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格非

格非

格非曾经写信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得过一种怪病，什么水碰到身上他都觉得烫，即使是凉水也如此。优秀的医生也许能说出所以然，不过大多数医生对于这种怪病，恐怕只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听了之后目瞪口呆。不是什么病医生都能看好的，有的病自然而然地就好了，说是说不清楚的。

格非写信跟我谈这些，是因为我也和过去的他一样，正被一种很怪的毛病缠身，看了好多名医生都不见效。举例来说，我和朋友一起去洗桑拿浴，朋友热得吃不消，一次次出去冲凉，可我自始至终“舍不得”出汗，结果所有的热量似乎都到了头发上，摸上去烫手。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惊叹不已，连声说我是异人。当然这种“异”，其实怪吓人的，格非写信给我，目的就是现身说法，用他自己的事例安慰我。

在文坛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余华、格非、苏童，还有我，常常被放在一起议论。其实他们3个都比我小，也比我更有才华，尤其是格非，比我小了足足8岁，他成名的时候只有22岁。那一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迷舟》，这是一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作品。

3个人中，我最后认识的也是格非。那是去山东领奖，我对他心仪已久，一见面我们俩就好像成了老朋友。记得是在一家很不错的宾馆的大厅里，格非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寂寞无比。见了我们，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江苏作家人多势众，出门领奖，很少孤家寡人，动辄一帮一伙，这次除了我，还有周梅森和范小青。格非见了我们，连声说：“总算见到你们了!”他又说自己虽人在上海，却是江苏镇江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怜格非坐着硬座，千里迢迢赶来，到济南已是半夜，不忍心让东道主接他，将就着在车站前的草地上躺了半夜。夜里凉，格非竟然没有感冒。我问他为什么不买卧铺票，他回答说买不到。

在海南，《花城》的主编曾对我说：“你们这几个‘先锋派’，没想到会这么老实。”他的话当然有所指。作为主编，他肯定不止一次接待过不那么老实的作家。这年头，作家不一定写得怎么样，大摆作家臭架子的，却大有人在。毫无疑问，格非的小说属于第一流，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不仅没架子，而且没能耐，连一张卧铺票都搞不到。

在一次发言中，格非很诚恳地谈到自己一年的总稿酬是多少，他觉得这个数目对作家来说，已经足够，因此作家不应该为了钱而放弃写作的原则。会上和会后，大家都在议论，觉得格非太书呆子气，他所说的那点稿酬根本就不算多。人们的普遍心态，都是觉得房子永远少一间，工资永远差一级，说钱已经足够了，不是书呆子还能是什么。

格非有一块很昂贵的欧米茄手表，是他的老丈人出国回来带给他的礼物。我们曾在一家手表店做过比较，那种远不及他那块表的，也要卖好几千元。蓝星笔会期间，在三亚一家挺像样的宾馆里，我和王干住一个房间，格非和余华住一个房间。有一天晚上，王干和余华为谁的围棋段位高“大打出手”，难解难分。于是，格非只能逃到我的房间来。我这人马大哈，晚上临睡觉时，忘了把锁已经有些坏的门锁上，结果天快亮时，3个小偷溜了进来。我被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睡意蒙眬中，还以为是格非起来上厕所，后来又以为是他在找安眠药。安眠药放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我转过身，刚想和他说话，却看见枕头边站着两个陌生人。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站在门口的另一个小偷已向我扑了过来，手对着我潇洒地一挥，一大团气雾劈头盖脸地袭来。我只感到眼睛疼、喉咙痛，差一点儿窒息，看不见人也说不出话。格非被我挣扎的声音惊醒，尚未坐起来，便享受了和我同样的待遇，立刻被掀翻在床上。

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我当时就明白是遭劫了。格非以为是有人在和他开玩笑，气愤地说：“太野蛮了，怎么能这样?”

这次遇险，我和格非一人损失了一块手表。我的是块旧电子表，扔了可惜，被偷了不心疼，格非可就惨了。事后，警察赶了过来，是一位穿便衣的局长。小偷早已溜之大吉，我们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像写小说那样，坐下来写下事情经过。很多人都跑来问我们，一边问，一边笑，不相信我和格非的遭遇会是真的，因为这件事太富有戏剧性了。这种事在报纸上倒也看过，可真发生在自己身上，连我们都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性。那喷向我们的气雾，可能是进口货，供女子防身用的，也可能是“敌杀死”，反正那滋味不好受。

格非后来很紧张，说如果他真知道来人是小偷，很可能出于本能，跳起来搏斗。余华曾对我说，格非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常常在街上打抱不平，会和别人动手打架。勇敢是一种本能，就像我的本能是懦弱一样，格非不会像我那样叫人抢了就抢了，他一定会奋起反击，但我们显然不是那3个小偷的对手。

(入溪桥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生有热烈，藏与俗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