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算法的年轻人

算法入侵生活

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一群普通人决心和看不见的算法博弈。

2021年夏，夏溪和丈夫聊起婆媳相处的琐事，比如婆婆不打招呼就直接拿了钥匙来家里的行为，让她觉得没有边界感。睡前，她打开某短视频App，打算消磨时间。手指上滑，一条关于轻松化解婆媳矛盾的视频跳出。夏溪感到不对劲。这怎么可能呢?她从未在上面搜索过相关关键词，而且明明已经关闭了它的麦克风使用权限。

嫌恶从夏溪心里钻出，然后是害怕。她担心手机偷听自己说话。

上一次出现这种被“监听”的感觉，是夏溪某天在办公室加班时。同事问起晚饭点什么外卖，她随口说出脑子里蹦出的选项：“我有点想吃串串。”随后，还没来得及在手机外卖App的搜索栏输入关键词，一家串串店的名字就已出现在推荐列表的第二栏，之前她从未在搜索栏里输入与串串相关的关键词。

手机App越来越懂人，已不是新奇事。个性化推荐的功能，依托的是算法，它根据人们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及迭代。算法广为人们接受的一面，是在海量信息中替人们高效筛选出优质内容和结果，减少他们的决策时间。

但这只是起点。时间向前延展，取悦用户的算法成为潘多拉的盒子，问题也随之而来——算法正在入侵生活。看不见的算法和背后的平台，它们具体如何采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黑箱”。

外卖App是否会“偷听”用户说话?答案悬在半空。可以确认的是，虽然技术上存在手机App获取用户语音信息的可能，但是这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精准推荐源自“偷听”内容。因为想要“猜你喜欢什么”，平台还有许多条路可选：人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曾经的搜索习惯、喜欢过的内容等都可以成为大数据智能推荐平台推测用户兴趣范围的依据。

第一次发现手机“偷听”自己时，夏溪正从事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她和数据离得很近，明白算法运作的逻辑——人们在数字平台上输入的关键词、浏览过的物品等数据，会被后台记录，经过机器运算或人为分析后，具体的用户画像随之诞生。根据这些画像和标签，商家可以更精准地投放广告。

持续与数据打交道，面对算法带来的便利，夏溪更希望守住个人隐私的边界。她可以接受平台基于自己已有的行为数据，分析并进行个性化推荐，但她无法忍受无端被猜中喜好。她认为这是一种入侵。

于是，夏溪卸载了那个外卖软件，并关闭了大部分不必要软件的语音授权。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她的警惕又多了几分。

另一种入侵更悄无声息。

如今，22岁的斯坦仍记得3年前被某购物软件推荐页面窗口迷住的场景。只要点进那个小方框，就会出现根据算法推荐的一列商品窗口——每点进其中一个窗口，就会看到更多推荐物品。

穿梭在无限延伸的虚拟橱窗中，斯坦看得入迷，手指轻滑，永远有新的好物等在后边，即使自己买不起，也逛得开心。如此反复，那个无限嵌套的迷宫仿佛没有尽头。一晃，十几分钟过去了。

很多时候，斯坦习惯用在App里闲逛的方式消磨时间。

和斯坦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留在了各类手机App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其中，占据人们每日使用时长前三名的App类型分别为短视频、即时通信和在线视频。

几乎每一类手机软件都带有个性化内容推荐，当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延伸器官，它也成为算法和人产生深入交互最直接的载体。算法推荐并不是导致人们信息成瘾的唯一原因，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投喂式的内容推荐很容易导致人们获取的内容同质化。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人们难以跳出已有认知的怪圈，于是，认知、判断和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说，算法应用正全面普及，人们在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

算法本应是辅助人们做决定的工具，人们怎么会被它牵着鼻子走?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蹊跷，他们决心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抗算法。

对抗

对抗算法的年轻人多是数字原住民。他们自小接触网络世界，难以通过完全脱离数字技术达到摆脱算法影响的目的。他们寻找的，是更可行的迂回战术。

有人尝试在互联网上隐身，或者迷惑平台，不让它们看清真实的自己。

如果有可能，夏溪上网时尽量选择无痕界面或清理网页Cookies(服务器暂存在电脑里的资料)，抹掉自己的痕迹，假如这招行不通，她会小心地区分自己在每个平台上的使用习惯，“我希望在不同平台有不同‘人设’”。例如，在经常购买图书、办公用品和电子产品的平台，后台大概率会将她识别为知识女性;但在另一个经常购买生活用品的平台，她会更像一个家庭主妇。

从大学开始，夏溪和男朋友共用一个购物软件的账号。婚后，她的婆婆也成为该账号的使用者。如此一来，平台难以看清账号主人的真实面目——既是青年人，也是老年人;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站在这样模糊的虚拟面目背后，她有一种安全感。

尽管如此伪装，但仍存在漏洞。假如有人获取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而拿到两个或多个平台上个人的数据信息，进行拼图就有了可能——最接近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形象将难以在互联网上遁形。对此，夏溪还是无能为力。

遭遇外卖平台“偷听”事件后，夏溪只给工作中必须用到的两三个通信软件和语音工具，开启了麦克风使用权限。假如其他软件需要开启，她会到需要时再打开，并在使用后将权限关闭。而且，每次更新手机系统，她都会一一检查权限。

前不久，当她发觉某短视频App在已经关闭语音权限的前提下，仍然存在“偷听”嫌疑，无力感再次浮现。她试图弄清背后的蹊跷之处。

她发现，关掉语音助手获取麦克风的权限后，短视频App上关于婆媳关系的推送视频消失了。

在语音助手和智能音箱随处可见的今天，“偷听”似乎难以避免。夏溪明白这一点，但她觉得自己还是得“站起来”——即使做不到反抗，她也得做点什么。

同时，面对算法内容推荐的套路，有人正在想办法打破它。

从事用户调研工作的三七是资深短视频爱好者。她在快手和抖音上各开了一个账号，并且有意训练它们获得不同的短视频内容。她习惯在快手上浏览萌宠、滴胶手工制作等内容。但对于抖音，在发现平台推荐内容过于迎合自己的喜好，而缺少新鲜感之后，她试图反套路而行之。

某次，她发现，假如持续刷新直播页面，推荐页的内容会变得更多样。接着，她有意取消关注一些美妆、美食探店、小说推荐类博主。没过多久，重新变成“新人”的她，抖音首页上多了许多粉丝还不多的新人博主，以及女性、育儿和教育等社会公共话题相关内容。这种新鲜感让她兴奋。

也有人决定直接减少手机App的使用时间，尽可能杜绝干扰。想达到这一点，退回网页端是一个好方法。

成日和这些App相处，斯坦觉得自己的生活正被信息轰炸。他删除了手机里的十几个App，退回网页端，用电脑网页购物，在手机上用网页版微博和网页版豆瓣。

随后，斯坦使用这些平台的次数明显减少。刚开始，他还会每天查看网页版知乎、微博和豆瓣。到后来，他保持着隔几天查看一次的频率。最后，他不再看微博，只保留了定期上豆瓣网逛逛的习惯。

不只是他，“反技术依赖”小组里的一些人也在尝试使用不同平台的手机网页端以戒掉自己的App瘾症。还有一些人直接选择了物理隔绝的方法——购买一个带电子锁的保鲜盒，每天下班后将手机锁在里面，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将它取出。

拿回主动权

在算法侵入生活的隐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不安：人的判断和决策被技术操控。

对于这些选择对抗算法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在这场技术入侵生活的战役中，重新拿回主动权。但想要重新拿回主动权，是否还有别的想象?

在美国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数据科学家卡西·奥尼尔表示：“算法是内嵌在代码中的观点，它并非客观的，而是被某种成功的定义所优化。因此，你能想象，假如一家商业公司根据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制定了一套算法，那是关于获得商业利益的，往往是需要盈利的。”

纪录片中，一幅以技术为齿轮的商业画卷被铺开：一款手机软件的背后，有数位工程师试图结合心理学知识，设计软件的功能和算法，让人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停留在某款软件上。紧接着，通过广告投放等方式，用户注意力被转变为商业利益。脸书前总裁希恩·帕克在纪录片中承认：“利用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赚钱，包括我、马克、照片墙的凯文·斯特罗姆在内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依然这么做了。”

回归现实，从硅谷到国内，这套商业和科技巨头共同塑造出的注意力经济已成为主流。

夏溪对这套运行逻辑十分熟悉，她也明白个体在面对巨大的商业帝国时，难以撼动它们，“我能做得更多的是保护好自己”。但是，她仍在期待新的转变：“我理解资本家需要赚钱，但是该换一种商业模式了。”夏溪期待的，是企业应该首先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才是获得收益。

彭兰也呼吁从业者看到“算法向善”的新可能——希望业内不要将算法推向工具理性的极端，而应该在价值理性的前提下更看重算法伦理的目标、原则与实现路径。

2021年8月，从事无人驾驶相关工作的夏溪，每周工作日大部分的工作是“开车”。她坐着那辆带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穿梭于上海市区。在每天100公里的路程中，算法需要在她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完善和成熟。

而目前自动辅助驾驶仍存在许多边界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通过测试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这种测试比夏溪自己开车还累，但她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当技术足够成熟，它就可以缓解人们的驾驶焦虑，让人们获得更便利的驾驶体验。

人和科技是怎样的关系?夏溪的脑中有一幅画面：左边是人脑，右边是机器，二者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科技应该是服务于人类，对人类有帮助的。

(婵 娟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