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根于器

“才根于器”是曾国藩说的一句话，源于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初四日给其九弟的家书。原文是：“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才”，这个字好理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才华、能耐、本事;“器”的含义稍微复杂一些，它应该是指人的精神气质，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操守、修养、性情等等。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器”可以促成“才”的生长，更可以促进“才”的持续积累。

“器”的第一个层面是站位。一个人站的位置高，看得远，想得深，耐得烦，他的格局才会宏大，才不会为一时的利益、瞬间的虚荣所迷惑。曾国藩一生以孔孟等大儒为榜样，立志做圣人，甚至连多看了两眼美女都要在日记里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换句话说，在眼前的无上荣华与身后的忠臣名望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人的品质必须清澈，这是“器”的第二个层面。品质好既是一种内心的纯度，也是一种取信于他人的透明度。曾国藩做官，抵得住物质诱惑。手握几千万两银子的军费，却分文不取，明明可以依陋规据为己有。对下属送来的礼品、礼金，他也一概谢绝。由于其为政清廉，身为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身后留下的银子却很少。他待人讲究敬恕。不仅对倭仁、陈岱云、邵蕙西等朋友始终保持尊敬，就是对不怎么成器的人，也力求保全其脸面。妹夫王率五一无所长，却瞒着家人来京，希望借曾国藩的名声找事做，结果没有如愿。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望大人不加责，并戒家中及近处无相讥讪为幸。”曾国藩在江西领军作战时，因为抽取厘金，与当地官员闹得不可开交。父亲去世，他趁丁忧之机，打了报告不等批准就回了湖南。朋友有的理解他，有的不理解，左宗棠等人还写信相讥。曾国藩也生过气，最后还是原谅了老朋友。

“器”铺底的东西是良知。人有良知，就有了做人的底线，也就有了处事的敬畏心。良知是道德的及格线，再上一个台阶，便是我们通常说的忠诚、善良、崇高之类了。一个人有了良知，其站位和操守才有起码的保证。曾国藩一生总是觉得愧对江西，其一，他在江西设卡抽厘，取得多，由于无民事之权，泽民之事做得少;其二，不能接见官员;其三，当地绅士不少人主动出钱出物，曾国藩却无以为报。为此，曾国藩写信给接手的曾国荃，希望他弥补自己的过失，那封信是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相隔一百六十多年的时光，其闪耀的良知至今让我们动容。

“才根于器”，“器”与“才”相配，我们的“才”方可不用偏，也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一种启示。

（王世全摘自微信公众号“宇明游目”，顾 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