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忘却与不能忘却之间

都江堰的江水在水草和雾气的夹击间奔流，既像逃亡，又像追逐。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传来，像一句沉重的咒语：“你的生命来之不易，是你姐姐用命换来的，你要珍惜。”

这是纪录片《两个星球》的开场。镜头切换，一个正在游泳的男孩出现。凫水的声音和水咕噜噜涌动的声音响起，悠闲而富有意境。但水波下逐渐浮起男孩姐姐的照片，骤然间，地震的声响势不可当地穿透进来，前一秒的风平浪静被熟悉而遥远的“天崩地裂”打破了。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但对于纪录片主人公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而言，这种“天崩地裂”的声响却一直在耳边盘旋。那一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祝星雨。

《两个星球》的导演范俭是在2009年接触到祝俊生夫妇的。地震过后，范俭得知许多家庭正在经历心理创伤，循此找到了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该团队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范俭发现，这些母亲正在虔诚地准备做同样一件事——再生个孩子，而且“当地有几百个家庭都在做这件事”。

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8000户，这意味着，许多夫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同时，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绿色通道”。范俭在都江堰看到的这群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孕的。

但是，这些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动机很复杂”，范俭说：“不只为生育，而是期盼生命的回归，这不是一般的生育行为。”

范俭将镜头对准3个家庭，拍摄了反映震后失独家庭的纪录片《活着》，祝家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家庭，范俭一跟拍就是13年。

新生命安慰了他们，却没能彻底治愈

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也是一种集体伤痛，失去孩子的父母，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医院里，祝家夫妇碰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家庭。地震来临时，游家的女儿正上初三，比起喜欢说教的妈妈，她和爸爸关系更亲密。女儿班里有4个名字中有“雨”的女娃——“王雨、王小雨、何雨，我们家的游雨”，那一年，班里4个“雨”全没了。

那些连同女儿一起消失的孩子的姓名，夫妻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女儿去世后，他们将因超生躲避罚款而寄养在亲戚家的小女儿游小冉接回家。在医院拍摄祝家的素材时，范俭偶然和游爸、游妈结识，他没有想到的是，游家后来成为他拍摄《两个星球》时得以喘息的温情空间。

2011年，备孕屡屡失败的叶红梅自然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守着婴儿床，祝俊生的表情说不上开怀，在《两个星球》里，他眉头皱起，双唇紧抿。倚在医院的墙上，他吸了一支烟，忧愁地想着：我们70岁时，他才23岁。新到来的男孩川川，似乎没给祝俊生带来更多生命的喜悦——要是生的是一个女儿，那就意味着祝星雨回来了。

拍摄《两个星球》时，已经是2017年。范俭拜访了迎来新生命的祝俊生一家。但祝家内部，尤其是父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他吃惊——川川的到来安慰了他们，但没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治愈他们。

叶红梅会习惯性地拿出相册，给儿子展示女儿的成长历程：“这是你姐姐的学校。”“我都说了，这是你姐姐，你怎么又认成了你自己？”男孩川川对陌生的姐姐和不曾拥有的记忆感到疲倦，他更愿意从众多的相片中寻找自己，手指在相册间兴奋地划过：“我！”“我！”“我！”

祝俊生晚上回家后，叶红梅要他带儿子去欢乐谷玩，一开始他拿门票贵来做掩护，说着说着，那个名字终于又跑了出来：“有啥陪的必要？祝星雨我们没陪也就长大了！”“就是因为那个没陪，所以这个才要陪……”叶红梅欲言又止。川川一句话都没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奥特曼和怪兽，表情似乎没有变化。

类似的情景在《两个星球》里随处可见。川川坐在沙发上看书，祝父会冷不丁来上一句“你好悠闲嘛”;要是川川咳嗽几声，“咳啥子”的诘问就会紧随其后;擦鼻涕的时候，祝父又嫌川川扯的卫生纸多，斥责他“至少浪费了三四元钱”。夜里躺在床上，川川一直吸溜鼻子，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太压抑，范俭经常拍着拍着就跑到游家，“那里温暖”。

在祝家，大女儿的照片被大方地摆放在客厅，任谁进来都能一眼看到。这个家里，“姐姐”是能提的，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新生命一起出现。在游家，奶奶却把游雨的照片都收起来。地震那天，游雨原本不想去补习班，是奶奶催着她去的。自此，这个老人的脑海里一直储存着一场陡然倾泻的大雨，“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的雨，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天亮”。

两个家庭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迎接新的生活。

两个星球的人们

关于地震和逝者的记忆似乎无孔不入。但新生命和那些记忆的关系，更多的是难以理解。拍摄时，范俭眼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堆孩子没法理解的事情硬塞过去，“从表情看，他们非常茫然，这是大人们讲述前尘往事时孩子最多的反应”。

去都江堰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扫墓时，墓地里到处是风车、浓烟、鲜花和哭着抱成一团的遇难者家属，川川站在其间，有点茫然。墓地间跑着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他们身上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一个震后的故事，一个关于“不理解”的故事。范俭那天扛着机器跟他们去了墓地，他看见川川游离在现场之外，“他不属于那儿，或者，他被动地属于那儿”。

“所以，他们是两个星球。”范俭说。

一开始，范俭跟孩子们做常规采访，他问一个8岁的女孩会不会想念姐姐，她犹豫了：“我不会想念姐姐，但是我会想起姐姐。”范俭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诚实的回答。

拍摄时，范俭想了一些办法，让观众有机会看到孩子们对地震之外的一些事情的反应和表达，努力向他们的星球走近一点。范俭将一部闲置的手机交给游小冉，她后来用这部手机拍摄了一大堆浪漫的东西——屋顶的野猫、月食、草丛、天空。范俭将她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剪进了片子的后半程，用那些她捕捉到的、感兴趣的视角补充了她沉默时的无数个瞬间。“她拍到的是很美也很浪漫的一个世界，拍的时候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是她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范俭的方法奏效了，虽然两个星球因为“地震”这条线索才产生了联系，但在地震之外，另一个星球自身的面目也清晰、完整起来。

“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范俭提到，比起在镜头前苛刻严厉但没打过孩子的祝父，叶红梅才是让川川更怕的那个人，她的脾气一上来就特别凶悍。

在《两个星球》的后一个小时，范俭不再赘述祝家和游家以地震为锚点衍生的具体细节，而是呈现了琐碎的、散文式的内容，他将其称为“还原生活本身的质感”。比如祝父在阳台上眺望，外面是连绵不断的雨，都江堰的江流织成了祝星雨的影像。这似乎超出了纪录片的范畴，意在艺术性地建构互文。

在纪录片的后20分钟，团队用了超现实的创作手法。他们安排了一大段黑白画面，让去世的游家爷爷突然出现在当下的家庭场景里，将生死异境的两拨人黏合进同一个画面，两种日常看似平行又重合，只是爷爷那部分的画面是彩色的，活着的人是黑白的。

“我们努力让观众进入一个‘逝者’的视角。逝者视角在家庭里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想建立一种逝者的存在感。透过那样一个场景，你会感觉逝去的爷爷好像在用他的逝者视角注视着这一家人吃火锅。”

在《两个星球》里，范俭和同事不想停留在关注失独家庭的现实层面，而是想从哲学层面和更宏观的时间概念上思考他们的经历。“他们希望时间能倒退回十几年前的那个点。在我看来，他们是想重新处理他们所经历的时间、记忆和关系。”

在《暴雨将至》这部电影中，牧师几次提到“时间不逝，圆圈不圆”这句话。《两个星球》也传达了这一点。“时间不会完全地消失或者线性地往前，那些消失的有可能会回流。轮回或循环并不见得是回到原点，可能是回到另外一个变量的点。”范俭说。

这种生命的循环多次出现在《两个星球》里。“叶红梅在深夜里握着儿子川川的手，但她总感觉像握着女儿的手，软软的。”

范俭认为，在那一刻，叶红梅回到了1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在那个夜晚，她正握着女儿的手。祝俊生则时常回忆起2008年5月12日和5月13日发生的一切，他的生命不停地跳回这个点。而在片子的后半程，祝家父子关系乍看好像变好了，祝俊生会陪儿子扔沙包、参加校运动会，但实际上并没有变好或变坏。“他们在不停地转圈，父子关系在不停地打转。新生命和老去的生命之间的力量不停变化，所以不能完全用叙事和写实的意义来简单地概括这个问题。”范俭说。

纪录片里，还有一个川川跟母亲坐旋转木马的镜头，看似写实，也是团队有意为之的隐喻。“他们的关系在旋转，父母起起伏伏的同时，孩子也在起起伏伏。”范俭说。

2021年7月31日，《两个星球》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公映，一个20岁的女孩特意从四川赶过来看这部片子。

她出生于2001年5月12日，这一天，也是她父亲去世的日子。家人告诉她，她的命是爸爸用他的命换来的。2008年，她到亲戚家过7岁生日，地震来临，亲戚不幸去世，她成了家族的罪人，连母亲也认为是她导致了家人的死亡。后来母亲组建新家庭，生了儿子，女孩在这个家庭里被彻底边缘化。这些年来，她一直活在负罪感里。

看到中间，她有点受不了，“想走，但还是想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处理家庭关系的。还好，我挺过来了”。临走时，范俭告诉她：“你没做错什么，更没有罪，希望你能走出来。”

巧的是，她的名字里，也有“雨”。

（虫儿飞摘自《新周刊》2021年第17期）