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海子

海子是我的大哥，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查湾村高桥屋。村子坐落在安庆市北郊的一片田野之中，海子的童年和少年便在此度过。

我们的老屋门前不到十几米，是一汪池塘，池塘边有几棵槐树和桃树。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槐花飘香。五六月，池塘中间便开满红白相间的荷花，煞是好看。有时，哥哥央求村里的大人采摘来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把它插在盛满水的竹筒中，置于床前的矮桌上。宁静的夜晚，我们俩躺在床上，竖起耳朵，聆听荷花开放的脆嫩声响，在一阵阵荷花的清香中进入梦境。我比哥哥小3岁，小时候，哥哥常带我到池塘边钓鱼，秋天的时候他还和我光着屁股到地里挖红薯。

1974年老屋全部拆迁，我们村搬迁至靠北几百米的一座山冈上，一直延续至今。老屋成了一片良田。此时哥哥10岁，寄读于离家5里外的高河中学;三弟查训成3岁;小弟查舜君在这年呱呱坠地。我已7岁，需要帮父母照看两个弟弟。

那时候生活艰难清苦。农忙之际，父母和村里的劳力集体出工，忙种、忙收。农闲时，父亲作为一个手艺人，带着剪刀和尺子，走村串巷，为大家缝制衣服，换取微薄的报酬，贴补家用。母亲则在山冈较为平坦处开垦了几垄地，种上麦子，补充家中匮乏的口粮。哥哥进入中学后，便很少同我玩耍。星期天，寒暑假，他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母亲在麦地除草、施肥、收割。

哥哥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从小就被村里人视为神童，据说他4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记得在夏夜纳凉时，乡亲们聚说三国故事，常找哥哥来补充情节。哥哥总是能够绘声绘色地把情节讲出来，让大家听得入神。但哥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读书的勤奋。夏夜，我躺在蚊帐中一觉醒来，看见哥哥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上身披着父亲宽大的衬衫，两腿没在装满水的木桶中，就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看书、写字。寒冷的冬夜，纸糊的窗外北风呼啸。躲在破旧棉被里的我，夜半常常被冻醒。蒙眬中，我看见哥哥还坐在书桌旁，轻跺着双脚，揉搓着双手，眼睛仍盯着摇曳的煤油灯光下的书本。

从小学到中学，哥哥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15岁那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全家人长久地沉浸在兴奋中。

哥哥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每年只是在寒假时才回来陪家人欢度春节。其余时候，他与家人主要通过书信联系。这种生活多少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夕，我心里都还隐隐有个期盼：哪天，哥哥背着发白的牛仔包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每当我遇到挫折困惑时，总想静下心来写封信给哥哥，与他谈谈心。可惜，之前我与哥哥往来的信件已经全部遗失了。

1982年秋天，哥哥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实习快要结束时，他才给父母来了一封家信，就自己毕业分配去向的问题征求父母的意见。当时，他有几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记得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第二年毕业后，他还是选择了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跟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到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便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只是父母每次去信都叮嘱他：你现在年纪轻，在单位要好好工作，与同事要搞好关系，尊重领导，注意身体，等等。那时他回信信封上的地址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信的内容都是让父母放心。他说，单位食堂的伙食不错，工作也不是太累，让父母多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并督促我们三兄弟好好读书。

1983年秋季的一天，父母突然收到了一张哥哥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是人民币60元整。在汇款单附件说明栏上，哥哥附了简短的几句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已发工资，现寄60元给你们。望保重身体，祝全家安康。”当汇款单由村支书递给父亲时，父亲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此事一度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查裁缝的大儿子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了，吃公粮啦，还给父母汇款了。这件事一直是当时纯朴的村民教育自己儿女的样本。

四季轮回，日子密密细细，我们一家6口人，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兄弟教书的教书，上学的上学，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和哥哥虽然不常见面，但互相思念，彼此牵挂。

海子的诗词

海子西行留影

哥哥非常关注弟弟们的学业。记得读高中那年，哥哥发现我课外迷恋武侠小说后，与我有过一次交流。他问我喜欢阅读哪些课外书，我明确表态并不爱看诗歌，喜欢看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他说古龙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希望我读了古龙的小说后还应抓紧学业，像另辟蹊径的古龙一样走出自己的路。如今回想此事，哥哥真是用心良苦。

1986年春节哥哥回家时，上身穿着一件大红棉袄，下身穿着一件发白的牛仔裤，长发披肩，满脸黄色的胡子。哥哥的形象把母亲吓了一跳。记得当时母亲嗔怒道：“海生你怎么这般模样，头发也不理，胡须也不刮。”哥哥解释说，因他年纪轻，个头矮，面相稚嫩，在学生面前没有威慑力，故如此打扮，以显得老成持重。母亲听完笑了。但此后，哥哥再回家时都剃成了平头。

1988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帮家里添置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让我们兄弟几个不再抢那个盒式收音机了。每晚，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有滋有味。这一年，学校给哥哥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宿舍，比较宽敞方便。他同父母商量，带母亲去北京游玩几天，次年再安排父亲去。这年，母亲在哥哥昌平的住处待了一个星期左右。为了让在乡下生活了半生的母亲开眼界，那些天，他几乎天天陪母亲游玩北京的景点，带她吃好吃的小吃。送别母亲时，哥哥硬塞给她300元钱。那时他的工资很低，后来听说这笔钱还是他从朋友处借的。母亲每念及此事都悔恨得掉泪，甚至认为自己如果不拿这笔钱，也许哥哥就不会死。

1989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偷偷告诉母亲，他发现自己有胃病，经常吐血，今年想请半年假去武汉治病。当时母亲吓坏了，让他赶紧跟学校领导打报告请假。但不知什么原因，过完年后哥哥接到了一封信，就匆匆返校了。

1989年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封电报被送到了父母手中，电报中称：查海生病危，请父母速来。当时父母就蒙了，赶紧和我的叔叔、舅舅一道赶往北京。到中国政法大学后，他们得知哥哥已去世!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母当时就崩溃了。善后的事，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处理的。校方说，查海生患有精神分裂症，属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补助500元安葬费，补发10个月工资，一次性将此事处理完毕。此行幸有大哥生前好友西川和骆一禾的全天候陪护和安慰，否则真不知二老该如何度过那些艰难时刻。

当时我正在怀宁县城读高三，家里人没有告诉我哥哥出事了。但5月的一天，我从同学手里接过一份县里发行的小报，报上赫然印着“海子的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县城离家有4公里路，我自春季开学之后几个月没回家。正逢高考，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家里没有电话，我无法得知哥哥的确切消息。挨到高考之后赶回家，我才知道，哥哥已经辞世3个多月了。我永远失去了我亲爱的大哥!

哥哥去世后，没有文化的父亲遵照儿子的遗言，把他的遗稿托付给骆一禾和西川。哥哥的遗物，包括大量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全部打包，托运回怀宁查湾村。打包的书有几十箱，光邮寄费就是数百元。哥哥的骨灰被运回安徽后，按本地的风俗习惯，我们5年后才进行了土葬。这5年间，整个家庭笼罩在悲痛的气氛里，我们无比艰难地去接受残酷的现实。

哥哥生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对他的写作也从未关注，他每次回家也极少谈到诗歌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老家探访，我们才了解到哥哥在诗坛的巨大影响，才开始关注和阅读他的诗歌。是的，作为家人，我们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重新认识他，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1990年我结了婚，先后到广州和北京打工，在此期间认识了哥哥生前的一些同学、同事、舍友和诗友，受邀参加了一些纪念海子的活动，并系统阅读了海子的诗。我本来是一个对诗歌不感兴趣的人，但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受到诗歌的感染，甚至开始提笔写诗。虽然写得很粗糙，但我感到与哥哥的精神世界更近了。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母亲，在哥哥去世后，也慢慢变成了海子的读者。一旦闲下来，她就会朗读海子的诗集，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哥哥的墓地。家人一般不让她去墓地读诗，怕她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但她坚持用这样的方式跟海子对话。母亲最喜欢读海子的抒情短诗。她现在八十几岁了，还能背诵几十首海子的短诗。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祖国(或以梦为马)》《给母亲(组诗)》《麦地》《日记》等。海子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最能触动母亲的心弦：“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这是哥哥去世后她经常诵读的诗歌，每一次都是一字一句反复诵读，每一次都读得她眼冒泪花。读诗让她感到儿子并没有死，而是一直活在她心中。

前年父亲也去世了，只留下母亲一个人守护着长眠的儿子。但她并不孤独，因为她还在幸福地朗读着儿子的诗篇，读给麦地里的儿子听。

(毓 玉摘自《诗歌月刊》，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