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他们正年轻

汤重稀

我是《1950他们正年轻》纪录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我在跟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交流的时候，感觉不是在跟一些老人说话，而是在跟一群年轻人说话。因为他们在讲述当年的故事时，有着年轻人的力量感和朝气。

汤重稀：战场上的音乐梦

他年龄很小，队里其他人都叫他“小鬼”。他是一个文工队的手风琴演奏者，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演出。

有一次，一位首长来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好，便承诺等战争结束后，就保送他去总政文工团，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手风琴。

他记住了这个承诺。他知道，如果战争结束，首长就会让他去更高的音乐学府完成他的梦想。有一次在去一个连队的路上，他和其他队员坐在一辆卡车的车厢里，天上突然有敌机来袭。当时朝鲜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白茫茫的，他们的大衣里子也是白的。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队长让他们就地隐蔽，不要被敌机发现。有人把大衣脱下来，把里子翻着举起来，举向天空，这样从天上看就是一片白。但是“小鬼”有私心，心想万一把手举起来，手被打到怎么办。他想成为一名手风琴演奏家，不要说打到一只手，就是打断一根手指，都不成。所以，他把右手非常小心地往自己怀里藏，他想保护这只右手。但不幸的是，在他把手举起来，往自己胸口放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了过来。

立刻，他的手就掉了。

等飞机走了，他到处喊：“我的手掉了，我的手掉了，快帮我找手!”战友们纷纷帮他找手，后来找到了手，但已经不可能接上了。他当时并没有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当不了手风琴演奏家了!”

这只是战争中一个残酷的切片。战争往往被赋予浪漫的色彩，战争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战争有着特有的气味：排泄物，腐烂的食物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到超出人们生活体验范畴的细节。电影更多的是靠故事、场面、人物、性格、语言、动作来呈现，但是当他们真正在战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眼中全是细节。

任紅举

任红举：战争中的细节

老兵任红举说，电视上的战争片和他经历的战争太不一样了。在真正的战争中，人们看到的全都是细节，残忍到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

任红举有一次执行一项找民房的任务。

他在一个夜晚端着枪找民房。路上突然听到一些特别奇怪的声音，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儿，吓坏了，于是把枪端起来，接着往前走。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从水磨里发出来的“哒哒哒哒”声。本来他准备走了，结果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志愿军，穿的军装他认识。走近一看，他发现这个人他也认识，是一个教导员，叫李振堂。当时月光很亮，他看到李振堂白花花的肠子堆在衣服外面。

采访时他跟我说：“真的吓死我了，我那时才17岁。”

白花花的肠子上没有血，因为血都流干了。他当时不知所措。李振堂说要喝水，他就紧紧捂着李振堂的水壶，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喝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李振堂拽住他，想把他身上的枪夺过来，其实是想自杀。

当李振堂抓住他的枪却被他夺回来的时候，比水磨发出的声音更大的声音出现了。原来李振堂已经负伤不能动了，在用自己的头砸地。李振堂就是想求死。因为肠子都已经出来了，肯定没有活的希望，但是任红举想让战友死得有尊严一点儿，所以他把李振堂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觉得这样李振堂可能会舒服一点儿，然后李振堂从兜里拿出了一枚银圆，嘴里只重复两个字：“妹妹。”

任红举说：“你是想让我把它送给你妹妹吗?”李振堂已经说不出话了，就点点头。李振堂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把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撕下来，胸章背后写着番号和家庭住址。等他再想跟李振堂交流的时候，李振堂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心想这么大个人自己怎么埋，于是不得不返回去，找到大部队，请人来帮助他。埋完之后，他还去找了一块树皮削平，用他身上带着的一支钢笔在上面写道：“李振堂之墓。”

他知道那没有什么用，但良心告诉他，一个人，有名有姓特别重要。

惨白的月光下战友惨白的肠子外露的画面，水磨转动和战友拿头撞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是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任红举无法忘怀的细节。

人性高于战争的时刻

有一个老兵叫周有春。他们守一个阵地的时候，跟敌军阵地离得特别近。中间只隔着一个沙袋，对面咳嗽都能听见。当时大家都没有水，我军没有水，美军也没有水。底下靠炮弹炸出了一个大深坑，下雨后有一些积水。最早我军去取水时会被美军放冷枪，被打伤或者打死;美军去，也被我军打伤或者打死。结果就是谁都喝不着水。后来双方形成了默契，取水的时候就不打了，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你不下去。于是两军就共饮了一坑水。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因为它回到了人本身的原始需求，在战争面前，有时人性还是高于战争的。

战争一定有它的原因，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参战的普通士兵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比如，大家都得喝水。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在厮杀，在打仗，但有的时候确实要遵守一些规则。比如，救生员是不能打的，取水时是不能打的，俘虏是不能打的。

战争过后：终身的遗憾

1958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老兵们陆续回到祖国。有的去务农，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境遇有所不同。但这些年少时在朝鲜战场上所留下的创伤和痛苦，并没有因为他们回到家园而消失。对很多老兵来说，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朝鲜的那片土地上。很多无法释怀的痛苦和羁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老兵薛英杰的故事，就是如此。虽然他是一个年过90、处于癌症晚期的老人，却能对着摄像头不喝水、不休息，连续讲7小时。

第一次采访薛英杰老人用了5小时，中途老人没有喝过一口水;第二次采访长达7小时。我们在采访之前先跟他聊天，说我们不拍的时候，他可以上厕所、喝水等，后来他们家人都说让他喝点儿水。他说：“不喝，我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我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们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总之，他没有停下来。

薛英杰老人的故事挺沉重的。他跟他年轻的战友贺殿举，因为年轻气盛，发生了口角，战友骂了他一句“怕死鬼”，这在无形之中导致了战友的死亡。当时两个人随着部队出发，要趁着凌晨三四点钟美国飞机没出来的时候转移。路上，吉普车坏了。他们当时掉队了，大部队都走了。美军的飞机早上7点准时开始巡逻，看地上有没有兵，然后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一看表已经快7点了，于是薛英杰说不能走了，然后贺殿举就骂他：“你就是个怕死鬼！为什么不走？”

他当时年轻气盛，也很生气，就上车了。吉普车后面有两个座位，他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薛英杰每次都是坐在右边的座位上，但那天贺殿举很生气，上车的时候一把把薛英杰推到左边的座位上，自己坐到了右边的座位上，所以两个人在无形之中换了位置。车没走多远，敌机就真的出现了，子弹一下子就打到了他战友的身上，直穿脊椎，肾脏都被打穿了。

薛英杰这时候已经跳车了，心想：老贺怎么没下来？他返回去才发现，贺殿举手抓着吉普车前面的把手一动不动。他拽着贺殿举，把他背到路边一看，子弹已经打透了贺殿举的身体。晚上在一个路边，他把贺殿举抱在怀里，每隔5分钟划着一根火柴，看一看他的脸。薛英杰是一名医生，他可以给贺殿举止血、包扎伤口，但是伤势太严重了。

贺殿举一直在他的怀里说：“老战友，我不行了，你别忘了带我回家。”

他说：“你放心，咱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真要有一天打胜了回国，我能不带你走吗？”

凌晨贺殿举就去世了。薛英杰没办法，只能把贺殿举就地掩埋。在战争年代，一切并不能随他所想，部队过了这片地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他对战友许下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在这70多年中，他也给原来的老首长写过信，但很多年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烈士的遗骸迎接回国。如今，这一心愿终于实现。

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有一座刻着十几万烈士名字的碑，叫“英明碑”。薛英杰去过，在刚建成的时候，那时候他差不多80岁，站在那里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贺殿举的名字，他觉得很委屈。

我们后来也派人去沈阳找，发现贺殿举的名字其实在碑上。只不过碑很高，最上面的名字在距地面接近3米高的位置。碑上每一个字大概有5分钱硬币那么大。有可能因为那个名字所在的位置比较高，所以老人没有看到。找到名字之后，我们特别想把这件事告诉薛英杰老人，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的生命留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对逝去的战友的情感——愧疚、思念，抑或感激——活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红举当年跟随文工队去朝鲜时只有17岁，同行的一个小提琴手不幸被炮弹击中。遗骸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小提琴手的一只手还在山坡上，手上还拽着小提琴的琴把。任红举为他写了一首诗：“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琴弦上，我们还演奏，我还在和你唱。”

（声声慢摘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