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选择

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他的眼睛被烧碱灼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那么他的眼球一定会烂掉。这位患者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是失明，更是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医治，但是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可供移植的眼角膜呢？

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尸体，其眼角膜特别适合医用。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帮助灼伤患者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时你要怎么选择？这是一种类似情与法的抉择。

说到医德，大家一定会想到医生收受红包的情况。如果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那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严厉的，会被停职处理，吊销医师执照，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惩罚如此严厉，那为什么还有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呢？难道真的都是因为医生医德沦丧吗？事实上，现在很多病人愿意用金钱来营造一种安全感，让自己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医生的道德底线。

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患者，他把我堵在房间里，甚至快要跪在地上了。因为当时我如果不收他的红包，他就觉得我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就收下了。等他的病看好了，我还给他一张收据——我用他给我的红包为他缴了一次住院费。

2014年，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做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病人的治愈率几乎为零，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影响了这位医生的命运。

经过精心的手术，小女孩身上直径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地切了下来，就在伤口缝合的过程中，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鉴定，这位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他们在医院拉横幅，在这位医生每次出门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纷持续了将近一年，这位医生患上了抑郁症，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位医生叫张世林。

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行动向患者展现了他的仁心，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对此，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该先保护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贯古今，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世。”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患者不理解，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日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治病救人。他从一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角膜，顺利地完成了在当时国内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美观，还特地给尸体装上了高级的义眼。患者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位医生被那名死者的家属一纸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做出对高伟峰医生擅自摘取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

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而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养成的路上，需要医生对法律的恪守，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彼得兔摘自微信公众号“我是演说家”，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