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选择支教，并非出于别人所认为的高尚。我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农村生活中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一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已然干枯。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几经碰壁。我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最后一次面试，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然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前排面试官盯着我，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诸多荣誉，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早上起床，我便感到万分沮丧，盼望着一天早点结束。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老师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说实话，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当时我并没有多关心，只是因为我在书上读到过“公益疗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二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一起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6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只有6名老师。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起入住学校。后来，我才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多少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烦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个月，学校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提出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地打扫。

因为缺乏书籍，图书馆里4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因为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然而，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钟毅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沒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很多孩子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孩子们去看看。”顺子说。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商定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孩子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症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但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所以，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地，学校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身，去思考一些被我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的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这所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关于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的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的描述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一样陌生。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经常磕碰，我们只能备好碘伏用于伤口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大家搜集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再没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记忆中，失眠始于我16岁。其实，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言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习惯性地掩藏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交往中主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

三

这里有的孩子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母亲，譬如燕燕。她很活泼，喜欢唱歌，上课积极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尽力做一名好学生;她又十分脆弱，会因为一道难题放弃整场考试，会因为举手没被老师看见就伤心大哭。

美术课上，燕燕画过很多图画，但从没有涂过颜色。我一直好奇，是什么夺去了她画里的色彩。

第二学期，燕燕拿着一张泛黄的大头贴，上面是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子。燕燕问我，她和里面的女子是否相像。据说，燕燕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自己的母亲到底是谁。

“我猜她是我妈妈。”燕燕把它夹在笔记本里，本子是和照片一起找到的。燕燕觉得，这些是妈妈的东西。笔记本里有篇高中日记和学习计划。

“妈妈可能读了高中。”在村里，上高中是让人骄傲的事，燕燕很满意她的发现。

她不敢问爷爷奶奶，怕他们把东西拿走。

燕燕稚气未脱，看不出和照片上的女子有多少联系。她将照片收好，和我说，她要像妈妈一样，去读高中。

我开始理解燕燕，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惧怕失败，如果失败，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守着自己的秘密。我为燕燕感到难过。

那个周五，我特意见了燕燕的奶奶。放学之前，老人一直在校门口等候，因为天热，她给燕燕准备了饮料。燕燕冲奶奶跑去，祖孙俩亲密地回家，燕燕又变得活泼起来，没人知晓她的心事。

由于村里土地资源有限，不少成年人外出务工。在我的班级里，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的孩子占1/3。孩子们大多孤单，喜欢寻求老师的陪伴。

学生们来敲我的门，送我课间画的画、做的手工。这是学生在向老师表达喜爱。起初，由于抑郁症，我常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厌恶。为了不让学生看出来，我钻进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然而，敲门声还在继续，孩子们一次次靠近我的心理边界。我慢慢试着打开门，回到老师的角色，把抑郁情绪暂时反锁在门内。

情绪尚可的时候，我也喜欢坐在宿舍门口和学生聊天。

“长大后，你们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个矮个子女生回答。村里的夜空很美，天气晴朗时，抬头就可以看见流动的银河。

“在城市，很少能看见这样的星星。”我回答。

根據2018年教育局的数据，广西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7%，考虑到城乡差距，在这所村小，绝大多数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你呢？”“我想当篮球运动员。”“科学家。”“厨师。”“医生。”

“我想当老师，像您一样的老师。”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问。

“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话，经常待在房间里，但是您对我们都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口中听到对我的评价，更没想过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老师。

“那老师以后经常下来和你们说话，好不好？”

“好！”学生们一阵欢呼。

四

2019年7月，顺子结束支教。离开前，她被选为师德代表，同时她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带着14名学生去了深圳。孩子们排着队坐地铁，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门口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顺子给我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两年前我问过她的问题。顺子说，最初来支教，其实是想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现在，她写道：“我想活着，想继续做些事情。”

钟毅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学校争取到一批捐赠物品，其中包含图书和电扇。图书室被重新布置，4个书架上摆满了学生们喜欢的书，又装了电扇，夏天也不觉得热。钟毅说，之前只是期待别人来改善，都快忘了其实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和学生们迎来一个漫长的寒假。离校前，燕燕送给我一幅画。左边画着高楼大厦，戴眼镜的人大概是我;右边是草坪，穿蓝衣服的女子带着小孩在草地上玩耍，这是她想象中的母亲。这幅画，她用彩笔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一角写下：“祝老师新年快乐，一路顺风，谢谢老师和我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雅 欣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