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赠韦左丞丈济》看杜甫长安十年的干谒

杜甫于天宝九载冬作《赠韦左丞丈济》（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系年参考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以干谒当年新拜尚书左丞的韦济。全诗为五言排律，格律谨严，对仗工稳，遣词度句，谋篇布局，无不用心。前八句颂韦济功业，中八句述自己境遇，后四句抒己志、求荐引。章法之“彼此相”犹如辩证之“正反合”，夸人与述己兼顾，工稳得体，不卑不亢，属干谒诗的佳构。

前八句称颂韦济其人、其祖、其兄，从历时的角度上形成了一个回环结构：首句以过去起，述近年来尚书左丞之位屡遭空缺;二三四句以现在承，述而今相门韦济凭经术终拜左丞;五六七句以过去转，述韦济之前辈与亡兄;第八句以现在合，述而今韦济官拜左丞可接续家族之业。杜甫在一般的五言律诗起承转合章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维度，并且突破了出句处转折的惯例，在第一句后和第八句前进行转折，形式上具有陌生化效果。

中八句陈述自己穷途困窘。“安命”“混泥涂”“大巫”虽频用《庄子》语典，而句间衰颓之意迥异于庄子的疏放旷达。以“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作小结，情绪之犹豫消极从“衰容岂壮夫”开始逐渐加深，至此跌落至谷底。总体看来，或是由于尚未与韦济充分熟稔，或是由于杜甫内心的不屈和自尊，中八句虽句句写穷困，字字潜悲辛，但是仔细看来，不过是命运、衰老、穷途、力薄、岁寒、日暮之类概括性的词汇，就像“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样，虽一句八意，不过泛泛而谈，远不及“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样得具体可感。述说穷衰，大概和表达才志一起属于干谒诗不可或缺的规定动作，本诗中八句的述说穷衰，在精密的对仗和繁复的用典的遮盖下，表意的真挚自然和行文的通顺流畅不比《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更加显得此时杜甫干谒时的紧张与踟蹰。

后四句抒发志向，恳求荐引。在中八句愈发深重的消极情绪的衬托下，“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一下子将情感昂扬了起来。老骥用曹操自喻典，已是自诩不凡;而饥鹰用曹操喻将士典，继而足见谦卑。老骥况衰，饥鹰拟穷，皆是自谦;骥为千里马，鹰是非凡鸟，具为自傲，杜甫这两个自比在自谦和自傲中巧妙地获取平衡。思为主动之举;待为被动之行，契合干谒之事。千里对一呼，形成字面上的工对，发“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之先声。这两句极见精致巧构，而末二句平平，以拙朴作结。

现可见杜甫赠韦济诗共三首，按时间先后分别是天宝七载至天宝九载间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以下简称《河南韦尹》）、天宝九载冬作《赠韦左丞丈济》（以下简称《韦左丞》）和天宝九载至天宝十一载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以下简称《二十二韵》）。

三首诗皆为五言排律，格律对仗工整，可以看出杜甫极为重视对于韦济的干谒。或是韦济是当时杜甫能够干谒的拥有较高官位者，或是韦济对杜甫的人品诗文慧眼独具，韦济是少见的杜甫如此用心干谒的对象。然而细细比较三首干谒诗，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区别。

从称颂韦济句子的数量上看，《韦左丞》（8句）多于《河南韦尹》（6句），多于《二十二韵》（2句）。《韦左丞》称颂韦济最多，涉及范围最广，从韦济自己到韦济的兄长、祖父、家族，最为客套也最显疏离;《河南韦尹》称颂韦济多着重与自己的关系，虽也提到了韦氏家族，不过一句“鼎食分门户”轻轻带过;《二十二韵》只有两句直接颂韦“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已经不顾再去赘述韦氏的尊荣家世和经术德义，言最简而意最真。

从陈述自己穷困来看，《二十二韵》最具体可感;《韦左丞》虽一一备具，不过是泛泛的衰老、穷困的概念而已;《河南韦尹》虽有“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这样的具体場景描写，在漂泊流离的表面下，杜甫尚不十分以此为苦，而是怀有疏放浪游的豪迈心情，与《二十二韵》的“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截然不同。随着年月的推移，杜甫旅食京华时间越长，体味的生活的艰辛越深刻，从“疏放”到“踟蹰”到“悲辛”的转变可见一斑。

从干谒的恳切来看，不管从全诗的章法还是表意上来看，《韦左丞》最为恳切直接;《二十二韵》主要目的亦是干谒，不过自“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开始接连八句都在说如果不被荐引的话自己的选择，可见此时杜甫对是否继续干谒已经有所动摇，早年想要归隐的愿望又因为常年的失败而再次真实地浮上心头;而《河南韦尹》干谒的欲望最低，只是在末两句“尸乡余土室，难说祝鸡翁”中打着典故的掩护，朦胧地传达求引荐之愿，全诗更是以疏放为核心，努力塑造自己浪游隐逸的形象。总的来看，第一次韦济尚任河南尹的时候，杜甫因为听说韦济曾多次打听自己而寄诗（《河南韦尹》）以为结识联络，河南尹不管是治所还是官位都离杜甫自身的情况较远，杜甫直白地求谒也显唐突。而当韦济官拜尚书左丞，并回到长安之时，杜甫首次郑重地作诗（《韦左丞》）干谒，即使是精巧的章法句法也掩盖不住比上一首诗更加强烈的干谒愿望。而一段时间之后，虽然韦济厚遇杜甫，不过欣赏杜甫的文才而已，并没有为其谋得能够“致君尧舜”的一官半职，杜甫在挫折下，再次作诗（《二十二韵》）干谒，明确声明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时也给自己留了后路。

从章法句法用字对仗等技巧上来看，《韦左丞》最为精巧，《河南韦尹》与《韦左丞》章法相似而略有区别，前八句兼写韦济与自己，一二句写韦，三四句写杜，五六句写韦，七八句合写韦杜，中八句全写自己，后四句中一半写韦一半写杜。和《韦左丞》一样，《河南韦尹》也是“八八四”的结构，不过《河南韦尹》的前八句显得杂乱，后四句没有乙篇统一，尤其是其十七十八句于篇末再次称颂韦济，在章法上是一个败笔。《二十二韵》在一二句总领之下，全诗皆以自陈为主，看似结构最为简单，总体效果却是最好的。大概杜甫最擅长按照心情推动诗意发展的诸如《赠卫八处士》那样的长篇，实在比有意安排的结构更能真挚地展现内心。

从创作时间上看，杜甫三首给韦济的干谒诗差不多和他进《雕赋》和《三大礼赋》同时。杜甫的三首诗和四篇赋表现出来的心态变化有类似之处。伍钧钧的《杜甫旅食京华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杜甫的态度从写《进雕赋表》中的桀骜不驯演变到写《进三大礼赋表》中的谦逊顺从。而杜甫干谒韦济的态度也有这样的变化，一开始写《河南韦尹》中的疏放隐晦，后来演变为写《韦左丞》中的恳切直接，最后到写《二十二韵》中的吐露真心。可见从天宝五载到天宝九载之间，杜甫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天宝九载写《二十二韵》时的杜甫还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的自信和“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豪放，而到了天宝十三载杜甫作《进封西岳赋》的时候，杜甫已经受尽了失败的折磨，变得自卑起来。

有研究称，杜甫本无干谒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科举失败而被迫走上干谒之路的（郑莉《从长安十年干谒诗看杜甫人生态度的转变》，《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以天宝五载（746）杜甫作《今夕行》为长安十年的起点，杜甫就开始了目的明确的求仕活动，大致分为三部分：应举、干谒、献赋。干谒和应举分别开始于天宝五载和六载，基本不存在杜甫因为科举失败而被迫干谒的可能。从天宝五载和六载的干谒诗看，杜甫的干谒活动也是有计划有安排的，从对象上看，遍及贵族宗亲（李琎、郑潜曜）、朝廷官员（韦济、萧郎中）和著名将领（高仙芝、哥舒翰）。从三首写给韦济的干谒诗看，杜甫具体的干谒活动也是有准备的，从《河南韦尹》的初识联络，到《韦左丞》的郑重干谒，到《二十二韵》的袒露心迹，能够看出杜甫的恳切和用心。献赋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干谒形式，特点在于干谒对象是皇帝本人。由此可见，杜甫在长安十年一开始，干谒的主观意愿比较强烈，目的十分明确。

目前大量对于杜甫长安十年干谒诗的研究都没有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杜甫的干谒成功了吗？

笔者认为杜甫长安十年的干谒总体上是失败的。从一般干谒的四种目的（科举、举荐、迁官、入幕，参考王春苗《初盛唐文人干谒与诗文研究》，青岛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来看，杜甫显然一种也没有达成。杜甫献《三大礼赋》虽然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但是直到天宝十三载都并没有给杜甫带来一官半职;天宝十四载杜甫被授河西尉和右卫率府兵曹两个小官，很难相信这两个仅够糊口的官职是杜甫干谒的一众高官举荐的，就算是，想必也不符天宝五载时的杜甫的预期吧。因此，从杜甫求仕的愿望来看干谒的成果的话，杜甫的干谒显然是失败的。此外，干谒权贵至少给杜甫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接济，扩大了杜甫的人际关系网，也只能算是无用之用了。

综合杜甫主动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干谒活动和最终干谒的失败，可以看出杜甫并非从一开始就“独耻事干谒”，耻于干谒的心态不仅来源于杜甫脱俗耿介的独立人格，还有来源于失败后的痛楚。

既然杜甫干谒失败，就不得不让人继续追问杜甫干谒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向去寻找，由于杜甫并没有当上高官，故推测天宝五载到十四载的政治大环境对其影响不大。即便杜甫抓住了玄宗郊庙祭祀的时机进献了《三大礼赋》，这对杜甫也只是有利因素而已。正如張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说的那样：“穀梁子曰：‘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有国者之罪也。”杜甫干谒失败的客观因素大致和天宝六载应举失利的客观因素一致——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专权、政局腐败黑暗导致的人才难以被有效利用。

主观因素颇为复杂，学界也没有相关的论述。首先需要排除的是杜甫耿介脱俗的个性，诚然杜甫自始至终秉持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自然厌恶黑暗腐朽的官场。但是，无论因为生活的压迫还是政治的理想，一旦杜甫开始走上求仕之路就必然把这些性格隐藏或压抑起来。从杜甫的干谒诗中也可以读出，杜甫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境遇的度掌握得很好，不会因此影响干谒的效果。

另外，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李白失败原因有以下几条：政治目标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政治才干，嗜酒纵疏的个性。这些可以给杜甫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从杜甫的干谒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没有表现自己具体的政治目标，没有展现自己实际的政治才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更多只能算是一种政治理想或者宣言，“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也只是一种宽泛的请求。这些类似于唐诗中有名的干谒诗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值得注意的是，后两首干谒诗都被用于以科举考试为直接目的的行卷，主要通过展现自己的诗才来获取考官的认可。而相比之下，杜甫的干谒是以举荐为直接目的的，可能官员更看重的是政治才干而非单纯的诗才。不管杜甫是否具备政治才能，旅食京华前几年里的干谒诗都没有这方面的展示。故推测此为杜甫干谒失败的主观因素。

综上所述，三首赠韦济诗，展现了杜甫旅食京华期间有目的有计划的干谒活动。通过三首诗的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失败的积累，杜甫心态的发展变化，他在长安十年的干谒活动是失败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