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写作照见时代褶皱里的人群

黄灯

在网上，有人说黄灯是一名难得的在场观察者，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学生口中，她是一个“很亲学生的老师”、亲切的“灯哥”。无疑，黄灯是另类的学者和老师。她的许多文章和专著，成为互联网上热点话题的讨论中心。

她的出现，似乎说明了一个学者以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问题的可能。

这两年，随着“二本学生”“小镇青年”等话题的发酵，黄灯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20年，黄灯因为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为大家所熟知，牵动了大家对教育和社会转型的思考。

20多年来，她从家乡湖南汨罗出发，成为岳阳的一名纺织厂工人;接着，她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最终，她来到广州、深圳，成为一名学者和大学老师。

从工人到知识分子，从中国内陆乡村到东南沿海城市，黄灯的生活一再跃迁，不变的，是她的普通话里，仍旧保留着汨罗乡音。似乎那是一个她不愿意放下的“身份牌”，是她一直未曾丢弃的关照视角。

讲台下的面孔

2005年夏天，在广东金融学院，黄灯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堂课。“新人配新人”，黄灯第一次当老师，台下的学生也是第一次当大学生。

那时候，黄灯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职业;而台下的学生，也刚开始探索他们的大学生活。

第一堂课，从破除权威开始。她交代学生们“不要听话”，鼓励学生畅所欲言、释放天性，“我的课你们可以不来，我绝对不会用考勤威胁你们。但是，你们要保证人身安全，不要到外面乱逛、做危险的事情”。

学生们反而更喜欢来上课了。一开始，学生们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她的课堂还是活跃了起来。她从来不会一个人讲到底，她的课堂上，重要的还是学生的反馈。

一方面，学生的真诚与好奇感染着黄灯，但另一方面，她明显地察觉到，这些大学生的状态与自己当初上大学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对她来说，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学生们早已忽略真实的自我，他们有“一种深深的茫然”，这让黄灯感到不知所措。

相比于完成“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登记表”“教学科研人员考核登记表”等考核任务，黄灯把兴趣投向讲台下这一个个模糊的面孔，开始思索这些年轻人生命历程的成因与走向。

在和学生的日常交往中，黄灯逐渐勾勒出了这个二本学生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农村、乡镇走进大城市，在应试教育之下，“被删削掉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沦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

尽管几乎成了“小镇做题家”，他们大部分人却只拿到并不抢眼的本科学历，对未来有着前所未有的茫然。二本院校学生整体出路的逼仄，成为困扰黄灯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问题。

从2014年开始，一半是出于逃避机械的行政任务带来的丧失感，一半是出于无解的困惑，黄灯开始有意找学生做访谈，于是就有了这本《我的二本学生》。

在这本用蓝色装饰封皮的书中，50多名学生及其背后的青年群体，就像被海浪托起的贝壳一样，出现在沙滩上，躲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史上不起眼的一角。

一股冲撞的力量

黄灯有关《我的二本学生》的写作，从广州3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龙洞总站开始。

每天，黄灯需要乘坐39路公交车，从始发站到位于天河区北边的广东金融学院。

曾经被嫌弃的荒凉的龙洞，随着地铁6号线的开通以及东部萝岗片区的崛起，房价迎来了不可思议的飙升。“再也没有人认为龙洞是农村”，在财富增长与城市的剧烈变迁中，高级楼盘耸立，城市日渐光鲜。

不过，牵动她的，是那些嵌在时代发展褶皱中不易被察觉的人群。

居住在城中村“握手楼”的流动人口与高档小区的住户一起，共享着同一个地铁站。一个地铁站，不同出口截然不同的景观，昭示着不同人群悬殊的境遇。

她的笔触，抵达了在城中村布置温馨房间的伟福、妈妈是越南新娘的沐光、留守儿童秀珊……而相比起这些能够说得出名字的个体，她内心还有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因为二本学生更能反映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境遇。

黄灯说，当一个学生站在她面前，她会生出一种纵深感和历史感，自己就像透视镜一样，看到每个人身上流淌的生命史。透过这些生命，她不停地追问：“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她对人在倏忽之间生命机遇产生的差异十分敏感，一股“不平”的力量始终在冲撞着她。

从2002年到2003年，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黄灯突然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当她陷于博士论文虚空营构的时候，对于知识界的失望不断溢出。曾经的她受到启蒙精神的浸染，早就认定了知识分子应该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

但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这里弥漫着精致利己的精英主义，刻板的学术概念和程式化的学术训练让她感到虚无。困顿之时，她发现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关于求学的经历，她心中是一片茫然。相反，当她试图写点儿什么的时候，自己曾有意无意回避的“工厂经验”和农村经历一并从笔下涌出。

不是为了获得学分，也不是为了拿到学位，这次自由书写让她发现，自己最牵挂的是她“大地上的亲人”和工厂曾经的同事。

她想起2002年的中秋节傍晚，多年未见的堂弟黄职培拎着一盒精装月饼和一箱牛奶来到她在中山大学的宿舍。堂弟说：“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便匆匆离开，他大概深知身份不同，不便打扰。

顿时，感动与羞愧浮上黄灯的心头。19岁的堂弟，从小失去母亲，不满14岁就跟随父亲南下广州打工。尽管如此，他仍未忘记关心亲人。此前，黄灯早就听母亲说过，不少亲人蜗居在广州一个叫作棠下的城中村，但她从未涉足。在潜意识里，她自动选择与他们保持距离。

在那之后，黄灯开始主动去亲人们聚居的城中村棠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广州传说中的“一线天”“握手楼”，混乱、肮脏、吵闹、气味不明的街道，承载了这个群体讨生活的沉重。

2003年，黄灯将一系列回忆工友以及家乡的文章，取名《细节》，发表在当时的先锋文学杂志《天涯》上。这些几乎潮涌般的书写，后来被黄灯称作“放血式的写作”，它将黄灯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

那两年，这股无以名状的力量终于被黄灯捕捉，并加以确认。在一次次靠近艰辛的生活中，她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也确认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她体内的存活。

这个力量一次次撞击着她，使她一次次走近那些长期被隐匿的群体，那是她的工友、她“大地上的亲人”，也是她的“二本学生”，是各个时代社会转型中不被看见的弱势群体。

担心自己的笔变得油滑

几乎所有见过黄灯的人，都会被她朴素的亲和力感染，但这种亲和力，并不来自练达和圆融。

她说话没有架子，在学校食堂吃饭，经常能和不认识的学生聊起来。但她身上，同时还有凌厉的一面，对不认同的事，她会毫不顾忌地“拍桌子”。

2005年，黄灯到广东金融学院工作。在任职前，她和其他刚入职的老师一起参加一场岗前培训。只见讲台上的培训老师满口胡言，似乎在告诉大家，去当老师就是骗口饭吃，一副“我就是来糊弄你们”的态度。

黄灯惊讶于一个大教室里，没有人说一句反对的话。她听不下去了，便当场站起来辩论：“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

一种持续的对于虚伪的愤怒，始终藏在她体内，并时常被触发。

在2018年的毕业典礼上，黄灯作为广东金融学院的教授致辞，这是她在这所学校任教的最后一年。多年来，她呼唤二本学生认知自我和时代，让他们学会拥有判断力、思考力、行动力。末了，她还对学生们提出更高的希望：“在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能够更多感知他人的需求和期待，除了关心自己的粮食和蔬菜，除了关心收入和房价，我们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应该懂得打开另一个视角，适当超越于个人的困顿之外，将目光对准他人……”

当时，2018年毕业的曹林也在主席台下，她感觉到了台下同学们的兴奋和骚动。虽然她只在大三的时候选修过黄灯的一门“乡村文化研究”的课程，但她还是感觉到黄灯给整个学院带来的定心丸作用，“至少不那么浮躁了”。她说的“浮躁”，是身为二本学生，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就读的自卑和慌张——“名校的学生一出校园就可以大方谈论自己的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没人知道。”

如今，黄灯从广东金融学院来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遇见许多专科生，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非虚构写作工坊。

对于多年来几度因为写作走红，黄灯心存警惕。

她对自己有要求：“一个写作者，对出版要有所节制。”她也开过微信公众号，后来逐渐不更新了，究其原因，是担心“自己的笔变得油滑”，“那些跟市场关联得过于紧密的文字，会让你的笔越写越松，对文字应该有敬畏感”。

虽然认同文字的重要性，但她也时常问自己：“这个文字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这些年来，因为“出圈”，各种活动、采访纷至沓来，她甚至觉得自己“写作水平还下降了”，令她欣慰的是，通过这些文字，一些隐匿的群体被看到，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她甚至不觉得“二本学生”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其意义比教好学生更重要。让这些学生真正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才是她最关心的。

这些年来，她坦言自己对于始终追寻的问题更悲观了。相比写作时带着疑问，现在黄灯更加确认，学生的困境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只不过，她说，自己同时也是个乐观的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好害怕的，最糟糕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过”，到现场、去行动，便是她的乐观主义。

末了，黄灯聊起自己的儿子，母亲的慈爱在她脸上浮现，只不过，随后便是一丝愧疚。她谈起，在《十三邀》第六季第一期播出后，儿子看了视频，突然跟她说：“妈妈，原来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你教了那么多人，怎么从来都不教我?”

多年来，黄灯对于家庭的照顾并不多，她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工作与外部的事情。

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再次泛起了微波。

(夜来晴摘自“新周刊”App，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