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礼仪服饰之路

傅莹

2009年12月6日傍晚，天色已暗，晚霞的余晖将天空染成粉蓝色。初冬的伦敦日落得早，7点多就寒意渐浓了。此刻的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丝绒大衣，里面是一件中式晚礼服，脚上是一双高跟鞋，手里拿着镶嵌着彩色石头的小手包，里面有一份受邀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年度外交招待会的请柬。

我快步走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林荫大道上，这条礼仪大道今夜空无一人。天上挂着一轮明月，还有几颗星星。道路尽头差不多500米处便是白金汉宫了，外交招待会20点30分正式开始，此时此地却异常寂静。暗红色细砂石铺就的路面映着月亮的清辉，也映出路灯下我忽短忽长的影子。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78年。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经过在外交学院外训班一年的培训，我被派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英文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起步阶段，对外关系蓄势待发，大使馆不仅需要懂当地语言的干部，也需要懂各国使团交往通用语言英语、法语的干部。驻外任期4年，出国前，单位一次性发放了800元置装费，那在当时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是我一年多的工资。

出国人员到红都服装社置装。当时我对使馆工作茫然无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衣服。服装社的老师傅很有经验，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建议。我定做了一件驼色呢大衣、一套藏蓝色西装和一套米色西装，都是裤装，还有两条的确良连衣裙和一条白底蓝花布裙。我在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两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双黑色的圆头中跟船鞋。

那套藏蓝色西装是用母亲压箱底的一块毛哔叽料子做的，记得她买来时很珍惜，说是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生产的，那代表着上好的品质。母亲但凡有点儿积蓄就愿意买块毛料存着，自己却舍不得用。我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母亲把这块毛料送给了我，还时常嘱咐我，穿衣服要得体，不能给国家丢脸。

这几套衣服便是我驻外时应对四季和所有场合的全部家当。

在罗马尼亚第一次陪同陈叔亮大使出席晚宴，是在西班牙女大使的官邸。夫人们纱裙露肩，男士身着礼服，戴着黑色领结;餐桌上摆着鲜花和烛台，席间一道接一道地上了浓汤、烤肉和甜品，还有白、红葡萄酒。我仿佛走进了小说中的场景。

那天晚上我的穿着是怎样的呢?我穿的是自己认为最好的那套藏蓝色毛哔叽套装，里面崭新的白衬衫熨烫平整;齐肩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儿，头绳上有两个绿色塑料小球;素颜，香皂洗过的脸上涂了雪花膏。

女主人问陈大使：“这是您的女儿吗?”

大使笑着回答：“是我的翻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面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女青年，西班牙大使自始至终热情相待。她对我的好奇或许不亚于我对她的好奇。当时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人都穿着统一制式的蓝色、灰色褂子。虽然请柬上注明的着装要求是晚礼服，但是，她对我的装束也欣然接受。而我也并未因自己的这身装束感到不自在，毕竟以我当时的状况，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最佳，不可能更好了。

在罗马尼亚任职的几年里，我才开始对外交礼仪有了接触和认识，并且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做到整洁和符合礼仪要求。但是，有时候还是存在应付不过来的情况。

陈大使外事活动很多，常常一天四五场，多则六七场，而我作为翻译需要连续陪同。冬天的套装还好打理，夏天的的确良裙子很容易起皱。活动间歇回到使馆，我总要争分夺秒地把裙子重新熨平。不过刚熨完的裙子潮乎乎的，有时来不及晾干，上车一坐就又皱了。总之，我就这样捉襟见肘地折腾了两个夏天。

休假回国时，我下决心来一次置装升级。夏装，我做了3件真丝小衫和一条便于搭配的黑色长裙，中国真丝物美价廉，穿上常得到称赞。冬装，我做了两件织锦缎的中式上衣，搭黑色裙子，一般仪式和晚宴都可以应付。之所以没有选择旗袍，是因为旗袍使用场合有限，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成本——做一件旗袍的费用几乎可以做两件上衣。

我的第一盒化妆粉也是在那次休假期间买的，上海货，圆形铁盒里装着香喷喷的散粉，有一个粉扑儿。回到使馆后刚好有一场活动，我陪同参赞夫妇一起参加。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夫人：“我有化妆品了!”我们在房间里像试验新式武器似的，我帮她扑扑，她帮我扑扑，然后自我感觉良好地出了门。

在楼门口等车时，一位男同事表情诧异地看着我们，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问：“你们今天怎么了?有点儿像日本艺伎啊!”

这么可怕吗?我赶紧回到门厅，看到大镜子里映出一张白脸。一来粉的颗粒粗，二来粉扑得厚。我用手绢在脸上蹭了又蹭，发根和睫毛上的星星点点都来不及擦，随它去吧。我上车后帮助参赞夫人也擦掉了脸上的粉。

此后，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的那几年，我没有再尝试化妆。

1982年，我结束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回国，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依然素面朝天。当时人们普遍收入不高，市场上服装样式也有限，“衣服穿破再淘汰”是主流观念。在工作单位，大家把参加外事活动用的西装上衣放在办公室，有活动时换上出席。我们几位年轻女翻译每人只有一两件西装上衣用来参加外事活动。为了增加新鲜感，大家把衣服挂在一起，相互换着穿，以至其他单位的人常分不清楚我们谁是谁。

有一次在日内瓦作为同声传译的参会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更认真地“打扮”自己。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很多，经常从中国邀请同声传译人员为会议提供协助。那天工作间隙休息时，我去盥洗室，推开宽大的玻璃门，忽见里面几位女士尖叫着躲进隔间。我往身后看看，没有别人，意识到可能是我引发了惊恐。看看大镜子里面的自己——素颜，短发，身穿那套藏蓝色的毛哔叽西装——显然，她们以为进来了一位男士。

一位女士轻轻推开隔间的门：“You are not a man!(原来你不是男的!)”我哭笑不得地说：“No，of course not.(当然不是。)”

受到惊吓的女士这才陆续从隔间里出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脸抱歉，有人对我说了声“Sorry(抱歉)”。我看着她们施着浓妆的面容，觉得人家被自己惊着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小调整了。

联合国机构给同传人员的报酬比较高，但是，当时国家外汇紧张，我们的收入都上交，个人每天能得到1瑞士法郎的补贴。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后，我到旁边的一家小商店逛，里面有个“1法郎货架”，所有商品的售价都是1瑞士法郎，包括口红。我选了一支大红色的，付了钱。

第二天早上，洗干净脸，我用人生中第一支口红精心地涂了唇，自信满满地出了门。谁知，我在走廊上又引起一声尖叫，声音来自我的同事。显然，在没画眉毛没扑粉的脸上，猩红色的唇难免惊着人，尤其对我们这些习惯素颜的女士来说，这个反应也不奇怪。

我有点儿懊恼，回到房间把口红擦掉。关于美的懵懂尝试再次失败了。

而这也是我学习化妆技巧的开端。以往，我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如何打扮自己从来没放到日程内。“口红事件”之后，我开始关注妆容问题，在机场书店和飞机上翻一翻时尚杂志，了解化妆技巧和流行风格。既然要进入国际交往领域，总要入乡随俗吧。

当然，关注和学习并不意味着有条件去改变。20世纪80年代，普通公务员工资不高，每到月底钱包就吃紧，生活压力比较大，没有什么余力去购买化妆品。

1985—1986年，我在英国留学一年，对礼节、礼仪有了更多的观察和认识，有机会把“美”当作一门学问来了解。回国后，我成了女同事口中的Beauty Adviser(美容顾问)，能帮助大家化妆、参谋衣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物资短缺的状况逐渐好转，出差去广东，时常能看到商店里出售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有条件选择才谈得上会选择，我开始懂得，挑选衣服的标准不是“看着好看”，而是“穿着好看”——衣服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是用来烘托人的，而不能把人压住。所谓好看，是衣服和人相得益彰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我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考虑到是去热带，我在出行前定制了一些真丝衣裙。结果到了雅加达才发现，在热带国家出席正式场合，衣服不能太单薄，因为室内空调的温度设置得比较低，是以男士穿西装的标准设置的。于是，我的披肩渐渐多了起来。

后来，被派驻菲律宾担任大使时，我已经熟悉了东南亚国家的礼仪，准备的衣着也更加适应需求。不过，每个国家在习俗上总会有些独特的地方。例如，印尼人衣着款式相对保守一些，女士都穿长袖上衣和长裙，色彩可以较为鲜艳，不必拘泥于“全身颜色不超过3种”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鞋子多是圆头粗跟，比较古朴。在菲律宾，人们的着装风格更加时尚一些，女士鞋子多是尖头、细高跟，最好没有后帮，顶多是一根细细的带子。

2000年，我从菲律宾奉调回国。

国内工作环境与国外又不同了。当我穿着在马尼拉习惯了的无后帮“凉拖”上班时，有同事提醒：“你怎么穿着拖鞋来上班啊?”如此一来，置办的漂亮鞋子很少有机会再穿。47岁的我自认为步入“大妈”行列，衣服都买大一码的，头发也不再用心打理。

一位好友见状直言：“你不要放弃自己呀。”

我一时不解，何为“放弃自己”?

她说：“看看你，像个老大妈。”

我自嗔：“难道不是吗?”

不过，经过一番“是不是老大妈”的自我思考，我决定不放弃自己，重新注意保持体形，注重衣着……

放弃自己容易，自我约束却需要勇气和努力。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刻的我满怀自信地走在异国他乡静谧的林荫大道上。

走在这条不长的路上，我想到了很多，仿佛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从辫子上系着绿色塑料小球、身穿毛哔叽西装出席晚宴的女青年，到出使伦敦的女大使……点点滴滴的记忆、磕磕绊绊的故事，一股脑儿涌现出来。越走，内心越坦然。

这条属于个人的成长之路，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历程。

(皓 露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