁西神酒食丰。

诗歌写景也咏史，景是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之景，史是陶唐氏遗风对此地百姓生活的影响。末二句尤有深味。古有《击壤歌》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都在说明百姓生活幸福的最佳境界，就是不知有帝王，以自然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作为生活的法则。

另外几首，既有对晋祠风物的描摹，也有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其中也不乏佳句。如《难老泉》“晋源发滥觞，勃勃涨春绿。泓然一鉴开，俯视神意肃”句，就状写了晋祠之水的宏阔清澈，令人心怡又肃然。《晋祠鱼池》则描绘了一幅人、鱼相乐的和谐画面。“群嬉不畏人，似得天真乐”，蕴含着作者崇尚自由、乐见百姓安然的情怀与情趣;“饲者常见怜，投食任争绰。且疑神佑之，纵馋安敢摸”，游人只会怜而喂食，嘴馋想吃也不敢去摸，读来令人莞尔。《游开化寺》七言诗、五言诗各一首，写游览晋祠西北蒙山开化寺，观看北齐高欢时期修建的蒙山大佛时的感受，五言诗中“全山才佛身，万木亘高阁”句，描绘了与佛身相融一体的蒙山，巧夺天工，令人称奇。“飞泉乘空来，直在庭砌落。松柏森成行，斗状蛟龙恶。如整万人阵，编伍不敢错。春芳难悉名，红紫竞灼灼。点缀崖壁间，图画曾未若”等句，则以景物托人事，比喻新奇生动，境界雄浑开阔。“我”在诗中，与天地烟霞共在，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并州作为中原的北大门，在唐代时也是边塞诗诞生的重要地域。韩琦在并州，也常会怀想历史风烟，产生壮怀激烈之感。如《并塞晚秋》诗云：

莫赋悲哉学楚骚，塞庭秋色一时高。霜岩猎卫鹰权峻，风入弓胶士气豪。对月清吟森玳瑁，吹花芳酌醉葡萄。汾波照骨银河淡，晓夕寒光助帐刀。

诗歌写得境界开阔，雄迈高昂。然于历史的云烟中，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古意》）、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的意境，在诗中若隐若现。汾河水与天上的银河相互辉映，照过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将士骨，粼粼寒光，更增刀光之冷冽。

而韩琦的并州咏史诗中，感怀最为深切的，当属《过太原旧城》：

车书从此九区同，雉堞坠云百载空。欲把金汤角天命，却惊禾黍满秋风。虽余墟落人烟悄，不改山河气象雄。何必毁城心可毁，祖宗恩德浸无穷。

此诗所咏，即《并州新修庙学记》中提及的宋太宗因“一天下”而“坏太原故城”之事。韩琦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事也颇多微讽，而这首诗中的表达则是较为集中的。一座千年古城，历代修建，文化重重积淀，百姓代代繁衍，却以火烧、水灌、迁民之法，使千年积淀化为乌有，怎不令人感慨唏嘘。然而古城虽毁，废墟中雄气尤在，当年争战的激烈似犹可照见。最后一句则是直接批判的：皇恩浩荡，为什么不能有保留一座古城的胸襟呢？毁城也伤了民心，令过往者世代咏叹沉思。韩琦此问真可谓“千古一问”，以本朝人写本朝史，此问殊为难得。相传宋太宗还将并州十字街全部改为丁字街，以破其龙脉，金代元好问对此大为讥讽，说“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过晋阳故城书事》），伤了民心，又岂是钉龙脉所能挽救的。当然，这只是诗人化的愤怒表述，却与韩琦二百年前的一问，在精神意旨上有一脉相承之感。

至和二年（1055）二月，韓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离开了并州。但他在并州的一系列政事和文学创作，却永载史册。韩琦也被山西祀为名宦。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