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黑熊重要吗

陈嘉映

一次，我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

对此，我也有一个疑问，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黑熊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场面，深受震动。她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反正不要以为，不建剧院，天下寒士就会有房安居。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情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之外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只有自己能质问自己。

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谁、谴责谁。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们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惊人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宣传扶贫人士的无私努力，讲述贫富巨大差距的危害，但不譴责。

我们谴责为富不仁，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