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就去做

陆庆屹

2016年春节，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光灯下纵酒放歌，声响巨大，震得人有些恍惚。我走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晃晃悠悠地走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他们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说：“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们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们俩顺着我的话说：“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下，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在光斑迷离的倒影里，我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这40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去矿山是在1999年，那时候，我已离家在京10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我也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悃镇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从城里来的”矿工。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许多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能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但它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也由此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和短暂。

那年10月的一天，风雨过后，晚霞持续了很久，有5到10分钟。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漫天的火烧云，我之后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自己仿佛都要被那红光熔化了。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景，只是留它不住，也不可复制，多么让人怅惘。我由此感到，光阴是可贵的。

年后的一天，雷管爆破以后，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矿洞里黑洞洞的，我只能看到烛光照亮的狭小范围。我摸索着走了几十米，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动静，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我的眼睛，熠熠生辉。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卷了。这种世间的极品，埋藏在山体里，竟没有人知晓，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着。我忘掉了身边的一切，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这一捧水晶。我用眼光抚摸着它们，仿佛听到体内血液沸腾的声音。我突然明白，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價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便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也许，我从未考虑过别人的感受、父母的担忧。我开始对放肆的人生失去了兴趣。生而为人，总该有些具体的价值，哪怕只是让关心我的人放心。我出于迷茫来到这里，难道还要在迷茫中继续蹉跎光阴吗?在那件事发生一个月之后，我便离开了矿山。

出矿山后，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不管做什么，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主动去克服，那么心境就很不一样，不会有被蹂躏的感觉，要蹂躏也是自己蹂躏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长处和短板渐渐清晰。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去想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尝试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我从未想到过电影，因为它距离我太遥远了。可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似乎在以缓慢的力量把我往这个方向推动。

2012年，我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回家》，存放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照片，还有老家的景象。这些都是很日常的场景，但每张照片下的讨论都很热烈。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老家那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因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种距离使我变成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我几乎是贪婪地将所看到的全都记录下来。但照片毕竟只是瞬间的定格，没有时间流淌的印迹，因此，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拍摄视频。恰好在年底回家前，我在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便顺理成章地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2013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拍摄下来。几年过去，我积累了大量的视频素材。

2015年，《刺客聂隐娘》上映，我看到一篇对侯孝贤导演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他说出自己的困惑：虽然在学导演，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说：“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拍摄父母生活之初，我只是想制作一部对家庭有纪念意义的影像作品，正如我父亲多年前拍摄的那样。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素材，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呢?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我便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我开始从豆瓣影评里寻找，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地构成了我对电影的概念。

在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我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时常想，在这个世界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过往的人生阅历中，我并未找到确切的答案。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对着自己。我觉得每个人的诞生都是随机且不可复制的，每个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都应该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

当侯孝贤的那句话帮我掀开遮住那条道路的壁板之后，我看到了这种可能，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影就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我买了很多书来学习电影知识，从各方面增进对电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改变了我的拍摄构想。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闪耀的那些普通人的光辉。我想拍一部真正的电影献给父母。

2016年春节，回到家中，看到父亲衰老得如此之快，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始剪辑了。当时，我连用什么剪辑软件都不清楚，需要从头学起，至于要花多长时间，最终能否剪出来，更是没有完全的把握。正是在同学聚会过后那个彻夜未眠的夜晚，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2016年4月，我回到北京，花了一个月时间看素材，对于如何开始，却仍一头雾水。我买了两本Final Cut的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喜欢面对困难，但自己又不是很聪明的人，每做一件事，进入状态都很费劲，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的注意力。考虑之后，我决定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客户，也拒绝朋友来访。除了扔垃圾和买菜，我几乎足不出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见到的人不超过15个。我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工作台就在床边，累了我就躺下看剪辑的书，直到睡着;醒来洗完脸，我又坐在电脑前。为了能长期保持状态，我上好闹钟，确保每天工作不超过16个小时。

经过20个月的剪辑，片子终于完成了。经朋友联系，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片子安排一场放映，时间是在2017年12月，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放映前，我回贵州去接爸妈。妈问我：“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我说：“来接你们去看我的电影。”她大吃一惊，问：“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是啊。”她说：“天哪，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呢。”记得有一次，她在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说：“都是同样的事情，你拍拍拍，拍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做纪录片啊。”她问：“纪录片是什么?”我说：“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腌菜去了。我繼续跟着拍，她晾着晾着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她觉得我是痴人说梦，但从不打扰我的兴致，甚至在我想放弃的时候，鼓励我继续拍摄。拍亲戚时，他们也总是嫌弃我拍了不给他们看，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们撇嘴表示不相信。如今我突然说完成了，妈为我高兴的同时，心里仍然疑问重重。

2017年12月31日，放映结束后，我像做了一场梦。我终于兑现了给父母、家庭，还有亲戚们的承诺，也是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没有浪费这几年的时间。在映后交流中，我语无伦次，经常无意识地神游。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爸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了，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2018年7月27日，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嘉宾是我很喜欢的周浩。他向我伸开双臂，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有人说，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哽咽了，我不确定，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领完奖，我去后台留影。在穿过一小段黑暗，厚厚的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骤然变小，一浪一浪地，抚过我的背脊，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抽象而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我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往事一幕一幕地快速闪过，配合着身后的欢笑声，充满这空寂的走廊。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眼前的场景与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个夜晚，在这一刻，在某个领域里，我做到了最好。

(暮 云摘自南海出版公司《四个春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