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的“写作者”

在父母的指引下爱上阅读

1940年，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一个叫利勒博纳的小镇，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未见过面的姐姐在7岁时因白喉夭折。

她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于一家工厂。他们都出身于农村，兄弟姐妹众多，同样在12岁辍学，开始分担家庭责任，共同的经历让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婚后，他们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能够摆脱“下等人”的生活，不需要与耕牛为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跨越。

正值“二战”期间，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货；母亲一边对顾客笑脸相迎，一边硬着头皮去镇政府交税，学着与供货商打交道。杂货店的利润无法维持生存，不得已，父亲又在工地找了一份工作。在长久的艰辛生活中，阶级观念变得根深蒂固，他们努力改变命运，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安妮身上。这对出身底层社会的父母，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跨越阶层，成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一员。

童年时，安妮享受着父母全部的爱，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关上店门去树林里野餐。父亲把她扛在肩上，一路唱着歌。在欢笑声中，安妮感受着父爱的温暖。在空袭、饥饿和恐惧如影随形的年代，她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

在战后重建中，父母逐渐站稳脚跟，生活终于不再在贫困线上徘徊。咖啡馆热闹起来。出于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向往，父亲开始有意识地教安妮学习巴黎人的餐桌礼仪，以及面对顾客时的规矩。他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要求全家人都说“标准的法语”。

虽然经济拮据，但父母一致认为，送安妮上私立的教会学校读书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在他们周围的家庭中，绝无仅有。私立学校代表特殊阶层，那是通往“布尔乔亚”的阶梯。

令父母骄傲的是，在学校，安妮的表现非常优秀，她是班里最擅长朗读的学生，她的每一篇作文都能得到褒奖。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她经常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她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像老师一样博学。唯一令她难堪的是，老师经常会拿她的母亲举例：“如果你妈妈每天卖出10包咖啡……”每当这时，安妮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不同的。她没有同龄的朋友，既不去同学家玩，也不敢邀请任何同学到自己家里来玩。唯有在阅读中，她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出于补偿心理，母亲给安妮买来大量的书，并教导安妮：“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只有书才是最珍贵的。”

为了督促安妮学习，母亲和她一起读书，谈论文学。带她参观古迹、博物馆和雨果家族的坟墓时，母亲总是表现出很高兴、很欣赏的样子，尽管对埃及的花瓶并不感兴趣。而父亲，总是努力地克服胆怯，在某一天，他带着安妮找到市图书馆，踌躇片刻后，勇敢地推开那扇门。在静悄悄的大厅里，父亲让安妮自己开口：“我们想借书……”

把安妮培养成知识分子，让她能够进入他们向往的社会阶层，这是父母唯一的奋斗目标。

多年后，安妮这样回忆：“在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底层人士，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阶层跃升。而读书，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一个通道。”

孤独地向“布尔乔亚”靠近

尽管父母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出身于底层社会，安妮的成长依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耻辱。一次旅行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她与“布尔乔亚”之间，竖着一道无形的壁垒。

一年8月，父亲带着安妮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夹在衣着光鲜靓丽的富人中间，他们自惭形秽。富家小姐们手里拿着旅行指南，包里带着巧克力和点心，而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在餐厅吃饭时，他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侍者对他们不理不睬，而这不公正的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属于那个阶层。住在旅馆时，看到房间里的卫生间、热水和盥洗盆，安妮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现实中的家，因为缺少房间，她和父母同睡一间卧室，家里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周围是充斥着粗话、酒鬼和赊账的贫穷家庭。

回家后，安妮时常想起这次旅行，她开始热衷于玩“理想一日”的游戏，幻想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生活在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至于吃的食品、穿的衣服、用的化妆品，她对它们的认识全部来自报刊上的广告。她憧憬着遥远的异国，在笔记本上描绘着夜幕下的林荫大道和从未吃过的冰激凌。她用全部的想象力，勾勒着梦想中的美好一天。

“因为我父母的职业，他们在经济上的困境，他们过去当工人的经历，以及我们的生存状态，所以对我来说，羞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感受不到它，因为羞耻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成长的惆怅中，安妮与父母有了隔阂，她不再喜欢听父亲给她讲童年故事，他的思想与她在哲学课上学到的格格不入；她总是不自觉地把母亲和那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太太做比较，对母亲的不时髦、不文雅，她甚至感到羞愧。她开始关注国际大事和社会新闻。

孤独地，缓慢地，安妮朝着“布尔乔亚”的世界靠近。她参加“布尔乔亚”青年举办的家庭舞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土里土气。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未来的艺术家，把少年的反叛写进诗歌。对父母，她收起笑脸，只用写作和自己沟通。

始终如一的，是来自父母的爱。当安妮提出想去鲁昂、伦敦读书时，他们无条件地支持她。为了让她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母亲宁愿只靠土豆和牛奶充饥；为了不让别人说她是懒虫，父亲在解释时带着自豪与自嘲：“没有人管她，她自己天生就这样好学！”尽管他永远也不会明白，安妮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在父母的支持下，安妮到鲁昂市读中学。鲁昂代表富裕与现代化，代表文明和智慧，对她来说，那是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梦幻世界。

中学毕业后，安妮先后考入鲁昂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进行深造。18岁那年，她遇到了改变人生的一部书——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通过这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年轻而迷茫的她，开始重新认识母亲，审视女性，这成为她后来从事女性主义写作的契机。

唯有在读书中，她才能平静地思考。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伍尔夫、卡夫卡和福楼拜的作品，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大量汲取知识。在日记本上，她认真地摘录着诸如“幸福是空手徜徉者的神”之类的闪光格言。

自然而然地，安妮决定写小说。

“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

在大学，安妮结识了一位学政治的男同学，他们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的《冒险家》。男同学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全家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教养。在他的影响下，安妮习惯了早餐时一边喝橙汁，一边听巴赫的音乐。

夏天到来时，她带着他回到乡下的家中。那天，父亲脱下工作服，换上只有节假日才穿的新衣服，还特意打了领带。对这个未来的女婿，他非常满意。而对方那隐藏在彬彬有礼背后的瞧不起，父亲因为兴奋，却完全忽略了。

大学毕业后，安妮如愿走进婚姻，丈夫在政府部门任职，她真正地踏进了上层社会。然而，她总是一个人回家看望父母，父母的热情并不能弥补丈夫未到的缺憾。他不愿与她同行，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

1967年，安妮通过一所中学的任职考试，成为一名教师，为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从此，在准备讲义、批改作业、没完没了的采购和两个孩子之间，她忙得不可开交，个人规划不得不让位于家庭规划，写作的梦想远离了她。

尽管已经是成功的小资产者，但她依然怀念少女时代读《飘》和《简·爱》的日子，她在日记里不无担忧地写道：“我担心安顿在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里，稀里糊涂地就活下去了。”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安妮再次阅读波伏瓦的《第二性》。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后，她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空衣橱》。这是一本有政治意识的书。在书中，她写自己出身的世界，也写通过教育抵达的世界。像反对暴力一样，她反对一切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她用写作，向自己的出身反击。

几年中，丈夫在不同的城市任职，家也跟着搬来搬去，安妮的写作断断续续。后来，丈夫升职，他们去了巴黎，安妮调入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丈夫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他们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在不断的争吵与和解中，安妮疲惫了，一张财产分割清单宣告了他们婚姻的结束。

父亲去世后，安妮把母亲接来同住。不久，她注意到，母亲似乎忘记了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想要熄灯时，母亲竟然踩上凳子，试图拧下灯泡。直到有一天，母亲冲着安妮很有礼貌地喊“太太”，她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在医生的建议下，安妮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两年后，在她犯罪般的内疚感中，母亲去世了。从此，她失去了与童年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2022年，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都离开了，安妮悲不自胜。父母倾尽全力让她远离了底层社会，可正是那个阶层滋养了她的生命，塑造了她的脾气禀性。人在巴黎，她离群索居，只感到“内心的流亡”。

写作的念头是那样强烈，在笔下，安妮怀念着父母，相继完成了小说《位置》《一个女人》。整个过程中，她经常梦到他们，仿佛还能听到母亲拿着针线盒下楼的脚步声。

用细腻、伤感的笔触，安妮把那些奋斗、希冀、矛盾、痛苦真实地展露。在《一个女人》中，她说：“我在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东西吧。我的母亲出身于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那么孤独和虚假。”

在不断的写作中，安妮越来越顽强、坚韧。她说：“写作对我而言，不是用来忏悔的，也不是用来坦白的，而是一种建筑，一种制造。”2021年，根据她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荣获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部影片讲的是，在堕胎尚不合法的年代，一个青年女子不得不非法堕胎时所经历的种种痛苦。

那是安妮的真实经历。与导演一起回忆那些细节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当时的社会留在女性身上的伤痕，她终其一生都没有治愈。

2022年10月，凭借长篇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安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2岁的她依旧雄心不减：“我感到了一份新的责任，继续为这个世界的不公抗争。”当有人称她为“女性作家”时，她强调：“我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

（灰 鼠摘自《名人传记》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