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看见人类的邻居
这是北半球一个普通的夏日,张瑜又开始搜寻城市里那些并不普通的“居民”。半空中一阵叽叽喳喳,他循声望去,几只乌鸫正掠过头顶。
在这位绘图师眼中,拥有超过2184 万人口的北京,比人们以为的容量更大。安置在建筑物外墙上的空调外机,常被麻雀当作驿站;啄木鸟把巢建在楼体的保温层上;比起游客,松鼠更像公园里几百岁巨树的主人;杂草堆、落叶堆、废弃的纸箱被刺猬就地征用……张瑜在看见城市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动物。
张瑜是生活在北京的天津人,43 岁,担任《博物》杂志的插图编辑,自称“自然观察者”。说着一口“津普”的张瑜,谈起动物来滔滔不绝。他常身着工装,背着三四公斤重的摄像器材去公园里看动物。早春,他在公园里看鸭子觅食;入伏,他去京郊树林观螳螂捕蝉的大戏;秋后,采集松果的松鼠成为他的主要观察对象。
张瑜说,看动物有时是为了画画,但更多是出于对动物纯粹的喜爱之情。
小时候,他和父母住在天津海河边上,一家三口挤在面积只有11 平方米的胡同平房里。有户人家卖干货,老鼠循着味道来,满院乱跑。他不害怕,还饶有兴致地观察老鼠怎么爬钢丝,在塑料布前表演“皮影戏”。
鸭子则是他亲近自然的第一位“导师”。张瑜记得,读六年级时,他向同学借了1.5元,从农贸市场买了两只小鸭子。看到它们扁扁的小嘴,以及船桨般的蹼掌,他一下子被“萌”化了。他带着鸭子在河里游泳,抓田螺喂它们,把它们养得油光水滑。每次回家,他在胡同里一喊,鸭子就摇摇晃晃地向他跑来,任他抚摸。
通过近距离观察动物,他领悟到自然之美。鸭子换完羽,羽毛如丝绒一般顺滑,一片片排列出菱形花纹,能从不同角度看到色彩变幻,呈现出一种“秩序上的美感”。
他还记得院子里金银花上的螳螂,在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两个小黑点滴溜溜乱转。待了片刻,螳螂微微晃动几下,开始用两把大刀“洗脸”,散发出一种“刚柔并济的气质”。他放生过啄木鸟,那双黑白相间的翅膀上扇下合,穿越工厂和树林,画出波浪一般的飞行轨迹。那一刻,他自己好像也脱离重力影响,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受。
放学路上,他会蹲在路边看鸭子,忘记回家吃饭。看完电视里播放的摩托车的广告,他迷上了里面的螳螂。他曾把一只螳螂放进小瓶子,上课时看,写作业时也看。为此,他曾被一些同学歧视,“这个人太怪,养的东西太土了”。
张瑜读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的《雁语者》,仿佛看到自己“跨时空的镜像”,产生了情感共鸣。康拉德·劳伦兹说:“一个人,只要目睹了自然界固有的美丽,就再也无法离开。他要么成为诗人,要么成为博物学家。”
读高二时,张瑜拥有了人生第一架望远镜,他带着望远镜骑车去郊外观鸟。在水田见到一只黑翅长脚鸟,他能激动半天;看到数千只红嘴鸥在鱼塘上空盘旋,他仿若置身仙境。后来,每次出行,他总想走得再远点儿,多见几种鸟。随着记录本上鸟名的增加,董鸡、普通秧鸡、小田鸡这类并不容易见到真身的水鸟,他也不觉得稀奇了。读研究生时,他到了更远的地方,去海南研究山鹧鸪,去东北的自然保护区看白鹤。
“集邮”式的观鸟让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为了见新物种,还是为了见“老朋友”,或者就是单纯地愿意身处自然中。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他想到观鸟的初衷,与物种“稀有度”无关,“光是看着就过瘾”,于是,他将视角转向动物“生活史”。
为了了解螳螂捕蝉的完整过程,他曾在一棵树下待12小时认真观察,其间最远只离开过20 米。最近,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拍摄啄木鸟幼鸟离巢的过程,把相机架在远处,每次都拍几个小时。他反对一群人挤在树下拍鸟的行为,因为有的鸟受到干扰后,会减少喂幼鸟的次数,使幼鸟被迫提前离巢。
在张瑜看来,慢观察的方式,可以让人感受到自然本来的节奏。小时候,他在家里养螳螂,看它生擒蚱蜢、斩首飞蝗、截获蛐蛐儿。久而久之,这种人类刻意营造的冲突让他感到厌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家门前发现一只螳螂正在小心逼近一只舔舐花蜜的苍蝇。螳螂时而疾步,时而静伏,根据苍蝇动作的变化调整狩猎策略,最后,它瞬间出击,将苍蝇一招毙命。这次“观战”让他体会到自然本身的魅力。
他看松鼠对付“硬核”坚果,发现有的松鼠捧着坚果不断翻转,寻找突破口,有时还会用牙触碰试探;有的松鼠则盲目下口,事倍功半。
松鼠会分类储存不同的食物,遇到人“偷”松塔,就会增加树上存放的比例,减少地面的存储量。“动物无时无刻不在变通”,这让张瑜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凡事别太一根筋”。
有时候,动物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共享家园。张瑜看到,吃住在同“一条街”的松鼠,每天出来“逛街”,讲究先后次序,以避免冲突和尴尬,规矩只在繁殖季节被打破。
观察得越久,张瑜越觉得大自然真的非常残酷。空间记忆能力差的“路痴”松鼠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身体抱恙的松鼠会遭到喜鹊的捕食。一些在人类看起来有趣的行为,于动物而言只是为了生存。比如,成年鸭子睡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观察周围环境,保护小鸭子不受伤害。
有人问张瑜,孩子出现极端情绪,观察自然能否帮助缓解。他的体会是,看多了动物的生活,更能理解“相比生存,很多烦恼都是太渺小的事”。
生活对张瑜而言也是战场。上大学时,他想读与动物有关的专业,家人不同意,认为不好找工作,他坚持己见。研究生毕业后,他有一年多时间找不到工作,干过婚庆摄像,接过拍会议的活儿,应聘过打字人员,还被骗走100 元“押金”。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打零工,给杂志撰稿。张瑜始终觉得,只要有手艺,就衣食不愁。
他自认为不善交际,最理想的生活是在大自然里隐居,就像在海南的山里研究山鹧鸪时一样。那时,他吃得很差,但可以看树、鸟和螳螂。他曾捉了40 多只螳螂,把它们放在罩着网纱的塑料桶里,记录它们羽化、蜕皮、产卵的过程,乐此不疲。他回忆,那段时间太幸福了,“就像孙悟空进了花果山”。
“花果山”外的现实是,他还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目前的工作没有编制,但张瑜认为能做喜欢的事,还能有收入,就挺知足。他不网购,不逛商场,也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喜欢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一边哼着歌,一边捕捉沿途的动物身影,随时能停车。有一回,他在北京北四环的马路上骑车,听到啄木鸟的叫声,顺着鸟飞的方向,找到好几个鸟巢。
他的家、工作地点距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到两公里,这方便他观察动物。有时候,遇上家里有事、树枝被砍等情况,观察动物的进程中断,他会很焦虑。但自然教给他,“只要一直干,结果总会有的”。
一开始观察刺猬,张瑜急于“什么都想瞧清楚、看明白”,但刺猬常常在夜晚出没,他总是一不留神就错过。后来,他放慢脚步、关掉手电筒,坐在林子里静等。刺猬的夜场剧情上演了,它们活动时或横冲直撞,或蹑手蹑脚,还擅长“急停”。炎炎夏日,它们张开四肢,趴在地上,融入周围的杂草——这些都是用手电筒快速扫过时看不到的。
自然也在治愈张瑜。观察动物一天,身体疲惫,但看到晚霞的余晖洒在树叶上,鸟儿驻足,会觉得轻松很多。他在阳台上种了荷花、茉莉、多肉植物,植物的世代交替带给他踏实感。他还养了几只乌龟,看它们一动不动、懒洋洋地晒太阳,心能静下来。
2015 年,张瑜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察刺猬,发现公园里几乎没有蚊子,询问后得知,公众投诉蚊子太多,园方便打药灭蚊。张瑜反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蚊子是一个生态系统里最底层的类群,尽数消灭了后果会很严重”。
在城市里,人与动物如何建立合适的边界是个复杂的问题。城市里的动物捡人扔掉的食物吃,在人类的废弃建筑里栖身,因为人的存在而受益。但有时候,人类的活动又会威胁它们的家园。
一只松鼠孕妈曾经牵动张瑜的心。它把家安在一棵低矮的松树上。冬天,张瑜想拍下它在雪中活动的画面,但到了树下,发现满地都是被修剪的树枝,松鼠的窝也掉在地上。之后,他连续几天没见到那只松鼠。十几天后,他们重逢,张瑜发现松鼠的肚子瘪了,它带着幼崽在一座高层建筑的排水道口安了新家。
听天气预报说有雨,他担心小松鼠被淹死,一晚上没睡着。次日天一亮,他打车跑过去,发现松鼠妈妈的尾巴湿透了,幼崽不见踪影。后来,他亲眼看见松鼠妈妈收拾好喜鹊的旧巢,乔迁新居,才彻底放心。
会受人类惊扰的不光是松鼠。秋末时节,刺猬进入冬眠状态,如果赶上公园或社区的大规模清扫工程,就常常“措手不及”。张瑜建议,有关单位可以在公园环境中安放带有标识的小窝供动物栖息,或者联系相关动物保护组织,在清扫前先排查一遍动物的住所。
据估算,北京生活着600多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500多种鸟,人们需要学着如何与这些动物“居民”相处。几年前,张瑜在一处小区池塘拍鸭子繁殖,突然有一天,鸭妈妈决定带小鸭子搬家,前往距离池塘八九百米的另一片水域,中途要经过一条车流密集的大马路。张瑜听小区的保安说,鸭妈妈带着孩子,早晨5 点开始走,走了好几次又回来了。他们猜测,是鸭妈妈不敢贸然穿越马路。
小区的工作人员最终决定,送这些鸭子离开。张瑜用相机记录下那天的画面:鸭妈妈从容地走在马路上,后面跟着一排小鸭子,道路上的汽车在交通指示灯切换期间排队等候,它们的出行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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