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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们活成了一双腿

分类:话题 作者:李由 整理时间:2023-10-04期刊:《读者》2023年18期 阅读数:人阅读

外卖骑手嵌在城市里,能被看见的似乎只有一双腿,他们的完整人生却少有人问津。纪实摄影师杨一凡决定把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随着视角下沉和深入,骑手们的苦乐,也令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命运。

没中奖的彩票

杨一凡抵达朝阳区边缘那片城中村时,刚刚早上7点。

骑手们住在一个平房私搭的二楼,屋外潦草地糊着水泥,只有一条简易钢梯通往家门。拍摄持续到晚上,杨一凡加入了骑手们的饭局。

那天是星期日,双色球开奖的日子。晚上9 点15 分,二手电视机屏幕上的塑料球开始滚动,围坐着的骑手们放下碗筷,齐刷刷地从衣服里摸出彩票。

许多骑手有买彩票的习惯。有人会在特定的日子买彩票,有人一直坚持买同一组数字,“万一一夜暴富了呢”是最常听到的理由。

在大城市漂泊的人,大多有一颗与大城市适配的野心。对骑手们来说,能实现野心的途径不多,买彩票算是其中一种。

也有人务实一些。有骑手条分缕析地讲述自己在北京买房的规划,那认真的神情,让镜头后的杨一凡想起了初出茅庐的自己。那时他也和眼前的骑手一样,有着宏大的野心。骑手们想要中彩票,或扎根大城市,杨一凡的野心是获得荷赛奖,那是新闻摄影界的最高奖项。

这些野心都经不起细看。买彩票的骑手没人中奖,反而多数身负巨债,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在大城市挣扎,需要“玩命”,才能挣到钱。

骑手们飞奔得越来越快,逐渐只剩一双腿。

不久前,杨一凡跟丢过一个骑手,对方无视红灯,那辆廉价的电动车在马路中间逆行、过弯,甚至漂移,速度超越了道路上的其他车辆。

把生命安全和记录者甩在身后,骑手追寻的希望却如此渺茫,犹如杨一凡已经不再去想的荷赛奖。他在2018 年告别从事10 年的新闻业,创立了自己的非虚构影像厂牌。受疫情影响,公司很快发不出工资,团队解散。这之后,他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经常头晕,有时感到天旋地转、眼冒金星。

拍摄外卖骑手成了一种寄托。

异乡人

杨一凡试图将骑手们还原成一个个生活连贯、完整的人。

2018 年至今,他已经拍摄了近60 名骑手,地点从北京的城中村到贵州的山区,再到河北、广东、湖北、山西、四川等地。他的目标是拍摄100人,把他们的肖像放进美术馆展览。让蓝衣服、黄衣服之下具体的人被看见,也让观者由此反观自身。

“望京三兄弟”是杨一凡在拍摄初期投入最深的项目。2019 年9 月,他来到北京东北六环的望京来广营区域,在骑手聚集区东辛店村寻找采访对象,他看到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正趴在破旧居民楼的外墙上,为自己的电瓶车充电。他叫杨成,甘肃天水人,杨一凡被他带到自己的出租屋内。杨一凡形容,那是一间“没有信仰的人待不住”的房间,不到15 平方米的空间里塞了两张双人床,同住的4 个人各占床铺的一半。桌上地上到处是水瓶和烟头,墙上只有一扇窗户,因为纱窗常年无人清洗,已经黢黑得看不见外面的景象。

杨成话少,有着与27 岁的年纪不相符的老成。到北京当骑手不久,他又喊来老家的兄弟李慧君和周旭旭。奔忙与吃苦,并不能立刻改变三兄弟的命运,当骑手之前,他们各自背负外债。杨成早年开饭馆,后因经营不善,欠了外债。李慧君因女儿早产,妻子光住院就花费了6 万元,看病的钱全是借来的。周旭旭为讨媳妇,向亲戚朋友借了30 万元,也背负着一座债务大山。

杨成的一天从早晨6 点开始,打开平台软件,信息立马如潮水般涌来。他的手机大约两三秒就会响起一次,信息提示音就像是被拉响的警报,令人紧张且连绵不绝。杨成按照提示高速调动自己的双腿,不停地工作到夜里12 点。他每个月休假一天,但即使在休假时,他也不愿停歇。

停下来喝水也成为难事,口渴时他只能忍着,忙完一个高峰期,再往嘴里灌一瓶水。为了午休,许多骑手会把优质订单拱手让出,以换得在商场楼梯间的地板上休息15 分钟的机会。

进入杨成的生活后,杨一凡想起自己跑突发新闻的时光,也因此能理解,杨成平时的安静与工作导致的体力透支有关。沉重的疲倦落在身体上,主要表现就是话少,因为再也匀不出一点精力给社交了。

杨一凡与骑手沟通

当记者的那10 年里,杨一凡很少睡整觉,甚至在深夜3 点,他会醒来查看群消息,看是否有突发新闻。

2017 年是他坚持做记者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杨一凡一个接一个地赶赴突发新闻现场。他步履不停,疲于奔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明显话少了,很少再向他人敞开心扉。淤积在内心的负面情绪导致抑郁,他每日徘徊在失眠、低落和自我怀疑中。

为了自救,杨一凡曾强迫自己建立心灵屏障,避免对新闻事件投入过多感情。但每每想到自己面对悲剧时,表现出的却是事不关己的态度,他又为自己的冷漠感到愧疚。

2018 年,处在抑郁症爆发边缘的杨一凡辞职,跟随妻子去往瑞士温特图尔的乡村暂居。他和妻子租住在一间老屋里,不远处是枫树林,平日里,杨一凡就坐在门前的草坪上,看邻居养的牛和羊驼来来往往。

等再度回到国内,杨一凡成了一名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小家庭的日常开支主要靠在医疗行业工作的妻子。后来,一位曾在外卖平台做公关的前同事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拍摄骑手的故事。出于谋生的目的和对骑手生活的好奇,他接下了拍摄杨成的项目。

拍摄的日子里,杨一凡发现,杨成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形成了某种映射。杨成休假回老家,他跟着去了。那里是甘肃天水庞家山村,一个与现代都市完全无关的地方,但如同瑞士之于杨一凡,杨成在庞家山村获得了真正的滋养。

回家后的杨成,话多了起来。他乐于在家务中打转,兴冲冲地跑去山上摘苹果、劈柴,在熏黑的炉灶前烧火做饭。闲下来,杨成喜欢去山里遛弯。去山里跟拍那天,恰巧下雨,山路湿滑,杨成如履平地般大步走在前头,杨一凡狼狈地摔倒在泥里。

那天是中秋节,亲戚们聚在一起,杨成下厨做了一大桌菜。席间母亲担心他的安全,叮嘱他骑车一定要多注意,杨成点头听着,一边给母亲夹菜。晚饭过后,杨一凡在祠堂前溜达,撞见了在里屋跟妹妹聊天的杨成。

他惊讶地发现,与妹妹聊天时,杨成脸上浮现出在北京从未展露过的笑容。他没来得及拿起相机抓拍,但在脑海中留住了这个画面。

中秋假期转眼过去,一行人踏上回京的旅程。返程的火车上,杨成没有说话,杨一凡摸不清这个27 岁年轻人的情绪。

火车摇摇晃晃地行驶了17 个小时,大家再度回到北京。

到了北京,杨成在出租屋里草草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变成一台奔跑的机器。在老家展露出来的笑容、自由与松弛消失了,他用劳碌冲淡无法在大城市扎根的焦虑。

被遮蔽的委屈

当拍摄的骑手足够多,杨一凡开始重新思考纪实摄影的意义。他抛弃原先那种冷冷旁观的视角,开始以平等友善的视角介入其中。

2020 年3 月,在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富人区里,杨一凡遇到了骑手常玉鹏。这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脸胖嘟嘟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在摄影美术馆旁边的饭馆里,杨一凡像往常一样,准备用几个常规问题打开话匣子。他问:“你现在当骑手开不开心?”常玉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个孩子太孤独了。”杨一凡回忆,常玉鹏常年被家里催婚,但奔忙的骑手工作,让他无暇结交任何朋友,更别提找对象了。杨一凡懂得这种在大城市里只身拼搏的孤独感,在充满共情的攀谈中,两个人像对方夏天里的驱蚊水,给彼此送去了一丝清凉的慰藉。

杨一凡看见了越来越多骑手的委屈。尤其是最近两年,物价上涨,平台系统迭代,骑手们的付出比以往更多,回报却大不如前。而有些时候,消费者还会把情绪发泄到骑手身上。

2020 年12 月,跟拍哈尔滨女骑手张六一时,杨一凡见证了歧视的样貌。这天张六一着急忙慌地爬楼,跑过黑漆漆的走廊,敲响收件人家门时,订单依旧超时了。一个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接过外卖,厉声数落起张六一。张六一连忙道歉,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到把她骂哭才罢休。

骑手的很多委屈无法言说。美团2019 年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骑手中有1%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高学历骑手群体正在扩大。杨一凡试图拍摄一名有大学学历的骑手,但收到的20 余条回复中,没有真正的大学生。他有些失落,但转念一想,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自己如果是大学生,可能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当骑手。

兜兜转转,杨一凡愈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庆幸自己能将视角下沉,发现被遮蔽的群体。骑手们生活在城市的“凹槽”里,杨一凡把自己形容为一条鱼,穿行在凹槽之间,记录城市中极有生命力的这一群人。

不论是摄影还是送外卖,都要求一个人很勤快,一单接一单的体力或智力输出,并非每个人都能吃得消。做骑手又必须是聪明的,需要对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区的属性都有高度了解,需要处理好与保安、物业人员的关系,才能让送单工作变得高效、顺畅。

杨一凡认为自己与骑手的命运真正建立连接,是在一次普通的拍摄中。这天,一名骑手正准备从商场正门进入送餐,却被保安拦下,对方告知骑手只能走侧门。骑手不服,认为这是歧视,与保安争执起来。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打在杨一凡脸上,他站在那个以奢华著称的商场里,本能地举起手机,打算记录外面正在升温的争吵。忽然,他手臂酸疼,有人用力揪住了他的胳膊,这不是善意的身体接触。

“你在拍什么?赶紧删掉!”一个商场的保安靠近他,厉声说道。

杨一凡坚持不删,保安跟他推搡起来,一场肢体冲突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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