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适老社会还有多远

身体在衰老，我们可以做什么

人们对老的理解是从身体开始的。

衰老是有迹可循的缓慢过程，它告诉我们，老意味着疾病，意味着衰弱和丧失。

但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看来，“带病生存是老年期的常态，有慢性疾病没有关系，只要病情稳定，不出现急性加重的情况就好。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老人良好的功能状态”。

老年医学非常年轻，也非常特殊。刘晓红说，她经常需要纠正别人的错误认识，“我们是老年医学科，不是老年病科”。

一个“病”字的有无，暗含着老年医学最重要的理念：“慢病生存是人在这个阶段的常态，如果我们奔着治疗疾病的目的而去，你会发现，在内科的各个专科，没有一种疾病是能治好的，因为慢病是不可治愈的。对于老年人，医生的工作是维护老人的生活质量。这包含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及能力去积极生活。”

刘晓红说，老人需要的是小心呵护、精心照顾，就像捧着一个泥花盆一样，我们要让老人维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在老年医学科，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老年综合评估，就像给一辆旧车进行年检一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老年人内在能力进行评估。

在这个目标下，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要关心的事很多。老年人营养不良，存在很多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老人的消化系统疾病造成吸收障碍、口腔问题影响咀嚼、存在吞咽障碍，也可能是体力下降，老人独居，或者居住在高层没有电梯，难以买菜和备餐，还可能是抑郁。老人内在功能的下降与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配偶的离世可能就是他们健康轨迹下行的“拐点”。有些老人的认知能力突然下降很快，可能是药物不良反应，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戴眼镜或助听器，与社会隔离，缺乏感官刺激。这些衰老或外在问题是可逆的，可以处理的。

老年医学强调功能的维护和发挥，但这个过程并不只在医院，靠医生完成。

以老年髋部骨折为例，它通常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国际上，发生髋关节骨折的老人，一年死亡率高达20%～30%。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近些年成功地把这个数字降低到6.5%。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组建多学科团队，采取骨科和老年科共管模式，使住院48小时内的手术比例超过70%。因此，这些老人住院三五天就可能出院回家。

在他们出院之前，另外一股力量已经开始介入。整合照护管理师会介入治疗，了解病人的整体情况、出院之后的注意事项和潜在风险。老人回家后，居家康复治疗就开始了。

整合照护管理师崔雪凤说，髋关节骨折的老人康复治疗要持续两三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做的是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一般一个月可以站立和行走，有些状态好的老人，甚至能直接脱拐。

康复治疗能为老人提供的帮助不仅是这些。在老年历程里的任何一个阶段，康复治疗都有可能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不是被动的，也绝不能被动。刘晓红说，对于人的整体预期寿命，医疗的贡献率可能只有8%，而生活方式的贡献率大约有60%。

老年的规划不只是“养老”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生活的基础是“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成为所有人跨入另一种人生状态的“发令枪”。但“三段式”人生的历史大约只有100年。

1908年，英国创立养老金时，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被设置为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

今天的老年人比过去时代的老年人都要健康。健康的时段还可能随着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延长。在英国，2000年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其中延长2.8年是健康预期寿命。

当步入老年但依然健康、具有活力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退休“躺平”。

露西·凯拉韦是英国《金融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就在临近英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60岁时，凯拉韦遇到了巨大的困扰：面对这份从事了31年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法做得更好了。这种沮丧感甚至会在凌晨3点纠缠她。

对她而言，退休回家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凯拉韦想，成年人总问孩子“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成为一种人。她在网上搜索到一个预期寿命计算器。算法信誓旦旦地预言，她能活到94岁。凯拉韦想，这意味着，就算她人生的最后20年都用来过退休生活，她也还有20年的时间，足以用来成就另一份职业。

于是，58岁的凯拉韦从《金融时报》辞职，重新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不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50多岁，还想在这份高尚的职业中焕发第二春的人”，抱着这种想法，凯拉韦顺带创办了社会组织“现在教书吧”，想要帮助那些同样有志于此的人迈出这一步。她很快收到1000余份申请书，申请人有投资人、银行家、律师，还有演员、医生、牧师……好像所有人都厌倦了已经从事几十年的职业，又不甘退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他用。

一种常常能观察到的情形是，一些人在刚刚退休的一段时间内，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得到了休息和运动，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会比上班的时候更好。但是，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工作的人在功能维护上的优势更大。“相比完全退休，许多老人更理想的情况是，采用更弹性的工作方式，或者能够从事一些更适合老年人身体状态和特点的工作。”

要实现这种更为理想的状态，需要个人的规划和努力，更需要社会提供这类的机会和制度。

打造适老社会

去年，王怀南在迈入50岁的当口儿决定二次创业，做一个面向中老年人的品牌。

做这个决定和王怀南经历的一件大事相关：2019年，耄耋之年的父亲被确诊患有癌症。一年内，父亲动了两次手术，一次手术时间就长达15小时。王怀南守在手术室外面，才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于是，癌症逼着王怀南长久地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聊天，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了父亲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父亲年迈，牙口不好，消化能力弱，对营养摄入又有要求，但在市面上很难找到符合需求的食品。父亲的听力一般，但助听器不仅昂贵，而且体积很大，戴上去非常影响整体形象。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老花眼镜也有“玄机”。“其实，人的老视度数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在屋内屋外的不同光线下，用眼镜视物的效果也不一样。结果就是，戴着一副普通的老花镜，既看不清远方，也看不清近处。很多老人其实都是在一个看什么都觉得模模糊糊而且听不太清楚声音的世界活着。”

王怀南研究发现，如果用中国通用的工业体系标准去划分，日本有4万多种老年产品，中国有大约2000种老年产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见都没见过。他们的选择很少，甚至都没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需求。”王怀南说，“我们说建设适老社会，但当下的社会，和真正的适老社会还相差甚远。”

从另一层面来说，适老还意味着打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社会氛围。

2011年，顾春玲从北京回到老家上海，创立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在社区做针对认知症相关的服务。认知症就是人们惯常称呼的“痴呆”。

“最初，我们找到社区，提出想做认知症服务。社区的人说：‘你们来错地方了，我们这个社区2.4万名老人中只有3名老人有认知障碍，其中两名已经重度失能，这是我们普查的结果。’”顾春玲傻眼了。最后她直接跑到医院，找到神经内科的主任，从医生那里才找到最早的服务对象。后来，顾春玲才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老人害怕患这种病，对这个问题避之不及，哪怕有了症状，也最好能够像鸵鸟一样能藏多久是多久。家属也害怕。很多家属说“你千万不要让我的邻居知道，也不要让居委会知道”，甚至还会瞒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2016年，顾春玲开始尝试推广认知症友好社区，联系了浦东的塘桥街道，在这个街道率先建立一个根据地。顾春玲的团队定下一个原则：科普要有趣；干预有成效；不能自己闷头干，一定要发动整个社区居民参与进来。

“尽美”建立社联体网络，把派出所、银行、超市、学校、消防中队都动员起来，让他们了解认知症患者和其家人的难处，也让大家明白如何为他们提供帮助。

2021年，顾春玲的团队跟社区基金会协作，开了一家洋泾记忆咖啡馆。社区里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在咖啡馆做服务生，他们被大家称作“老宝贝”。

咖啡馆的设计很符合年轻人的品位。社区里的白领、学生都可以来咖啡馆预约场地办活动。咖啡馆的后面是社区的文化中心，还有篮球场。篮球队的年轻人每次都会来咖啡馆开会。家长带着孩子从社区图书馆出来，也会顺便来喝一杯咖啡。孩子们放学也会自己跑到咖啡馆里来，因为咖啡馆里有给认知症老人准备的触屏游戏，他们也喜欢。在这个空间里，认知症变成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老宝贝”们把摩卡送成了卡布奇诺，也没有人会介意。

（炯 炯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24期，本刊节选，陈玉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