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国服”吗

中国人是否需要“国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过去十多年间，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提出设计“国服”的建议，也有人提出“中华服”等设想。

随着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在出席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正式庆典等国事活动时，如何选择服装成为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西风东渐

服饰的起源和演变与政治制度相生相伴。中国自西周开始就有自己的服饰制度，《周礼》《仪礼》《礼记》中都有记载，至魏晋南北朝服饰已经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到了清朝，舆服典制非常规范翔实，甚至可以称为繁复，衣服的样式、颜色和材质，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场合仪式的不同，都有明确规定。

进入20世纪，中国人的服饰观念在大的社会变迁冲击下发生了很大改变。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象征着封建等级的舆服制度随之被废止。孙中山领导下的民国政府革除了大部分前朝服饰制度。

民国初期的中国面对着全新的国内外环境，尚来不及形成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统一新服装式样，出现“乱穿衣”的现象。从那个时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军人出身的政治家经常穿的是军便服，而黄兴这样的革命者则常穿西装，倡导议会政治的宋教仁推崇西装和立领衬衣。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穿的是西式燕尾服，后来，他以“博采西制”“尽易旧装”为原则，联合技艺精湛的裁缝设计出中山装——从形制上看，似乎吸收了苏联双排扣“列宁装”和日本士官制服的一些元素，但是在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上，有着鲜明的中国时代印记，表达了与封建服饰彻底决裂的态度。

1955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万隆会议）时穿的浅色中山装

北伐成功之后，中山装被确定为中国高级官员的制服。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从历史照片上看，许多领导人穿的是中山装，亦有穿军装和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长者穿长袍。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山装得以进一步改良，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着中山装的照片看，衣服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加宽，不再紧扣喉部，翻领变得大而尖，前阔、后阔、中腰和袖筒都适当放宽了。这种改良版的中山装被外界称为“毛式制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设需求是国家和人民关注的重点，服饰和审美排不上社会议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恢复，中国人的服装式样开始变得多样化。1966年之后，学生们的“造反”思维主导了他们对服饰的选择，年轻人穿一身绿军装是当时最帅气的装扮。及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推动社会思潮变革，服饰潮流悄然发生变化。例如，大城市照相馆的橱窗里会挂出“摩登”的格子布大号夹克，人们可以借了穿着拍照。

服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气氛的体现，一种服装的流行会承载一定的政治符号。1984年10月1日国庆阅兵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出席的外宾做翻译。当时的领导人大部分穿着中山装，但是已经有人穿西装了。邓小平主持閱兵仪式时穿的是中山装，这个传统也延续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西装作为改革开放和时尚的象征在中国开始普及，人们穿西装体现的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融入。

中国从战乱、动荡走向和平、稳定，从被封锁到实现改革开放，人们在各种大潮大浪的冲击下，在“东风”“西风”“古典”“现代”的碰撞中，不断试探和摸索，寻找着自身的现代礼仪和服饰路径。

从“唐装”到“宋锦”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两度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这项多边活动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由东道国向出席会议的其他领导人赠送一套具有本国民族特色的服装，全体领导人要在最后一天穿上这套衣服拍摄大合影。这个安排既是为了鼓励传播各国文化，又旨在体现“亚太大家庭”的主题。

部分APEC会议东道国民族服饰

这一传统始自1994年的印尼茂物会议，时任总统苏哈托向来宾赠送了印尼“国服”：传统蜡染布做的“巴迪”衬衫。茂物会议之后，这个做法被后来的主办国沿袭下来，菲律宾的“巴隆”、智利的“查曼托”、越南的“奥黛”等，都曾作为东道国的民族服饰在APEC会议上亮相。

这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我们对“国服”的需求和探索。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2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身着红、蓝、褐、绿的中式对襟唐装，在上海科技馆楼前合影。这个画面十分惊艳，“唐装”成为当年关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高亮词之一。

唐装此时进入国际视野恰逢其时。20世纪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街头已经有一股复古风在流行。或许是受到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的影响，张曼玉在影片中将旗袍演绎得风情万种，唤醒了人们对中国服饰之美的记忆。又或许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民间财富的积累，人们开始回归基因深处的审美观念。一时间，年轻姑娘们纷纷钟情于绣花盘扣小袄和腰身纤细的旗袍。而以传统马褂为原型的对襟中式男装也开始在一部分男士中间走俏，被称为唐装，其版型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装的剪裁方式，看上去挺括、精神。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选择这种服装赠送给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人，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也给这股中式时尚风潮增添了助力。

傅莹身穿改良款旗袍

大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领导人对唐装是接受和欣赏的，而欧美国家领导人对穿唐装却不那么适应。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有的男士没有系住唐装和里面衬衣脖领处的扣子。织锦缎在西方服饰中，尤其对男士而言，大抵是用于睡袍的面料，据说当时有两位领导人还商讨是否要穿这套“睡衣”礼服出镜。

“国服”不仅需要体现传统，也要跟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步伐。唐装虽然集诸多中国元素于一体，但终因过于华丽而难以成为广为接受的正式场合中华礼服。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和夫人在重大国际场合开始以中式礼服示人。例如，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对英国的访问中，在着装要求为白领结礼服的晚宴场合，身着深色中式礼服，其样式参照“中华小立领”，但是增加了口袋巾的现代元素，而且做工更加精良。夫人的衣着美观、典雅，尽显中华文化的现代表达，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突出民族特色，开启了中国领导人出访着装的新风格和新范式，为出席类似场合的国人提供了新的参照。

2014年冬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隔13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主。这次中方为与会嘉宾准备的“新中装”做工更加精良，为宾客带来正宗的现代中国风。男式上衣采用的是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饰海水江崖纹，立领、对开襟、连肩袖，一字盘扣，外套有直下摆和圆下摆两种供选择，内搭立领重磅真丝衬衫。可以选择的颜色有故宫红、靛蓝、深紫红、金棕和黑棕色。女式衣服采用的是双宫缎面料，立领、对襟、连肩袖外套，可以选择的颜色有孔雀蓝和玫红。夫人们的是开襟、连肩袖的外套，内搭立领旗袍裙，图案多为花卉兰草，体现女性柔美，可以选择的颜色有孔雀蓝、深玫红、紫罗兰、藏蓝色。这些服饰所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优质的面料与柔和、文雅的服装样式得到充分展现。

2014年APEC会议“新中装”

旗袍是中國女士礼服的首选

回顾旗袍的百年变迁史不难看出，它是中国女性最具仪式感、最能体现端庄典雅之美的礼服。

1929年，依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旗袍被确定为女子“国服”。此时的旗袍已经是在清朝传统旗女之袍的基础上改良的结果，腰身宽松平直，袖口宽大，去除烦琐装饰，而且多为纯色棉布质地，一度风靡于都市女青年和女学生之间。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最为流行的时期，其式样逐渐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胸形和腰线更加合体，采用西式剪裁，勾勒出女性的柔美曲线。这种改良款旗袍在立领、右衽、开衩等形制上逐渐定形，被称为“海派旗袍”。往后20年间，中国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乱，经济萧条、物质匮乏，旗袍的款式和工艺越发趋向简洁和实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者的简朴之风兴盛起来，旗袍渐渐沉寂，不再是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

又过了3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对服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1984年，国务院指定旗袍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回归社会视野。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服饰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个人对服装的态度和选择表达的是他的自我定位和内心归属。而“国服”应该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其式样不仅要平衡传统和现代元素，也需要为社会大众所接纳和欣赏。那么中山装、唐装和旗袍，这些现成的选项是否能成为“国服”呢？在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面前，什么样的服饰才能撑起中国“国服”的品牌呢？这些问题尚无明确答案，而中华文化和服饰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将继续被书写。

（游 好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使衣橱》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