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

藏起年龄

60岁这一年，建筑工人王兴华学会了让自己年轻10岁的方法。

两袋染发膏，15块;工具不用花钱，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塑料盒，一支用过的旧牙刷。染发膏用牙刷的尾部搅匀了，再用刷头蘸上，仔细地刷到头发上。说明书上写，高温有利于上色，那就找一个塑料袋，套在头上。

大概是从50岁开始，王兴华发觉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白了，也少了。有一天他照镜子，自己的发际线悄悄移到了头顶，人似乎在短短几个月里变得苍老。出去找活儿，别人对他的称呼从“大哥”变成了“大爷”，又变成“老师傅”：老师傅，多大岁数了?这活儿还能干吗?

王兴华发现，人老了，体重也下降得快。他身高1.67米，四五年前还有一百二三十斤，这两年只剩下110斤。他更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天气，可以多穿几件衣服，鼓鼓囊囊的，能显得强壮一点——强壮就是年轻。

每天凌晨4点30分，王兴华住的村子就热闹起来，村口的劳务市场会聚集起上千人，嘈杂的声音直到上午10点都难以散去——都是和他一样，找活儿的人。劳务市场没有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是约定俗成的，它们就藏在顺义的各个村子里，除了高丽营，还有南边的“河南村”，西边的“山西村”，东马各庄、西马各庄、马坡。

但每个市场承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住在东马各庄的工人，基本都在45岁以下，他们最后会流向工厂的流水线;在高丽营，60岁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数，一眼看过去，他们模样相似：皮肤黝黑，戴黄色安全帽，挎军绿色的包，锤子、铲子、尺子露出一角，等伸出手来，干而瘦，像骨头上包了一层蜡纸。

站在这一群老人里，王兴华更有竞争力。看起来年轻，是他生活的本钱，尽管他已经60岁，但还可以拍着胸脯跟人打包票，“身体好着呢，没毛病”。年轻就像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铲子，是专业的象征，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展示出来的可售商品。但藏起年龄，并不是王兴华的本意。

根据《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这意味着，每4个农民工里，就有1个超过了50岁。

清退

王兴华记得，2021年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当时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参与高层住宅的施工，已经干了大半个月。有一天，工长突然通知大家，明天要带身份证来，超过60岁的，就不要来了。他离开那里，从此成为一名零工。

王兴华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镜，每次去找活儿，都会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许诺，你的活儿我能胜任，胜任不了，一分钱不要。但实际状况是，过了60岁，他的胆子越来越小，高处不敢去了，连二三层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试过在外面做小工，给瓦匠师傅供砖，师傅年轻，干活儿利索，他供砖根本供不上，师傅气得嗷嗷叫，直骂他。

在工地上干活，到处是噪音。塔吊、铲车、搅拌机持续运转，锤子、铁锹叮叮当当，电钻、切割机隔一阵就发出刺耳的声响，时间长了，他的听力开始下降，说话的嗓门也不知不觉地变大。

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带来了钱，也带来了一身伤病。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失眠，像白发一样，紧跟着步入老年的他们。因为吃饭常年不规律，王兴华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顿能吃半斤米饭，现在只能吃点面条，喝点面糊。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药，一大半是降压的，剩下是助眠的。

人上了年纪，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觉少了，打呼噜，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干不动活儿。在出租屋里，王兴华和老伴把床一分为二，睡觉时头对着脚，睡出一张太极图，防止相互影响。

有人需要他们

距离高丽营劳务市场3公里的地方，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装着王兴华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生活在这里，省钱是第一要务。村子深处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在这个长条形的狭窄空间，厨房和卫生间在两端，人在里面转身都费劲，还要跟另外两家邻居，一个河南工人、一个安徽工人共用。大家错开时间，用3个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饭，各出各的电费。

妻子不在家。她出发的时间更早，凌晨3点。这一天，她找到了活儿，去一个社区做保洁，出发的时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还是乱糟糟的。

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王兴华难得地放松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房间，也顺带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跟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抱养了一个女儿。这些年，他进厂打过工，也捡过破烂，干得最长的是建筑工，因为挣得多，50岁之前的壮年期，他一天工资300多元，不休息，一个月能挣1万元。

他对赚钱有强烈的渴求。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买了楼房，小儿子的首付里，有他给的10万元，之后两个儿子的房贷一个月近1万元，他隔三岔五也得帮忙还。

北京的劳务市场上，这代表着多数老龄建筑工的样貌。他们大多来自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家里至少有一个儿子，身上肩负着支持下一代成家立业的重任。因此，他们也会坚持做临时工、日结工。

每个早晨，招工的人把他们一车拉走，输送到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的某个地方，9小时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再一车送回来。交易的规则是，老人们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儿，拿一天的钱;中介管午饭和交通，晚上回来，下车才会结钱。

日结的好处在于自由。夏天回去收麦子，儿子的孩子出生了，要回老家帮忙带。家族里的婚丧嫁娶，随时可以把他从北京叫回老家——还有人需要他们。

系统之外

最近几年，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工地上有了集装箱一样的免费宿舍，还有夫妻房，有热水、电、厕所，还装了空调，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险，出什么意外，有保险公司兜底。

没有找到活儿的工人们还在等待 徐晴摄

但这些变化，老年建筑工人们都很难感受到。在劳务市场，他们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儿，老板们追求效率，午休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家吃饭的速度要快。王兴华说：“好像没有感觉，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上当和被坑还是会碰上。王兴华一一数着：招工时说不用上高，去了要上高;说干9个小时，实际干10个小时;说中午管饭，其实要自己出钱买;说给200元劳务费，最后只给了180元。还有一些中介，说是日结，但总要拖上一段时间。晚上的劳务市场，隔三岔五，会出现一辆闪着灯的警车——来处理常见的纠纷。

有一次，王兴华去一个工地干杂活，干了一会儿，老板说，吊篮上缺一个人，让他也上去，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几十层的楼上。站在吊篮里，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都战战兢兢的。最后，他只拿到干杂活的工钱，220元。

还有一次，一个河南老乡带王兴华上工，谈好了是挖坑栽树的活儿，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那里一看，是个建筑工地。干了，工钱亏了;不干，几十公里的路，得自己回来。北京那么大，他们不认路，最后，几个老乡咬咬牙，四处找人问，终于坐公交车摸了回来。

最近几年，建筑行业里流行用“突击队”，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结一次工资，风险太大，也不愿意让包工头赚差价，就自己结成队伍，干短期、劳动强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儿，不签劳动合同，工钱日结。

建筑工地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赶工程进度时，也会找“突击队”支援。“突击队”强度大，都是些相对年轻的建筑工人，多是40～50岁，读过高中，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掌握了有门槛的技术。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更强，还能去开滴滴和送外卖，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筑工人，很难加入这样的队伍。建筑工地上的老年人，就这么成为零工、临时工。

尊严

建筑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动，却很少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兴华一抽屉的处方药，跟菜籽油一样，也是从老家带来的。他的医保只能在老家使用。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开药。在老家不用干重活，开回来的药也不吃，他把药攒起来，攒够了，再带到北京。

对王兴华来说，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跟身体的疼痛一样漫长。凌晨4点起床，出门找活，站上一个多小时，找到活儿，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工地。坐车不好受，空间狭窄，坐20分钟，腿就麻了。早上8点，进了工地，外套往旁边一扔，开始砸墙、扛土、搬砖、递灰，一口气干到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这一天还没结束，还要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家。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一般人受不了，都是咬着牙坚持。

翻开他的手机相册，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家的全家福，没有一张是在北京拍的。他说，每一天都被工作填满，很难有真正的生活。

他也时常觉得没有尊严。他去顺义的一个别墅区打零工，一进去，3层的小楼，一亩地的庭院，让他忍不住惊呼。但这样的别墅区，是没有公厕的，别墅的主人也不让工人们使用自家的卫生间，大家想上厕所，只能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像王兴华一样的男工还好说，有一位女工，憋了足足一天。

生活里总有一些突发的变故让他担忧。几天前，房东说以后用水要单独付钱，一吨一元，每个月的支出直接多出来几十元。他想着，再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也住不起了。半夜睡不着，他也会想，劳务市场每天聚集那么多人，会不会哪天也没了?那时他再去哪里找活儿?

对他而言，身份证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只有这张小小的卡片，能够证明他是谁。他用一块红布把身份证包起来，再用一根皮筋捆上3圈，放在马甲靠近心脏位置的兜里。

我们在高丽营村同他告别时，他郑重地拿出了身份证，像在证明，也代表一种信任。一层层拆开后，他指着上面的字说：“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岁整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兴华为化名)

(达 夫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扫码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