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艺术侦探”在忙些啥

几年前，我在卢浮宫看到《蒙娜丽莎》的时候很是意外，它是那么小小的一幅，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不过，也就在看到它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它会在许多年前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偷走。除了那时的安保系统尚不发达，画作本身的尺寸想必也让大盗更容易顺手牵羊。

当这样一幅从小听到大的名画近在咫尺之时，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它的逸闻而不是它的笔触和技法，这说明我的确是一个有点儿八卦的人。所以我在看到《科学家与伪画犯》这本书的时候，立刻就被它吸引了，直觉告诉我：此书有料。我读完发现，果然如此。当我们站在美术馆、博物馆凝视着那些画作的时候，一场与它们有关的较量正在发生，那是一场特别有技术含量的较量——运用前沿科技鉴别画作真伪。

有一句话叫作“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还有一句话叫作“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些话放到伪画界——假如真可以叫作“界”的话——也同样适用。比如英国著名的伪画制造者肖恩·格林哈尔，他和全家人一起检索艺术品图录，找出其中已经失传的作品，然后由他照着图片伪造——既能认真研究文献，又能亲自执笔对前人的画作进行模仿，要做到这些可绝非一日之功，这也难怪他的骗局能维持17年之久。

纽约画商艾里·沙克汉则是另一番路数。他先买来真迹，然后雇用画家来进行仿制。为了使伪制品更加真实，他连原始画布和框架背面的标记也一同复制。他用真品获取来源证明和鉴定证书，然后再重复鉴定，从而多获得一份鉴定证明附在仿制品上。沙克汉就这样干了15年，直到有一天，佳士得和苏富比发布各自的春季拍卖图录时，发现两家拍卖行都将出售高更的同一幅画作，这个骗局才终于被戳穿。

格林哈尔和沙克汉的经历告诉我们，伪画界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圈子，从业者要做很多功课，还得有点儿拿得出手的技艺。他们的故事还告诉我们，骗局做得再巧妙，也终会穿帮，而只要一天没穿帮，从业者们就不会停下制造伪作的脚步。但众所周知，有一句话叫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话放到伪画及伪画鉴定业也一样合适。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伪画鉴定伴随着不断翻新的花式作假而不断发展，而前沿科技手段的运用无疑为之注入了新的生机。

美国艺术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的藏品中，有一幅她认为归属于法国画家莱热的抽象系列画《形式对比》，但该作的真伪自1976年开始就受到莱热研究者库珀的质疑，而此后一系列科学测试都无法给出确切结论，画作之真伪因此成谜。2014年，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使用加速器质谱法，对画作所用的画布进行分析，以确定制作画布所用的棉花被采摘的时间，结果发现该作品绘制的时间晚于画家去世之年。伪作中会出现年代错置的不只有画布，颜料也常会如此，书中提到的多个案例便与此相关。

但科学手段也并不只是适用于伪画鉴定，它其实还可以助力艺术史研究。比如达·芬奇在其名作《蒙娜丽莎》中使用了一种名为烟晕法的绘画技法，这使蒙娜丽莎的脸部轮廓柔和、朦胧，增加了神秘感。但是要深入分析这种技法并不容易，因为既要确定各颜料层的成分而又不对作品造成破坏。直到最近10年，两种方法——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和多光谱成像技术——在这一研究中得到运用，才改变了这一现状。科学家们不但得以分析绘画不同层次中颜料的使用情况，而且还意外地发现，《蒙娜丽莎》的画布底层上有一幅与《蒙娜丽莎》完全不同的女性肖像。她是谁?为何画作会经此改变?这是科技无法解答的问题，但新问题的出现已足以令艺术史学者精神为之一振。

除了讲述具体的个案，作者在此书最后一章《科学》中集中介绍了“艺术侦探”们如今可以利用的科学工具，将显微学、质谱仪、红外反射成像、多光谱成像以及树木年代学等悉数列出并对其原理加以讲解。想必这是技术爱好者乐于看到的吧。

作为一名科学家，作者并没有将技术手段作为唯一终极大杀器来呈现。恰恰相反，她不断在书中提醒我们，在伪画鉴定领域，科技手段既有其重要性，也存在局限性，“鉴定的最终裁决在于科学家、艺术史家和鉴赏家之间的共识”。同时，作为一位热爱艺术的科学家，作者还呼吁让艺术收藏回归艺术本身。这看上去是从根源上消灭以欺诈为目的创作伪作的最好方法，但显然，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更何况伪画制造者们在认识到科技手段的先进后，也并不愿意轻易认输。因此，这场真伪之间的较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停息。

正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那些帮助我们探查平常看不到的世界的仪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也因此让我们看到更深远的世界。如此一想，这场较量的持续似乎也不是坏事。

(成浪摘自《新发现》2021年第12期，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