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们活成了一双腿

外卖骑手嵌在城市里，能被看见的似乎只有一双腿，他们的完整人生却少有人问津。纪实摄影师杨一凡决定把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随着视角下沉和深入，骑手们的苦乐，也令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命运。

没中奖的彩票

杨一凡抵达朝阳区边缘那片城中村时，刚刚早上7点。

骑手们住在一个平房私搭的二楼，屋外潦草地糊着水泥，只有一条简易钢梯通往家门。拍摄持续到晚上，杨一凡加入了骑手们的饭局。

那天是星期日，双色球开奖的日子。晚上9 点15 分，二手电视机屏幕上的塑料球开始滚动，围坐着的骑手们放下碗筷，齐刷刷地从衣服里摸出彩票。

许多骑手有买彩票的习惯。有人会在特定的日子买彩票，有人一直坚持买同一组数字，“万一一夜暴富了呢”是最常听到的理由。

在大城市漂泊的人，大多有一颗与大城市适配的野心。对骑手们来说，能实现野心的途径不多，买彩票算是其中一种。

也有人务实一些。有骑手条分缕析地讲述自己在北京买房的规划，那认真的神情，让镜头后的杨一凡想起了初出茅庐的自己。那时他也和眼前的骑手一样，有着宏大的野心。骑手们想要中彩票，或扎根大城市，杨一凡的野心是获得荷赛奖，那是新闻摄影界的最高奖项。

这些野心都经不起细看。买彩票的骑手没人中奖，反而多数身负巨债，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在大城市挣扎，需要“玩命”，才能挣到钱。

骑手们飞奔得越来越快，逐渐只剩一双腿。

不久前，杨一凡跟丢过一个骑手，对方无视红灯，那辆廉价的电动车在马路中间逆行、过弯，甚至漂移，速度超越了道路上的其他车辆。

把生命安全和记录者甩在身后，骑手追寻的希望却如此渺茫，犹如杨一凡已经不再去想的荷赛奖。他在2018 年告别从事10 年的新闻业，创立了自己的非虚构影像厂牌。受疫情影响，公司很快发不出工资，团队解散。这之后，他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经常头晕，有时感到天旋地转、眼冒金星。

拍摄外卖骑手成了一种寄托。

异乡人

杨一凡试图将骑手们还原成一个个生活连贯、完整的人。

2018 年至今，他已经拍摄了近60 名骑手，地点从北京的城中村到贵州的山区，再到河北、广东、湖北、山西、四川等地。他的目标是拍摄100人，把他们的肖像放进美术馆展览。让蓝衣服、黄衣服之下具体的人被看见，也让观者由此反观自身。

“望京三兄弟”是杨一凡在拍摄初期投入最深的项目。2019 年9 月，他来到北京东北六环的望京来广营区域，在骑手聚集区东辛店村寻找采访对象，他看到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正趴在破旧居民楼的外墙上，为自己的电瓶车充电。他叫杨成，甘肃天水人，杨一凡被他带到自己的出租屋内。杨一凡形容，那是一间“没有信仰的人待不住”的房间，不到15 平方米的空间里塞了两张双人床，同住的4 个人各占床铺的一半。桌上地上到处是水瓶和烟头，墙上只有一扇窗户，因为纱窗常年无人清洗，已经黢黑得看不见外面的景象。

杨成话少，有着与27 岁的年纪不相符的老成。到北京当骑手不久，他又喊来老家的兄弟李慧君和周旭旭。奔忙与吃苦，并不能立刻改变三兄弟的命运，当骑手之前，他们各自背负外债。杨成早年开饭馆，后因经营不善，欠了外债。李慧君因女儿早产，妻子光住院就花费了6 万元，看病的钱全是借来的。周旭旭为讨媳妇，向亲戚朋友借了30 万元，也背负着一座债务大山。

杨成的一天从早晨6 点开始，打开平台软件，信息立马如潮水般涌来。他的手机大约两三秒就会响起一次，信息提示音就像是被拉响的警报，令人紧张且连绵不绝。杨成按照提示高速调动自己的双腿，不停地工作到夜里12 点。他每个月休假一天，但即使在休假时，他也不愿停歇。

停下来喝水也成为难事，口渴时他只能忍着，忙完一个高峰期，再往嘴里灌一瓶水。为了午休，许多骑手会把优质订单拱手让出，以换得在商场楼梯间的地板上休息15 分钟的机会。

进入杨成的生活后，杨一凡想起自己跑突发新闻的时光，也因此能理解，杨成平时的安静与工作导致的体力透支有关。沉重的疲倦落在身体上，主要表现就是话少，因为再也匀不出一点精力给社交了。

杨一凡与骑手沟通

当记者的那10 年里，杨一凡很少睡整觉，甚至在深夜3 点，他会醒来查看群消息，看是否有突发新闻。

2017 年是他坚持做记者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杨一凡一个接一个地赶赴突发新闻现场。他步履不停，疲于奔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明显话少了，很少再向他人敞开心扉。淤积在内心的负面情绪导致抑郁，他每日徘徊在失眠、低落和自我怀疑中。

为了自救，杨一凡曾强迫自己建立心灵屏障，避免对新闻事件投入过多感情。但每每想到自己面对悲剧时，表现出的却是事不关己的态度，他又为自己的冷漠感到愧疚。

2018 年，处在抑郁症爆发边缘的杨一凡辞职，跟随妻子去往瑞士温特图尔的乡村暂居。他和妻子租住在一间老屋里，不远处是枫树林，平日里，杨一凡就坐在门前的草坪上，看邻居养的牛和羊驼来来往往。

等再度回到国内，杨一凡成了一名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小家庭的日常开支主要靠在医疗行业工作的妻子。后来，一位曾在外卖平台做公关的前同事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拍摄骑手的故事。出于谋生的目的和对骑手生活的好奇，他接下了拍摄杨成的项目。

拍摄的日子里，杨一凡发现，杨成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形成了某种映射。杨成休假回老家，他跟着去了。那里是甘肃天水庞家山村，一个与现代都市完全无关的地方，但如同瑞士之于杨一凡，杨成在庞家山村获得了真正的滋养。

回家后的杨成，话多了起来。他乐于在家务中打转，兴冲冲地跑去山上摘苹果、劈柴，在熏黑的炉灶前烧火做饭。闲下来，杨成喜欢去山里遛弯。去山里跟拍那天，恰巧下雨，山路湿滑，杨成如履平地般大步走在前头，杨一凡狼狈地摔倒在泥里。

那天是中秋节，亲戚们聚在一起，杨成下厨做了一大桌菜。席间母亲担心他的安全，叮嘱他骑车一定要多注意，杨成点头听着，一边给母亲夹菜。晚饭过后，杨一凡在祠堂前溜达，撞见了在里屋跟妹妹聊天的杨成。

他惊讶地发现，与妹妹聊天时，杨成脸上浮现出在北京从未展露过的笑容。他没来得及拿起相机抓拍，但在脑海中留住了这个画面。

中秋假期转眼过去，一行人踏上回京的旅程。返程的火车上，杨成没有说话，杨一凡摸不清这个27 岁年轻人的情绪。

火车摇摇晃晃地行驶了17 个小时，大家再度回到北京。

到了北京，杨成在出租屋里草草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变成一台奔跑的机器。在老家展露出来的笑容、自由与松弛消失了，他用劳碌冲淡无法在大城市扎根的焦虑。

被遮蔽的委屈

当拍摄的骑手足够多，杨一凡开始重新思考纪实摄影的意义。他抛弃原先那种冷冷旁观的视角，开始以平等友善的视角介入其中。

2020 年3 月，在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富人区里，杨一凡遇到了骑手常玉鹏。这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脸胖嘟嘟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在摄影美术馆旁边的饭馆里，杨一凡像往常一样，准备用几个常规问题打开话匣子。他问：“你现在当骑手开不开心？”常玉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个孩子太孤独了。”杨一凡回忆，常玉鹏常年被家里催婚，但奔忙的骑手工作，让他无暇结交任何朋友，更别提找对象了。杨一凡懂得这种在大城市里只身拼搏的孤独感，在充满共情的攀谈中，两个人像对方夏天里的驱蚊水，给彼此送去了一丝清凉的慰藉。

杨一凡看见了越来越多骑手的委屈。尤其是最近两年，物价上涨，平台系统迭代，骑手们的付出比以往更多，回报却大不如前。而有些时候，消费者还会把情绪发泄到骑手身上。

2020 年12 月，跟拍哈尔滨女骑手张六一时，杨一凡见证了歧视的样貌。这天张六一着急忙慌地爬楼，跑过黑漆漆的走廊，敲响收件人家门时，订单依旧超时了。一个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接过外卖，厉声数落起张六一。张六一连忙道歉，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到把她骂哭才罢休。

骑手的很多委屈无法言说。美团2019 年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骑手中有1%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高学历骑手群体正在扩大。杨一凡试图拍摄一名有大学学历的骑手，但收到的20 余条回复中，没有真正的大学生。他有些失落，但转念一想，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自己如果是大学生，可能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当骑手。

兜兜转转，杨一凡愈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庆幸自己能将视角下沉，发现被遮蔽的群体。骑手们生活在城市的“凹槽”里，杨一凡把自己形容为一条鱼，穿行在凹槽之间，记录城市中极有生命力的这一群人。

不论是摄影还是送外卖，都要求一个人很勤快，一单接一单的体力或智力输出，并非每个人都能吃得消。做骑手又必须是聪明的，需要对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区的属性都有高度了解，需要处理好与保安、物业人员的关系，才能让送单工作变得高效、顺畅。

杨一凡认为自己与骑手的命运真正建立连接，是在一次普通的拍摄中。这天，一名骑手正准备从商场正门进入送餐，却被保安拦下，对方告知骑手只能走侧门。骑手不服，认为这是歧视，与保安争执起来。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打在杨一凡脸上，他站在那个以奢华著称的商场里，本能地举起手机，打算记录外面正在升温的争吵。忽然，他手臂酸疼，有人用力揪住了他的胳膊，这不是善意的身体接触。

“你在拍什么？赶紧删掉！”一个商场的保安靠近他，厉声说道。

杨一凡坚持不删，保安跟他推搡起来，一场肢体冲突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