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扬雄崇拜

中古时代是文化多元的时代，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儒学在社会实践的层面有所衰微，但儒学研究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周易》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左传》有晋杜预集解，《春秋谷梁传》有晋范宁集解，《尔雅》有晋郭璞注，《论语》有魏何晏集解等，这些著作上承两汉，下开唐宋，几乎占据了《十三经注疏》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中古儒学的成就是很高的。人们通常尊奉的中古儒学式微的通行观点，实际是将儒学的社会实践与儒学自身混为一谈了。文化之多元来自文化信仰之多元。中古的士林精英，能够以纯理性纯文化纯学术的眼光和襟怀来审视和接受真正的伟人及其思想，这是其最为卓绝不俗之处。

除了孔、孟、老、庄，扬雄在中古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中古士人崇拜的文化巨人之一——被视为诞生在汉代的新圣，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四“齐楚圣人”条引桓谭《新论》：

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

张子侯与桓谭的对话表明，在东汉时代，他已经被视为和孔子一样的光耀华夏的圣人。汉王充《论衡·超奇篇》：

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诸子集成》，第七册，王充《论衡》，上海书店1986年版）

所谓“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也是说扬雄乃是孔子以外的圣人，而桓谭则认为扬雄是独步于汉代的文化巨人。再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吴失》第三十四：

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轲、扬雄，亦居困否。有德无时，有自来耳。（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称“扬子云齐圣广渊”，卷十上称“子云玄达，焕乎宏圣”，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些评价都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再以嵇康和陶渊明为例，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对扬雄的推尊。《世说新语·简傲》第3条：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儁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輟，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嵇康和钟会问答之语中的著名的“所字结构”本于《法言·渊骞》：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文章亦不足为矣。（汪荣宝《法言义疏》，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在中古时期，扬雄的《法言》是驰誉学林的名著，所以嵇、钟二名士随口便可称引。《法言·问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李轨注：“童乌，子云之子也。仲尼悼颜渊苗而不秀，子云伤育童乌而不苗。”“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童乌九龄而与子云论《玄》。”（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童乌是中古时代著名的神童，他九岁就能和父亲扬雄讨论《太玄》的问题。这位神童引起了魏晋名士的广泛关注。嵇康《秋胡行》：“颜回短折，下及童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嵇康对童乌的了解正来自《法言》，这可以为笔者关于“所字结构”渊源于《法言》的推测作一旁证。

陶渊明由晋入宋以后，更名为陶潜，前人对此多有解说（参见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实际也是受扬雄《法言》影响的结果。《法言·问神》：

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神在所潜”就是陶潜之名的寓意。陶渊明不仅熟读《法言》，对《太玄》也极为谙熟。《连雨独饮》诗：“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天岂”句，古直注引扬雄《太玄·玄摛》：“近玄者玄亦近之，远玄者玄亦远之。譬若天，苍苍然在于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无不在焉，及其俛，则不见也。天岂去人哉？人自去也。”（古直《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二，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可见这四句陶诗不过是《太玄》此文的翻版而已。至于《饮酒》二十首其十八直接歌咏“子云性嗜酒”，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嵇康和陶潜对扬雄的推崇并非特例，扬雄作为魏晋玄学的祖师爷，其影响对中古士人是深入骨髓的。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细读才能发现这种文化崇拜的痕迹。

作为汉代之新圣，扬雄的突出特征在于“尚智”，这是中古士林崇拜扬雄的首要原因。《法言·问明》：

或问：人何尚？曰：尚智。

所谓“智”，就是智慧，就是知识。在扬雄看来，追求知识和智慧是人的本质特征。知识就是美，智慧就是力量。他把“智”放在了高于儒家道德、仁义和礼仪的位置上，这是对传统儒学的重要突破。而扬雄一生的文化实践始终贯穿着“尚智”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爱智的热情”，他是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汉书·扬雄传》：

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班固《汉书》，第1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