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二枚”赋

2017年夏秋之季，我受邀接两件小活计，一是参加《群众》杂志社主办的“江苏城市赋”征文评审，二是去淮安某中学为省里办的读书活动作开幕式讲演。因第一件事，我当时发言谈到赋的兴盛及体义，从两湖（楚地）、蜀中（四川）谈到陕西（长安），而对赋与江苏的关联，主要介绍了南朝萧统的《文选》与刘勰的《诠赋》，前者总集七代文章，38类文体，而“赋”居于首，后者论赋名言如“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等，已被奉为经典，而二者的撰述皆成于金陵故地。因第二件事，到淮安时车过“枚乘路”，而古淮阴之地又有“枚亭”“枚公河”“枚里街”等地名，一下子仿佛到了赋的故里，于是联想到前一件事，枚乘、枚皋父子的创作是对汉赋有肇造之功的，这也是赋与江苏结缘的开始。

赋话“二枚”，宜先看有关史料的载录。《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述其本事及创作：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梁孝王游。……吴王遂与六国谋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

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其中关于赋的论述，以“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言“乘”，以“为赋颂，好嫚戏”“诏使赋平乐馆”“上有所感，辄使赋之”“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言“皋”。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枚乘赋九篇”，附“屈原赋”类，“枚皋赋百二十篇”（指前载“可读者”），附“陆贾赋”类，以区分“二枚”赋创作统绪之不同，然赋作数量皋多而乘少，存世者却乘赋尚有数篇而皋赋全佚。探究其因，或在传世过程中的赋史选择，对此，可以“二枚”赋与被后世奉为“赋圣”的司马相如赋作一比较。

在赋史上，素有“枚马”之称，将枚乘与司马相如并列，如陈绎曾《文筌·赋谱》论“汉赋体”以“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之作，为汉赋祖”。后世又有“梁苑赏雪”的故事，典出南朝谢惠连的《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这说的是枚、马在客游梁孝王时的“梁苑”经历，其典亦谓“梁园雪”“梁园霰”“兔园雪”“兔园赏”等。以“梁苑”为视点，枚、马游梁而境遇及评价之异同，颇值玩味：其一，谢赋谓相如“居客之右”，而《汉书》则谓“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高低轩轾，因时而异。其二，枚、马入梁途径，前者由吴入梁，后者由蜀往京师再入梁，相距甚远。其三，枚乘于景帝朝因不乐郡吏而“以病”辞弘农都尉，复入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相如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于是追慕“齐人邹阳”“淮阴枚乘”等，而“因病免，客游梁”，其辞职方式与因爱辞赋入梁是一致的。其四，汉武帝因“闻乘名”，而以“安车蒲轮征乘”，而武帝读《子虚赋》而倾心，但不知相如其人，后由狗监杨得意荐举始得入朝，轻重霄壤，待遇悬殊。其五，枚乘因“道死”而未能以文事彰显朝廷，相如却以《子虚》《天子游猎》《大人》赋“三惊”汉主，世荣之差别，又不能同日而语。唐人徐夤《龙蛰二首》之二谓“休说雄才间代生，到头难与运相争。时通有诏征枚乘，世乱无人荐祢衡”，以赞慕之心言枚乘，而比较枚、马，枚之命运，亦可兴不遇之叹。

“枚马”又是枚皋与相如的并称，典出“枚速马迟”，说见《汉书》称枚皋“为文疾，故所赋者多”，而“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后人承续其说，如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枚皋应诏而成赋”，所论文实指赋，又有禀才之分与优劣之评。速与迟是枚皋与相如为赋的区分，二人虽皆属武帝朝的语言侍从，但其作赋情状还是有区别的。概括地说，相如上赋皆主动而为，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许，命尚书给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见上好仙道……乃遂就《大人赋》”;而枚皋则不同，他受武帝宠幸，是“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上有所感，辄使赋之”，多为受命而赋，宫廷赋坛地位在当时应远远高于相如。而后世的评价与历史的选择，则是另当别论的。

对比了枚、马，再看“二枚”的异同。枚乘生于淮阴，老归淮阴，其间由吴入梁，而枚皋生于梁国，从未到过淮阴，但作为“枚乘之子”，著籍淮阴当无疑义，所以都是汉初今属江苏的赋家。比较赋创作，《汉志》仅著录枚乘赋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且有“不可读”者“数十篇”，相殊之甚，可知枚皋在当时赋坛的成果，远非其父可比。然而，今枚皋赋一篇不存，枚乘赋则存三篇，分别是《七发》（《文选》）、《梁王菟园赋》（《古文苑》残篇）、《柳赋》（《西京杂记》残篇），另有《临灞池远诀赋》（《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李善注）、《笙赋》（《文选》马融《长笛赋序》引）存目。所以今天谈“二枚”赋，也仅有枚乘赋可言。

作为枚乘代表性作品的《七发》与《梁王菟园赋》，也受到质疑，一则是《七发》自为“七体”，《文选》归类即是，后人效仿，谓之“七林”，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刘勰则入“杂文”，如谓“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文心雕龙·杂文》）。清人王之绩《铁立文起》认为“枚乘《七发》，亦偶然作，原不可定为一体，我欲列之杂著中。自东汉、魏、晋诸人争拟之，俨然传记诗赋之类，必不可缺，真堪为之喷饭”，实反对《文选》列为七体，赞同刘勰的说法。一则是《文选》未收《梁王菟园赋》，后人或质疑其真伪，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有“记者以为（梁孝）王薨后，子皋所为”;或为之辨解，如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谓“西京则扬有《河东》，枚有《兔园》，东京则班有《终南》，张有《天象》《逸居》。《选》外犹憾阙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排列汉赋诸家，以“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张其帜，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谓“枚乘《菟园》，今存残文，复多讹夺，不易句读。然词致检炼，铸语新奇，循览可得，故曰：举要以会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为之校释原赋文，大抵可观。至于《七发》，现代学者编赋选与写赋学史，无不视其为赋，且对其开辟汉赋之境域大加称颂，这是源自文本的共识。

倘略述枚乘赋对汉赋（尤其是大赋）的肇造之功，主要在两点：一曰讽谏。以《七发》为例，赋中托“吴客”问“楚太子”疾为辞，通过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奏方术之士等七事，以讽启太子，终以“妙言要道”而使之“据几而起”，霍然病愈。隋炀帝杨广《季秋观海》诗云“孟轲叙游圣，枚乘说愈疾”，指的正是针对侯王之病而陈辞。由此对《七发》之作素有两种说法，即《文选》李善注以为“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朱绶认为“《七发》之作，疑在吴濞时”（梁章钜《文选旁证》引），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進一步以枚乘两上吴王的谏书对照赋作，坐实其讽谏吴王濞谋反动机，是信而有征的。而对《七发》的讽谏功能，前人论述甚多，当以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论述最为详备：“《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蹷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豁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值得注意的是，汉赋的讽谏说源自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并成为赋家创作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而早于相如的枚乘作赋，以劝谏为主旨，开辟之功不容轻忽。

二曰骋辞。刘勰《诠赋》论赋“铺采摛文”“极声貌以穷文”“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无不以骋辞为体态。今观初汉辞赋，存世者以贾谊《吊屈》《鸟》为早，然皆楚风余绪，尚无汉韵气象，迨至枚乘之《七发》多层铺写，如其“观涛”一景之骋辞，《梁王菟园赋》之用词造语，构篇规制，无不开相如大赋描绘之先河。刘熙载《艺概·赋概》认为“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所谓“雄节”，正寓含了骋辞与气象。究其因，在于枚乘《七发》等作品对战国说辞如《国策》中“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辛谏楚襄王”的摹写与改造，是今存最初将说辞转换为赋笔的典型。于是再结合史传所载相如慕枚乘等人之创作而“入梁”，以及梁国宾客擅赋而“乘尤高”，其间的规仿及联系，也是值得关注的。

枚皋是沉沦于赋史的大家，仅《汉志》著录“百二十篇”赋，实为赋家数量之最，如“陆贾赋”类著录21家，共274篇，而枚皋一人120篇，其他20家共有54篇，堪称无人可及。从汉史记载来看，枚皋侍从武帝“诏使赋平乐馆”，也绝非司马相如献赋可比，因为平乐馆是汉廷“大作乐”之地，更是举行元会朝贡礼的处所，在汉赋中只有到东汉李尤《平乐观赋》与张衡《西京赋》中始有描写，枚皋赋的丢失，无疑是汉赋的缺失。同样，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是对赋体语言艺术的一种表达，他的赋作及言说之所以被后世诟病，关键在如纳兰性德《赋论》所讲“班固书称枚皋善写赋，特以皋不通经术……而皋亦自言为赋不如相如。由此观之，则知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以“经术”代“辞赋”，正是史学家与赋论家的选择与误导。然“二枚”赋虽不同，贡献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